1.

他跑过空无一人的登机通道。

血淌进眼睛里，但现在没有时间了，他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继续往前跑。声控灯被他的脚步唤醒，一段一段地照亮仿佛没有尽头的走廊。玻璃幕墙外面是空旷的停机坪，一架客机从远处的跑道上起飞，信号灯在夜色中闪烁。凌晨一点，小雪，不影响起降。

耳机里传来轻微的电流噪音，“蔡斯探员？”

“这是蔡斯。”

“‘浮标’在B区，到达大厅。”

“我在路上。”

他撞开一扇写着“不得进入”的门，刺耳的警报响了起来，追着他跑过空荡荡的行李转盘和成排的手推车。租车柜台和咖啡店都已经打烊，一小撮疲惫的旅客在那里徘徊，有几个人盯着他沾满血迹的侧脸看，在他走近的时候匆忙躲开。

他终于看见了“浮标”，一米七六，灰色连帽衫，络腮胡，戴着细方框眼镜，像目击者描述的那样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他正在寻找什么，四下张望，目光落到蔡斯身上，停顿，不够一秒，“浮标”向自动门狂奔而去，蔡斯追了上去，粗暴地推开挡路的人。

“医生！”他用阿拉伯语叫道，“站住！”

如果这句话有任何效果的话，那就是对方跑得更快了。一群旅客从自动门里涌进来，“浮标”冲进人群里，消失不见。蔡斯咒骂起来，艰难地挤到门外。他的目标已经跑到黄线标记的候车区了，撞开一个准备登上计程车的人，钻进后排座位。蔡斯狂奔过去，拽开车门，把他拖了出来，按倒在水泥地上。

“你他妈在干什么？”他质问，把“浮标”的手臂扭到背后，人们驻足观看这场闹剧，“这不是我们说好的，你不能外出，直到——”

“太迟了。”

“什么？”

“你们撒谎了。”蔡斯突然意识到对方在抽泣，像个五岁男孩，整个身体都在发抖，“你们承诺会保护我的家人。”

“我们兑现了承诺。”

“我的萨尔玛在他们手上，我的女儿，他们给我寄了照片。”一阵哮喘般的喘气声，“‘你或者她，做个选择’。他们这么跟我说，我不得不这么做，不是我就是她，你明白吗？告诉萨尔玛，告诉她我很抱歉，我不是杀人犯，我从来都不是，我很抱歉。”

他彻底崩溃了，脸贴着水泥，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咽，像只受伤的动物。一种可怕的预感在脑海里浮现，蔡斯拉开背包拉链，露出里面虬结的电线和雷管，无线接收器上的二极管稳定地闪烁着红光。

蔡斯像被烫到一样跳起来，跑向航站楼，寻找掩护。这就像一个熟悉的噩梦，时间凝固成粘稠的半流质，他怎么跑也不够快。许多双眼睛看着他，带着一模一样的好奇、困惑和惊恐，“跑！”他听见自己大吼，“离开这里！”

火光和巨响吞没了一切，金属、灰泥和碎玻璃倾泻而下，一场滚烫的、尖锐的暴雨。

——

积水结冰了，薄而脆的一层，西斜的太阳正好令它们泛出湿润的金色光泽，枯枝投下的阴影铺满了荒芜的草地。莱昂移开目光，看向华盛顿冬季干燥的湛蓝天空。他站在一株瘦弱的栗树下，人群边缘，社交礼节所允许的最远距离。从这个角度是看不见墓碑的，但他很清楚上面写着什么，“米切尔·普利斯科特 1919-2006”，稍往下一些是太太的姓名，“莉莉安·普利斯科特 1921-2003”。莱昂把讲稿攥在手里，一小张纸，因为反复折起又展开，已经快要沿着折痕裂开了。他原本在担心悼词的结尾，考虑是不是要作出最后的修改，当一辆挂着弗吉尼亚牌照的黑色汽车驶入禁行区时，这个思绪就被打断了。

留意到那辆车的似乎只有他一个，其他人都专心致志地看着牧师，至少假装在这么做。两个人从车上下来，一个出示了证件，悄声和警卫说着什么，另一个径直向葬礼队伍走来。绝不是吊唁者，因为她穿着一件印着热气球的T恤，蓬松的棕发草草扎在脑后。年轻人快步跑过草地，拉上皮外套拉链，遮住那件不合时宜的衣服。

“克里斯滕先生，出了点小问题。”

“现在不是个好时候，莫娜。”

“我们在莫斯科的‘浮标’。”提及这个代号的时候，莫娜把声音压得更低了，莱昂不得不侧身靠近她，“打开了一个‘包裹’，就在机场里，二十分钟前。”

“死了？”

“考虑到‘包裹’就在他身上，这是个非常合理的推论，先生。”

“而蔡斯探员？”

“他在现场。”

在现场。没有明说是死了还是活着，莱昂看了一眼手表，“媒体知道了吗？”

“只知道爆炸的部分。”

“别让他们知道更多，假如有想象力特别丰富的记者打电话来，就说我们也在留意新闻，礼貌地请他们询问国务院。”

“俄罗斯大使已经往你的办公室打了三次电话。”

“哪一个办公室？”

“‘矿井’，先生。”

“他说的是‘我要和克里斯滕谈谈’，还是‘你最好立刻让克里斯滕接起电话’？”

“后者。”

“那我们最好不要让大使等着。”莱昂大步走向停在草坪边缘的汽车，把讲稿揉成一团，塞进衣袋里，“看在上帝份上，我从不擅长这玩意。”

——

莱昂·克里斯滕理论上的办公室在六楼，一个采光充足的舒适角落，摆着形同虚设的电话和一盏老式台灯。他实际的办公地点在地下二十公尺，普通地铁线路的深度。要到达这个地方，首先要找到一家开在僻静街道上的二手书店，玻璃橱窗里陈列着落满灰尘的诗集和贴着折价标签的建筑史教材。歪斜的木书架似乎随时会倒塌，一个面容疲惫的实习生守着柜台，因为没有生意，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电脑上玩在线纸牌游戏，不停地吃放在宽口碗里的薄荷糖。柜台后面的小门上层层叠叠地贴着音乐会和讲座的海报，门后面是狭窄的楼梯，在底部分岔，右边平台通往仓库，左边通往一扇没有标记的门，安装着和这家书店不太相称的生物识别电子锁，先在这里扫描虹膜和指纹，到电梯里再输入一个8位密码，这个棺材大小的铁箱才会运转，把访客送下“矿井”。

就如它的代号所暗示的那样，“矿井”是个乏善可陈的密闭空间，墙壁没有处理过，都是光秃秃的水泥，通风系统一刻不停地发出噪音。裸露的承重钢柱被用作公告板，粘满了花花绿绿的便利贴。东侧墙边的工作台属于他们的数据矿工，两年前结束在“农场”的训练之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只有莱昂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其他人都简单地称呼他“伯尼”，伯尼面前有六七个屏幕，调到不同的新闻台，此刻都在播送一模一样的内容：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

“水温怎么样？”

“像熔岩一样烫，酋长。”伯尼摘下耳机，把它挂在脖子上，“恐怕我们彻底和蔡斯失联了，我在监控入院记录，但目前留医的二十三个伤者里还没有符合描述的。他最后的已知坐标在爆炸现场。”

莱昂交抱起手臂，看着屏幕上从不同角度拍摄的航站楼，莫娜站在他身后，像个影子，“没有监控录像？”

伯尼摇摇头，“暂时拿不到，至少没办法在俄国人不察觉的情况下这么做。”

左上方的屏幕在重播爆炸过后的狼藉，那种晃动不停的手机录像，灯光昏暗，瓦砾里的血迹看起来是黑色的。莱昂注视着荧屏，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伯尼推了推眼镜，等待着。

“召回‘海钓’项目的人。”

莫娜和伯尼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前者首先开口，“全部吗，先生？”

“全部，外勤，分析员，工程师，所有人。”

伯尼踢了一下桌子，滑到工作台另一端，转椅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喀啦作响，他戴上耳机，重新开始敲键盘。莱昂走进他的私人办公室，锁上门，放下百叶窗，拿起电话。这间隔音室是“矿井”的心脏，三个文件柜里塞满了“海钓”项目的档案，莱昂坚持这么做，拒绝电子化这些资料，不管在项目委员会里受到怎样的嘲弄也不为所动。墙上挂着一张镶在木框里的苏联征兵海报，那是他九十年代中离开捷克时使馆雇员们送给他的，乱糟糟地签着十二三个名字，附带简短的祝福语；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现在变成了时代遗物。拨号音响起的时候他就盯着这张海报，思忖着自己上一次和俄罗斯外交人员接触是什么时候。

轻微的咔嗒声，电话接通。莱昂揉了揉鼻梁，收回目光，看着自己的手背。“大使阁下！”他用俄语说，换上了一种连他自己也十分厌恶的欢快口吻，“这是克里斯滕，我能占用你几分钟吗？”

——

蔡斯缓慢地恢复知觉。

警笛持续不断地鸣叫，有人在哭喊着什么，也许是一个名字。无线电对讲机发出沙沙的杂音，空气闻起来像烟尘和燃烧的塑料。他只剩下两个感觉，冷和疼痛，光线在他眼前跳动，混成模糊的一团。脚步声，碎玻璃被踩得喀喀作响，一双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检查了他的脉搏，笔形电筒照进他的眼睛里，左边，右边，除了眩目的白光，他什么也看不见。

蔡斯试图爬起来，但没有一块肌肉愿意响应。两双手把他抬上了担架，接下来的一段路漆黑而漫长，他只记得雪粒落在脸上，冷风刮来柴油和松树的气味，自始至终没有人交谈，好像他们都约好了绝不在他面前说话似的。担架震动了一下，他被抬上一辆车，也许是救护车，也许是漆成白色以便掩人耳目的厢式货车，联邦安全局和中情局一样喜欢用这种车进行绑架；这时候他才第一次听见这些人开口说话，用的是俄语，他不会俄语。氧气面罩盖到他脸上，蔡斯挣扎起来，在车里引起了一阵慌乱，好几双手按住他，针头刺进他的手臂里。

蔡斯在车厢门关上之前就失去了意识。

——

莱昂打开门。

他的两个下属停止交谈，转过头来看着他，伯尼神经质地推了推事实上并没有下滑的眼镜，莫娜在军队里养成的习惯又出现了，挺直背，双手放到腰后。两人背后那一排屏幕不再显示新闻，换成了地图和时钟。

“和东欧站保持联系，确保我们的人安全回来。”他对伯尼说，然后转向莫娜，“留在这里，等我的指令，也许你需要到兰利去一趟，也许不需要，让我们祈祷不需要。”

“你呢，先生？”

“我会坐最早出发的一班飞机去莫斯科，去兑现一个人情。”

2.

蔡斯再次醒来的时候一度以为自己还在旅馆里。

旅馆是后勤组选定的安全屋，一个低调的小地方，藏在莫斯科市区灰暗的巷子里，不算糟糕，也说不上非常舒适。“浮标”一个星期前给他打了一个不安的电话，声称“地下室里的白蚁已经失控”，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意思是他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这位代号“浮标”的巴沙姆·本·卡拉德·奥马尔医生是中情局在阿拉伯半岛的重要线人，他经营的医疗仪器公司与散落在叙利亚、也门、约旦和阿富汗的军阀有牵连，他多次被指控洗钱，最后都不了了之。中情局像只疑心重重的母狼一样保护着他，不仅防备着沙特阿拉伯，也防备着北约盟友，因为整个“海钓”项目几乎都建立在“浮标”提供的情报上。接到电话之后半小时，蔡斯开着一辆除虫公司的小货车把医生从家里接走，藏到旅馆里。等后勤组亮起绿灯，他们会马上出发去阿姆斯特丹，再从那里飞往纽约。医生和他九岁的女儿会得到新身份，去一个安静的偏远角落重新开始。

至少计划是这样的。

他目前所在的房间只亮着一盏暗淡的吊灯，灯泡沾满污渍，因此光线里混着奇形怪状的阴影。他的左手被铐在床架上，已经麻木了。他拽了拽手铐，金属和金属互相碰撞，当哐作响。他的头痛得像是要裂成参差不齐的两半，蔡斯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后脑，触到了厚厚的绷带。外套搭在床头柜上，沾满灰尘和血迹，蔡斯迅速把口袋搜索了一遍，护照和车钥匙都不见了。

墙上的摄像头盯着他，像只不怀好意的独眼，一眨不眨。

锁咔嗒一响，门打开了，走廊的光线像刀一样切开了房间里的昏暗。进来的两个人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西服，像是要参加葬礼。稍矮一些的那个径直走到床边，打开了手铐，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指着门。

蔡斯没有抗议，顺从地走出门外。这两个人看起来没有带武器，但他不能确定。走廊被日光灯照得惨白，没有窗，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排气扇嗡嗡作响。押送者一左一右走在他旁边，紧抓着他的手臂，几乎拖着他往前走。走廊尽头是一扇打开的门，他们把蔡斯推进去，按在一张冷冰冰的铁椅上，锁上门。

审讯室里安装着单向玻璃，旁边有另一扇更小一些的门。玻璃漆黑而平滑，蔡斯打量着自己在上面的映像，为了清理创口，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大块，看起来很可笑。就在他抬手去碰眼眶下方的伤口时，那扇小门打开了，审讯官走了进来，有那么几秒钟蔡斯以为这还是刚才把他押进来的那两个人，因为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西服外套。他们在桌子对面落座，左手边那个人冲蔡斯笑了笑，仿佛他是个殷勤的保险经纪，而蔡斯是个倒霉的顾客。

“我们想问几个小问题。”保险经纪说，并没有自我介绍，他的口音并不明显，像柏油路面上的小小起伏，他把一个透明证物袋推到蔡斯面前，里面是他的护照、钱包和车钥匙，“旁边这位是我的记录员，不说话，只做笔记，你介意吗，米勒先生？”

这是他目前在用的工作名，詹姆斯·米勒，护照上也是同样的名字，也许他们确实不知道他的身份，也许只是在演戏，等他露出破绽。蔡斯决定冒险，“你们是谁？”

对方审视着他，交握起双手，“‘有关当局’，米勒先生。”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

“只是问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来莫斯科？”

“度假，别指望我会来第二次。”

“你和巴沙姆·本·卡拉德·奥马尔医生的关系是什么？”

“那是个名字吗？”

记录员飞快地写着什么。

“请回答问题，米勒先生。”

“从没听说过这人。”

“你今晚为什么去机场？”

蔡斯开始扮演愤怒的游客，拒绝被审问，要求见律师，要求联络大使馆，要求他们出示这样和那样的文件，声称他们无权拘留外国公民。审讯官一言不发，任由他表演独角戏，记录员埋头做速记，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等蔡斯再也想不出新的台词，他们站起来，礼貌地感谢他的配合，离开了审讯室。

然后是漫长的等待。

他又被带回那个昏暗的房间，铐到床架上。就像回到了“农场”的训练室，只是少了冲他大吼大叫的教官。他躺在那里，看着污渍斑斑的吊灯，告诉萨尔玛我不是个杀人犯，他还能听见“浮标”的声音，像录音一样清楚，告诉她我很抱歉。蔡斯挪动了一下，坐起来，以便减轻左手腕的压力。“浮标”的身份和行踪被泄露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炸弹是明显不过的报复，一个警告信号，有人想给他们一个教训。

他睡着了一小会，又被开门声惊醒。早前押送他去审讯室的人送来了食物，没加盐的马铃薯泥、一片面包和一杯清水。他只喝了水，没有碰其他东西。门重新锁上了，他觉得疲惫不堪，但不想躺下，脑后的伤口痛得像是捅进了一把带锯齿的手术刀。

第二次审讯换了个地方，在一个更小的房间里，切割成正方形的单向玻璃像个幽暗的井口。他进去的时候审讯官已经在里面了，不再是保险经纪，而是一个穿着灰色套装的女人，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浅色头发扎成一个紧紧的发髻。

“蔡斯先生。”她开口。

见鬼，他想，没有作声。

“是的，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她打量着蔡斯，回答了他没有问的问题，“但孩子们坚持要先让你表演，出于礼貌，我想。方便起见，你可以叫我玛塔，来自对外情报局。”

蔡斯盯着她，保持沉默。

“我花了点时间看你的档案，十分令人着迷。”玛塔接着说，“莱恩·乔纳森·蔡斯，在科威特大使馆待了一年，然后是伊朗，都是贸易代表，虽然你没有任何相关学历，事实上你甚至没有读完大学，不是吗？”

“我不知道，你才是看过档案的人。”

“是什么把你吸引到莫斯科，蔡斯先生？”

“历史遗迹和美妙的天气。”

“又或者是‘海钓’项目？”

他的惊讶想必很明显，因为玛塔冲他露出宽容的微笑，就像人们看见特别小的宠物狗在结冰的路面上滑倒时那样，虽然蔡斯有一米八九，可以单手把她拎起来。“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时常忘记俄罗斯也是‘海钓’项目的创立者，与其说忘记，不如说不知道。我能想象克里斯滕给你灌输了什么想法，让你觉得‘海钓’是中情局和政府通讯总局的爱情结晶。”她摇摇头，“我们和中情局合作的时候，这个项目已经面临裁撤——那是九十年代末，蔡斯先生，阿拉伯半岛的情报不及巴尔干半岛的值钱，直到基地组织出现，一夜之间，”玛塔打了个响指，“资金，人员，豁免权，一整套从白宫送来的礼物。‘不需要我们的俄罗斯朋友了，把他们挤出去，让路给英国人和法国人’。”

蔡斯耸耸肩，“我深表同情。”

“应该是我表示同情，有人在你们鼻子底下把奥马尔医生炸成碎片，如果这不是情报泄漏，我不知道什么才是了。”玛塔摊开双手，蔡斯留意到她没有戴任何首饰，“也许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在哪里，也许我们乐意和中情局做个交易。”

“也许你们就是这个缺口。”

“我也希望我们是，蔡斯先生。”

蔡斯还想说些什么，被敲门声打断了。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人走进来，弯腰在玛塔耳边说了几句话，她站起来，大步走了出去。

门砰然关上。

“棒极了。”蔡斯大声对空荡荡的审讯室抱怨，“我非常喜欢你们的待客之道。”

没有任何回应，墙上的摄像头平静地看着他。蔡斯想象着这是反审讯训练的一部分，只要他露出哪怕一点点不耐烦，“疯狗”戴维斯教官就会把他踢出“农场”，他下半辈子就只能在巴尔的摩某个尘土飞扬的加油站里打工，最后死于酗酒。

他猜想自己等了三小时，也许四小时。门再次打开时，进来的是个中年男人，穿着皱巴巴的条纹衬衫，外套搭在手臂上。蔡斯瞪着他，半张开嘴。

“闭上嘴。”莱昂·克里斯滕简洁地说，“起来，我们该走了。”

——

“炸弹在他的背包里。”两个小时后，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地下室里，蔡斯开口。

“大半个有互联网连接的世界都已经知道了，谢谢。”莱昂没有抬头，专心致志地读一份仿佛没有结尾的俄语报告，“你知道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想什么吗？”

“不知道，酋长。”

“‘我应该继续当个发报员的’。”

蔡斯笑了笑，纯粹是出于礼貌，“玛塔说有人走漏了风声。”

“她不叫玛塔。她的名字是柳德米拉，玛塔是她在捷克时的工作名。你应该感谢上帝，我来得很及时，她还没来得及把你撕成碎片。”莱昂摘下眼镜，把报告放到一边，“我们的渔网里确实有个缺口，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早就察觉到这个可疑的来源，他们愿意提供所有资料。”

“价码是？”

“‘浮标’，可惜这只下金蛋的鹅已经死了，他们想预订下一只鹅。”

“她是个邪恶的魔——”

“我们以前订过婚。”莱昂说，自然而然，像是在谈论天气，“恐怕我不能给你病假，莱恩，技术人员筛查出的IP地址在巴黎，我需要你去看一眼。嫌疑人的名字是阿德里安·康韦尔，伯尼迟些会给你资料。”

“你们订过婚？”

“出去，蔡斯探员。”

3.

阿德里安从普雷耶十字路站出来的时候，雨已经下了一段时间了，台阶被踩得湿漉漉的。一个匆忙赶地铁的旅客撞了他一下，差点把他推下楼梯，没有道歉。阿德里安徒劳地瞪着那人的背影看了一会，拉起连帽衫的帽子，走进雨里。

他正在经历糟糕的一天。支票今早被退回了，交房租的支票，他的账户状态从长年干旱正式变成了负值，原本指望上周收齐的尾款迟迟未到，也许再也不会到了。他第一次动起了挪用末日基金的念头，那是他离开伦敦前存下的一小笔钱，但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有道理的，现在还不算末日。也许母亲会愿意接济，但母亲一直以为他在这里当电气工程师，对他赖以谋生的违法勾当毫不知情，阿德里安不确定该编造一个怎样的理由。

他走过高墙环绕的仓库和低矮的独栋房屋，最靠近街角的那一间是空置的，被打碎的窗户钉上了木板，外墙满是涂鸦。他绕进一条更僻静的小路，两边全是死气沉沉的土耳其烤肉店和烟草杂货店，待售的报纸被雨水打湿了，两天前发生的莫斯科机场爆炸案仍然占据着头版。他跨过明渠，里面的污水汩汩流淌，卷着烟头、落叶和其他看不出原本是什么的垃圾。他租住的小公寓在二楼，即使关着窗，半夜重型卡车驶过的隆隆声和酒鬼的喧哗还是清晰可闻。通往楼道的大门卡住了，去年夏天有一伙喝醉的阿拉伯小混混试图把它撬开，没成功，也没有人来维修，就一直这么歪着，在住户们进出的时候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阿德里安用力把门拽开，走上昏暗的楼梯。

钥匙不知所踪，阿德里安几乎把整个背包里的东西都倒出来，才找到那片小小的铜锌合金。他走的时候没有拉开窗帘，一道细细的、灰蒙蒙的阳光把狭小的起居室切成两半，照亮了懒洋洋地翻滚着的尘埃。他踢上门，随手把背包扔到地板上，被鞋架绊了一下，咒骂起来，打开了灯。

“下午好，康韦尔先生。”

他吓得差点咬断自己的舌头，后退了一步，重重地撞上门框。不速之客从沙发上站起来，冲他打了个手势，“坐下，别紧张。”

阿德里安瞪着他，紧攥着门把手，无法决定要尖叫着逃出去还是冲进厨房寻找武器。入侵者站在原处没动，他看起来比阿德里安宽两倍，黑色衬衫在肩膀处绷得很紧，他还戴着一顶难看的毛线帽，软塌塌的，左手缠着绷带，看起来像个抢劫了旧货商店的逃犯。

“你最好在我报警之前离开。”阿德里安说，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没有发抖。

“如果你希望法国警方知道你是个职业黑客，很可能参与了超过四起欺诈案和商业间谍案，请便。”

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听着，如果你是想勒索，那你找错——”

“我不是，只是想请你谈谈你的主顾。”

“你是谁，MI6？DGSE？”

“你可以叫我蔡斯。如果这能让你不那么焦虑的话。一般而言我不喜欢使用暴力，小松鼠，但是，”蔡斯把枪从皮套里抽出来，“坐下，我不会再多问一遍了，手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

阿德里安照做了，电视旁边有一张堆满了杂志和书的靠背椅，他挪开杂物，把椅子拖过来，坐下，双手放在大腿上，像个准备接受处罚的中学生。蔡斯把枪放到茶几上，坐下，摸出录音笔，同样放到茶几上，按下开关。

“有留意新闻吗，康韦尔先生？”

“我不确定你想说的是什么。”

“两天前，谢列梅捷沃机场。”

“某种恐怖袭击，我想，我没细看。”

“谋杀案。”蔡斯往前俯身，盯着他，“去年十一月到一月之间，有人陆续从GCHQ的主数据库里调取了文件，不大，总共22兆字节，有印象吗？”

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的那一道细长的阳光落在手背上，阿德里安专心地盯着它看，没有回答。

“这些文件里有很多无关紧要的东西，办公用品报表，打印机维修手册之类。”蔡斯接着说，“也许这个人打算用这些垃圾来掩盖他真正想偷的金子，一位奥马尔医生的监视记录。我们还不知道你是怎么绕开防火墙的，但这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的是你把这些记录给了谁。”

“我不记得了。”

“我建议你再认真想想。”

“你根本不知道我这一行是怎么运作的，是吗？先付一半钱，我准时把你想要的给你，再付剩下的一半钱，永别。我不问、也不关心你是谁。如果我留下每一个委托人的记录，以后就别指望再有委托人了。”

楼下的大门发出难听的叽嘎声，又砰然关上，脚步声走上楼梯。

蔡斯调整了一下录音笔的位置，“你曾经是GCHQ的雇员，对吗，康韦尔先生？”

“短期合同，算不上‘雇员’。”

“你是否认为——”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同时扭过头，看着门。蔡斯皱起眉，关掉录音笔，“你在等什么人吗，小松鼠？”

阿德里安摇了摇头。

“到厨房里去，别发出声音。”

他想抗议，但最后还是闭上嘴，躲进厨房，看着蔡斯小心地走到门边，背靠着墙站着，打开了手枪保险，“是谁？”他问。

“法兰西电信，先生。”门外传来模糊的回答，“线路检修。”

“我没有收到预约信。”

“临时抢修，没来得及发出预约，抱歉。”

蔡斯打开门锁，门几乎是同时被踹开了，“维修技工”闯了进来，举起装了消音器的枪，花了一两秒才意识到目标并不在面前。蔡斯用枪柄砸了一下他的后脑，这个可疑的维修人员像袋马铃薯一样倒在地上。蔡斯拿走了他的武器，迅速把他搜了一遍，除了一个备用弹夹，什么都没有发现。阿德里安在厨房门口呆站着，试图理解眼前的闹剧。

“有绳子吗，康韦尔先生？”蔡斯直起身，踢了踢地上昏迷不醒的人。

阿德里安翻出了几卷黑色胶带，之前修理漏风的窗户时用的。蔡斯把“维修技工”捆到椅子上，到厨房里接了一杯冷水，泼到他脸上。

“‘法兰西电信’，嗯？”蔡斯坐到茶几上，“派你来的是谁？”

那个穿着蓝色技工制服的人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没有回答。蔡斯掂量着那把装了消声器的枪，像是在欣赏它的颜色，随后对准杀手的膝盖扣动了扳机。“技工”尖叫起来，扯紧了把他牢牢绑在椅子上的胶带。阿德里安瑟缩了一下，瞪着溅到地板上的血。

“‘缺乏耐心’，我上司常常这么说。”蔡斯耸耸肩，枪口对准了另一边膝盖，“派你来的是谁？”

“我不知道。”

“错误的答案。”

“我没问他的名字，他只愿意通过中间人和我沟通，付了五千欧元，现金，给了我地址和照片。干掉那个小个子之后再付两万。”他冲阿德里安扬了扬下巴。

“假设你完成了任务，要怎样拿到尾款？”

“他说钱放在，”他似乎噎住了，喘着气，额头上布满冷汗，“放在北站的行李寄存处，到时候会给我编号和钥匙。”

“你提到的中间人，他有名字吗？”

“我们叫他‘蟋蟀’，我猜他的名字是尼古拉之类的，波兰人，记不清楚了，我只知道这么多，我发誓。”

蔡斯点点头，站起来，再次用枪柄猛击“技工”的头部，他昏了过去，头歪向一边。阿德里安悄悄地向门口挪去，察觉到蔡斯的目光时就僵住了。

“你不能再留在这里，收拾东西。”

“什么叫‘收拾东西’？”

“你被盯上了，必须马上消失。”

“你疯了？你不能——”

“我再说得简单一些。”蔡斯打断了他，“你有五分钟时间收拾必要的东西，安静地跟我离开这里，否则我就把你的脑袋炸成一锅番茄汤，这听起来怎么样？”

——

车是租来的，收据塞在杯架里，阿德里安想看看上面的名字，但不敢伸手。他的背包扔在后排座位上，塞着电脑和几件衣服。车已经驶出了圣但尼令人不快的小路，往鲁瓦西方向的高速路车流稀疏，小雨和雾融成灰蒙蒙的一团，已经说不出具体是什么天气了，汽车修理厂和郊区大型超市硬邦邦的轮廓像幽灵一样时隐时现。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不会说别的话了，是吗？”

“只是想搞清楚我惹上了什么麻烦。”

蔡斯瞥了他一眼，“我也是。”

“你没必要绑架我。”

“我救了你一命。”

“然后绑架了我。”

蔡斯耸耸肩，“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认为的话。”

他打开了车载收音机，调到一个新闻频道，主持人喋喋不休地讨论着俄罗斯会不会用天然气要挟法国，就像现在要挟乌克兰那样。那顶软巴巴的毛线帽歪了，露出了它本应遮盖的绷带。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阿德里安说。

“哪一个？”

“你是谁，从哪里来，基础哲学问题。”

“中情局的跑腿。”蔡斯回答，减速靠右，贴着匝道慢驶，寻找着什么，“你和我正在调查的案子有关，也许是配角，也许是主角，我还不能确定，但有人想杀你，我们都需要重新评估情况。”蔡斯把车停在匝道上，“最好不要逃跑，我会不得不向你开枪。”

“你要去哪里？”

蔡斯摔上车门，翻过路边围栏，走向安装在水泥柱子上的应急电话，那种贴满了各种公共号码，“仅供紧急情况使用”的电话。透过布满水珠的玻璃，阿德里安看着他简短地对着话筒说了些什么，挂上，再次翻过围栏，回到车里。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汽车重新发动的时候，阿德里安问。

“一个安静的地方。”蔡斯踩下油门，“继续谈我们刚才没有谈完的。”

4.

莱昂并不喜欢华盛顿。

或许是因为一种逆向的思乡情绪，他离开这里的时候，人们除了苏联和核威胁，几乎不关心别的东西；等他九十年代再次回来，这两项的优先级已经跌到最低，一批接一批的外勤和卧底被召回，一个接一个特殊委员会解散，成吨的文件预备公开或销毁。相比起疲惫的欧洲大陆，这里的一切都太过明亮、轻快和年青，令他觉得自己灰暗而苍老，像个积满灰尘的壁炉摆件。

“睁大眼睛，枪放在手边，就像在二十年前的布达佩斯那样。”普利斯科特告诉他，那时候他们在蒙大拿钓鱼，站在齐膝深的冰冷溪水里，前者刚刚退休，莱昂接管了地区行动调度的工作，“比布达佩斯更危险，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应该辞职。”莱昂说，“学不会当政客。”

“没有人生来就会。”

普利斯科特是错的，莱昂阴郁地想，快步走过空荡荡的走廊。政客和间谍一样是天生的，你要不就内行，要不就是局外人，而他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经验丰富的局外人。

走廊尽头是一扇双开门，钢制，用一层带木纹的镶板来掩饰它的材质。两个警卫守在外面，一个检查了他的证件和公文包，另一个拿走了他的手机，替他打开门，“他们在等你了，克里斯滕先生。”

“谢谢。”

他在落座之前就明白这将是十分难熬的一次会议。长桌最左边坐着媒体联络处派来的年轻雇员，莱昂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所有人都叫他“报童”，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报童”只在有人搞砸了什么事的时候才会出现。坐在他旁边的是分管情报处的副局长马库斯·哈迪，正侧着身和特工主管玛格丽特·格拉斯顿谈话。长桌旁边的第四个人是俄罗斯及欧洲事务分析科的亨利·梅西耶，三十六岁，整整比莱昂小二十年，衬衫挺括，领带熨烫平整，典型的海报男孩。他的出现不是个好兆头，梅西耶觊觎莱昂的职位，这不是什么秘密，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一批“新鲜血液”是无人机和光缆信息拦截的坚定支持者，在他们眼里，要到达美丽的技术新世界，首先就要剔除像莱昂·克里斯滕这样的冷战化石。梅西耶冲他笑了笑，莱昂假装没看见，坐下来，把公文包放到脚边。

没有人说话，显然都在等他先开口，莱昂清了清喉咙，“我在昨天提交的简报里说明了召回‘海钓’项目全部雇员的理由，以及相应的后勤安排。”简报是在飞机上匆忙写的，但哈迪和格拉斯顿多半都没有认真看，“作为任务主管，我自然负有责任——”

“而我们支持你的判断。”副局长说，折磨着一支按压式圆珠笔，他最近在戒烟，看起来总是很焦躁，“我们只是留意到有一个特工仍然活跃。”

“莱恩·蔡斯探员。”莱昂回答，“他在跟进一个线索。”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提供的线索。”梅西耶插嘴。

“反恐情报共享。”莱昂看了他一眼，“梅西耶先生理应比我更了解这个政策。”

梅西耶想反驳，但格拉斯顿比他先开口，“如果我们需要你的意见，我们会问的，谢谢你，亨利。”她转向莱昂，“我的理解是，蔡斯探员在爆炸中受伤，而且被联邦安全局短暂拘留。”

“蔡斯探员仍然有能力执行任务。”而且我也不信任其他人，莱昂没有把后半句说出来。

特工主管挑起眉毛，“你确定吗？”

不太。“是的。”

“你的探员和你的‘线索’，”梅西耶再次插嘴，“他们现在在哪里，克里斯滕先生？”

“我有权不透露正在执行的任务的细节。”

“委员会有权知道任务的细节。”

“他们会在我的下一份简报里读到所有的细节，梅西耶先生。”

梅西耶看了格拉斯顿一眼，似乎在期待特工主管的支持，但后者并没有什么表示。哈迪放下圆珠笔，“你需要多少时间？”

“这取决于很多因素——”

哈迪打了个手势，像是要赶走一只飞虫，“告诉我你需要多少时间。”

“一个月。”

“你有两个星期。”副局长告诉他，“找出是谁策划了这起爆炸，然后我们会再决定要怎样处理‘海钓’项目。”

没有上诉机会了，格拉斯顿和哈迪起身离开了会议室，亨利·梅西耶跟着跳起来，追在后面，急切地说着什么，门关上了，莱昂听不见他们的对话。他提起公文包，站起来，随即被报童叫住了，莱昂早就忘了这人的存在。

“如果我能占用你几分钟的话。”报童冲他微笑，辐射着一种公关人员特有的、信手掂来的殷勤和友善，即使他告诉你全面核战争已经开始，你也会高兴地接受的，“我们需要起草一份给媒体的简报，‘官方否认’之类，你明白的。事实上我已经写好了，只需要把你认为不妥当的地方划出来。”

莱昂叹了口气，重新坐了下来。

——

在离农舍还有五公里的地方，蔡斯关掉了车头灯。

乡间小路一片漆黑，到最后根本没有路了，汽车在凹凸不平的荒地上颠簸了一会，驶上一段碎石路，停在石墙的阴影里。农舍没有明显的入口，需要穿过马厩进去，马厩已经废弃不用很久了，闻起来仍然有干草和木头发霉的气味。蔡斯按亮了笔形手电筒，寻找通往农舍的小门，晃动的光线在墙上投下巨大的、滑稽的影子。有什么东西贴着墙脚飞快地逃窜，老鼠。

他摸到了开关，打开了灯，粗暴地把阿德里安推进去。这栋低矮的木石结构建筑的窗户都被水泥封死了，地板上的尘像一层厚厚的灰色积雪，一根电线从木梁上悬垂下来，挂着一个孤零零的灯泡，照亮了几张椅子，其中一张翻倒在地上，缠着铁链。旁边是一辆不锈钢手推车，医院里用的那种，堆着些类似牙医器械的东西。

“屠宰场。”蔡斯说，声音在这个阴森的空间里激起微弱的回音。

“这是什么意思？”

蔡斯扶起翻倒的椅子，“意思是我们会把不合作的人带到这里，说服他们。巴黎站同意让我借用这个地方。”

阿德里安看了一眼椅子上的深色污渍，“你是说拷打。”

“‘深度审讯’。”蔡斯从推车上拿起一把生锈的止血钳，看了看，丢回原处，哐啷一响，“必要时会使用一些辅助手段。”

“恐吓我没什么用，”阿德里安的声音有些发抖，“我见识过你们的‘手段’。”

蔡斯坐了下来，指了指另一把木椅子，示意阿德里安做同样的事，后者假装没看见，“那是在你加入GCHQ之前还是之后，小松鼠？”

“我不叫小松鼠。”

他是对的，恐吓不会有什么效果，应该从一开始就把每句话都用糖衣裹起来。人们很容易对莱昂放下戒心，因为他看起来像个好脾气的图书馆员，而蔡斯——用莫娜的话来说——像一头暴躁的美洲野牛。这不能算是蔡斯的错，他十五岁之前的人生都花在打架和关禁闭上，在少管所和社工办公室进进出出。

“我道歉。”蔡斯举起手，做出安抚的姿态，“你为什么离开GCHQ，阿德里安？介意我叫你的名字吗？”

“我的合同到期了，就这么简单。”

“我听到的版本是，他们向你提供一个长期职位，你拒绝了，随即离开了伦敦。”蔡斯抛出这个地名，观察着阿德里安的反应，“简直像在躲瘟疫，不是吗？”

“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签了保密协议，‘如果阁下说了这个或那个，会被拖进但丁式的地狱里，被三个头的撒旦吃掉’。”

蔡斯摘下毛线帽，摸了摸脑后的绷带，伤口又开始隐隐作痛，但至少没有流血，绷带是干燥的。“你能想到有什么人想杀你吗？”

“我能想到两百个。”阿德里安看了一眼蔡斯的表情，“听着，我靠盗刷信用卡和买卖账户信息来赚一点钱，不是很光彩，但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小贼，不是你想找的什么跨国犯罪智囊。”

蔡斯点点头，再次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这次阿德里安坐了下来，手臂交抱在胸前。“你经常接这种生意吗？”蔡斯问，往前俯身，专心地看着他的目标，“帮别人盗取信息？”

“大多数人都只是想知道他们的男女朋友有没有出轨，你知道的，‘我的甜心是不是真的在格拉斯哥出差？还是在湖区和别人上床？’，花一两百欧元，我能给你查出来。”阿德里安咬了咬下唇，斟酌措辞，“偶尔会有一些‘大鱼’，你可以随便开价，他们马上用现金付全款，也许是政客，也许是记者，我从来不问，他们的要求差不多，监视某个议员的通讯记录，追查某个使馆参赞的行踪，偷某个公司的标书，诸如此类。”

“奥马尔医生的监视记录。”

阿德里安点点头。

“你为什么会有访问数据库的权限？”

“我的前同事，他从不改密码——是《北非谍影》的首映日期，顺带一提——而且他对止痛药上瘾，我碰巧认识几个不太规矩的医生。”阿德里安耸耸肩，“这就是我的行业秘密，中情局先生，我猜这也不意味着你会放我走，是吗？”

“如果我是你，我不会急着走，毕竟有身份不明的杀手想轰掉你的脑袋。”

“你也是这么威胁我的，我甚至不能确定你真的是中情局特工。”

“你还活着，这就是证明。”

阿德里安盯着他看了一会，摇摇头，似乎放松了一些，“那位奥哈拉医生出了什么事？”

“奥马尔，阿拉伯名字。他是中情局的一个关键证人，我们向他提供24小时的保护。从你手上买走了监视记录的人找到了他，把他炸成了碎片。他的女儿下个月就要过十岁生日了。”蔡斯摊开双手，“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出这个人是谁。”

“所以。”阿德里安指了指他缠着绷带的左手。

“我当时在场。”

年轻的黑客垂下视线，把手指插进头发里，将乱糟糟的金发弄得更乱，“我会试试。”他最终开口，“不保证能找到什么，中情局最好能给我酬劳，只要现金。”

“如果你愿意合作，我们不会公开你的罪证，这就是酬劳。”

“这不是一场公平的谈判。”

“当然不是。”蔡斯握了握他的手，故意用上了力气，像是要捏碎他的骨头，阿德里安皱起眉，“我们会相处得来的，康韦尔先生。”

5.

警察是在临近傍晚的时候来的，等他们从属于阿德里安·康韦尔的公寓里抬出一个担架的时候，街上已经聚集起了稀疏的一小群人，大部分是下班回家被警员挡在门外的住户，另外一些是被警笛声吸引过来的好事者，其中有一个戴着灰色渔夫帽的人，和其他好奇的围观者一样，伸长脖子看被抬上救护车的伤者，看清楚那个倒霉鬼的脸之后，他似乎失去了兴趣，离开人群，沿着空荡荡的公路走向普雷耶十字路站。

路灯还没亮起，烟草店和烤肉店的招牌仿佛火把，嵌在厚重的阴影里。风从地铁站口涌出来，带着机油和垃圾的气味，戴帽子的人慢吞吞地走过地下通道，一点也不赶时间。他在闸机旁边停下，摸索零钱，没有投进售票机，而是喂给公共电话投币口。他看了一眼手表，下午四点二十分，美东时间上午十点二十分。

电话在拨号音响过第二次之后就接通了，“告诉我你找到那个黑客了。”

戴帽子的人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又掏出一把零钱，一个一个地数起来，把一欧元硬币挑出来，“他失踪了。”

“失踪。”对方把这个词重复了一遍，“你要对付的是个书呆子，不是反间专家。”

“有人在帮他，专业人士，‘蟋蟀’派去的‘技术人员’挨了一枪。邻居报警了，警察比我先到，把他带走了。”

短暂的沉默，有什么东西嘎吱作响，应该是地板，戴帽子的人想象着对方在狭小得像个壁橱的办公室里踱步。这些幸运的混蛋，他想，舒舒服服地躲在兰利，指使那些年薪比他们低三分之二的人东奔西跑。

“莱恩·蔡斯。”对方告诉他，“克里斯滕的人。”

两个学生模样的人走向闸机，谈论着足球，并没有多看戴帽子的人一眼，后者盯着他们，直到这两个人走下楼梯才开口，“蔡斯今天向巴黎站申请使用其中一间安全屋，也许他把康韦尔带到那里去了。”他犹豫了一下，“你从来没告诉过我要对付自己人。”

“你应该自己动手的，如果你及时处理掉那个黑客，我们也不用走到这一步。”

“我是外交人员，不是猎狗。”

“你只是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电话发出尖锐的提示音，提醒他继续付费，戴帽子的人再把两个硬币塞进投币口里，“我和你一样不想下半辈子烂在联邦监狱里。”

“这不是世界末日，托比。”对方欢快地说，就像提议下班之后去酒吧似的，“我会对付蔡斯和克里斯滕，只要‘海钓’项目彻底关闭，他们都不能再惹麻烦。外勤只是些木偶，只要我们在兰利收线，他们不能不回来。”

又有人走进地铁站，一个肥胖的老太太，层层叠叠的衣服像个帐篷，提着一个鼓胀的帆布购物袋。托比移开目光，揉了揉鼻子，“我们要怎么处置‘技术人员’？”

“让他消失。在圣但尼的警察局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我想。”

“只要你愿意付钱。”

“托比。”

“是的？”

“下次打电话来的时候，告诉我你已经处理掉我们的黑客了，好吗？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戴帽子的人挂断了电话，令他失望的是，这部老旧的机器不设找零。

——

“这完全没有必要。”阿德里安说，拽了拽手铐，这件金属物的一头咬住他的右手手腕，另一头锁在方向盘上，“而且极其危险。”

“预防措施。”蔡斯调低了副驾驶的座位靠背，舒服地靠在那里，裹着绷带的那只手放在肚子上，“尽量不要出车祸，好吗？”

“我还以为我们现在是一伙的。”

“信任需要时间。“蔡斯侧过头看着他，“开车，康韦尔先生。”

阿德里安别扭地用左手摸到点火钥，发动了汽车。这辆白色的雷诺驶上碎石路，仍然没有开灯，像只迟钝的甲虫，在一片漆黑中缓慢爬行，远离农舍。蔡斯没有告诉他目的地，每隔十来分钟就发出简单的指令，这里转弯，继续往前，是的，阿德里安，穿过这片树林，别问问题。

凌晨三点半前后车驶上了公路，阿德里安打开车头灯，瞥了一眼蔡斯，后者闭着眼睛，似乎睡着了，没有发表意见。阿德里安漫无目的地继续往前开，盯着空荡荡的公路，从路牌看来，他们是在往西南方向开。后视镜里有反光一闪，一辆十八轮重型卡车，远远地跟在后面，不久之后从标着“勒阿弗尔 220公里”的出口离开了高速公路，消失不见。

“前面有一个加油站，在那里停车。”蔡斯忽然开口，仍然半闭着眼睛，头靠在车窗玻璃上。

阿德里安看了一眼仪表板，“我们还有一半油。”

“我们在那里换车，标准反追踪流程。”

“根本没人跟着我们。”

蔡斯睁开眼睛，盯着他看了一会，张嘴想说些什么，最终只是摇摇头，坐直了，看着公路两旁隐没在黑暗里的旷野。那个孤零零的加油站镶嵌在路边，被日光灯照得惨白，仿佛海市蜃楼。一辆油罐车和一辆小货车停在填了水泥的空地上，像蛰伏着的野兽。阿德里安把车停在打烊的小餐厅旁边，蔡斯打开了手铐，示意他下车。

安装在外墙上的一盏小灯亮起，餐厅侧门打开了，一个穿着涡旋花纹睡衣的老人探出头来，把他们上下打量了一遍，“你们要到海边去吗？”

阿德里安想回答，蔡斯踩了他一脚，让他闭嘴，“是的，我们租了一艘船，现在是捕海鲈的季节。”

穿着睡衣的老人点点头，和蔡斯握了握手，回到漆黑一片的餐厅里去了，片刻之后再出来，交给蔡斯一把车钥匙。“注册在马纳谷搬运公司名下。”他说，指了指被油罐车挡住一半的小货车，“祝你好运。”

“谢谢。”

货车驾驶室里有一股塑料包装纸和旧麻绳的气味，蔡斯重新把阿德里安铐在方向盘上，后者叹了口气，没有再抗议，发动了引擎，把货车开出了加油站。餐厅侧门上方的小灯熄灭了。这个幽灵般的加油站在后视镜里迅速缩小，消失。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没有回答，蔡斯不停地看后视镜，手指轻轻敲着座椅，提防着始终没有出现的跟踪者。

“你总是这么焦虑吗？”

“这不是焦虑。”

阿德里安等了一会，但蔡斯显然不打算进一步解释。沉默逐渐发酵，他思忖着能不能打开车窗把它放走。一座庞大的发电厂在树林的阴影后面出现，冷却塔吐出成团蒸汽，灯光短暂地照亮了他们的脸。

“蔡斯。”阿德里安清了清喉咙，决定再试一次，“这是个名字还是姓氏？”

“这里右转。”蔡斯说，像是完全没有听到他的问题。阿德里安耸耸肩，照做了，这辆白色小货车略微减速，从右侧出口离开了高速公路，往巴黎市区方向驶去，一路上没有人再开口说话。

——

监控录像显示，1月12日凌晨五点十分前后，一辆漆着“马纳谷搬运公司：家庭及办公室专业搬迁服务”的小货车停在了“面包与玫瑰”咖啡店外面，离位于协和广场的美国大使馆不超过两公里。这录像刚开始被忽视了，因为它来自一个普通的交通违章监控摄像头，直到差不多半个月后才会被中情局的分析员反复拆解咀嚼，希望推测出关于莱恩·蔡斯探员的蛛丝马迹。在1月12日这天，这辆小货车和它的乘客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大使馆的警卫把他们塞进一个小会议室里，去通知当值的最高级别官员。“很可能是哪个倒霉的事务秘书，有决策权的人十点前都不会出现。”蔡斯说，“使馆会给你派一个或几个保姆，按他们说的做，交出他们让你交的数据，不要乱跑。”

“听起来像监禁。”

“不，像保护。”

阿德里安摆弄着台灯，把它打开又关上，“我以为你是我的保姆。”

“我还需要处理一件谋杀案和一件谋杀未遂案，不能带着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游客——­看在上帝份上，别再折磨那盏灯了。”

“我必须提醒你我非常了解——”

门打开了，有效地打断了他的话，一个戴着灰色软帽的人走进来，摘下帽子，目光从蔡斯转向阿德里安，分别送给他们一个事务性的笑容。“你们很幸运，我今晚正好在值班。”他和阿德里安握了握手，仔细地盯着他看，“我是使馆的文化参赞，协助海外情报事务，叫我托比就好。”

6.

“这里不允许抽烟。”托比说。

蔡斯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上的烟雾探测器，耸耸肩，点着了烟。阿德里安看了特工一眼，又把目光转到文化参赞身上，“我刚刚告诉你我差点被来路不明的枪手杀死，而你的第一反应是禁烟条例？”

托比放下手里的铅笔，“无意冒犯，如果你死了，是英国大使馆的问题，不是我们的。”

“说得好像我是自愿到这里来似的。”

“枪手说派他来的人绰号叫‘蟋蟀’。”蔡斯插嘴，呼出烟雾，阿德里安把椅子挪开了一些，抬头看了看那个白色的圆形探测器，担心它会突然尖叫，触发喷头，把所有人淋成落汤鸡，“波兰人，名字可能是尼古拉，或者尼古莱，取决于你根据什么语言发音。”

“从没听说过。”

“你确定吗？”

托比瘦长的脸上挂着一种伪装成同情的冷漠，“我非常确定，蔡斯探员。”

外面的走廊上，工业吸尘器在轰隆作响，像一头仔细啃食地毯的动物，缓慢接近，又缓慢远去，大使馆无所事事的一天即将开始。蔡斯把燃烧着的烟头丢进玻璃杯里，它漂浮了一会，滤嘴慢慢浸透了水，开始下沉。

“康韦尔会留在这里，喂饱他，让他睡一觉。”蔡斯伸长手臂，拍了拍阿德里安的背，“我需要一辆车。”

托比冲笔记本皱起眉，“我能问你要去哪里吗？”

“我打算绕着公园转一圈，买一只风筝，再买一个双球冰淇淋，洒上碎开心果。”蔡斯告诉他，面无表情，“我还需要武器。我对枪没什么特殊要求，能开火的就行。”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我不能给你安排车辆和武器。”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规定根本不存在，别拿这些废话来浪费我的时间。”

参赞看起来就像被扇了一巴掌，他把小笔记本塞进口袋里，站起来，拿走那顶灰色软帽，“我会看看我能做些什么，蔡斯探员。”

他们出去了，把阿德里安一个人留在会议室里。烟草燃烧的气味仍然浓烈，他试图打开窗户，发现它们被钉死了，多半是因为某种荒谬的安全条例，而且这些条例显然可以践踏防火规定。靠墙放着一张沙发，上面有成堆的旅游和投资宣传手册，阿德里安挪开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册子，蜷缩在这件事实上并不柔软的家具里。

他不停地惊醒，有时候太热，有时候太冷，模糊地梦见漆黑的公路和树林。实际睡眠时间肯定比他想象中要少，因为当托比把他推醒的时候，天仍然没有亮，透出一种浑浊的灰蓝色。

“跟我来。”参赞说。

他们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然后是没有开灯的签证办公室，安检设施堆在门前，在昏暗中就像古老的刑具。托比打开门，加布里埃路在路灯下泛出湿润的光泽，说不清是雨还是霜，也许两样都有。夏天时这里会被树荫覆盖，但现在只有交错的枯枝，一面阴影织成的网，被风一吹就震颤起来。一辆孤零零的车从皇家路出来，驶向协和广场。

“我以为我要留在使馆里。”

“不。”托比简短地说，“往前走。”

阿德里安站着没动，把背包往上提了提，“蔡斯说——”

枪口顶住了他的后腰，阿德里安僵住了，吞下后半句话。托比凑近了他的耳朵，“我说向前走，康韦尔先生，自然点，这附近的眼睛太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运气很不好，仅此而已。不要打什么主意，我随时能打断你的脊骨，我愿意抱着我的外交豁免权碰碰运气。”

“我不明白。”

托比发出干巴巴的笑声，像喉咙里卡着碎骨的豺狗，“你就应该不明白，康韦尔先生，否则我们的问题就更大了。这么想吧，你踩到了中情局四处留下的狗屎，我刚才说过了，运气不好。”

路灯熄灭了，经过雾气和云层重重过滤的微弱阳光还不足以照亮街道。他们拐进了挤满商店和餐厅的小巷，没有一家开着，路上空无一人。阿德里安走在前面，托比跟在后面，紧贴着他，枪始终顶着他的腰。远远地，又一辆车驶过，往马德莱娜广场的方向疾驰，他能听见急转弯时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叫。也许是刚才那辆车，阿德里安不能确定，九成不是，整个巴黎会有多少辆黑色轿车？六百万？一千万？他的思绪打了死结，喉干舌燥，手心里全是冷汗。鞋底在薄冰上打滑，他差点摔倒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托比抓住了他的领子，用力推了他一把。

巷子尽头是一个停车场，一家倒闭的医疗用品店把它和主干道隔开来，摇摇晃晃的木制围栏上挂着待售的牌子和“禁止张贴广告，否则将面临起诉”的警告标语。托比拿走了他的背包，翻出钱包和手提电脑。

“抢劫杀人案。”托比说，枪口指着阿德里安的额头，“足够英国使馆忙上一个星期的。”

枪声炸响，紧接着就是第二声。阿德里安后退了两步，撞上了围墙，靠在那里，过了许久才意识到自己还在呼吸。托比倒在开裂的水泥地上，痛苦地蜷缩起来，蔡斯大步穿过停车场，把枪从他手边踢开。

“你还好吗？”

阿德里安瞪着蔡斯，像是听不懂他说话。后者把钱包和电脑塞回背包里，递给他，阿德里安机械地接了过去，“你是怎么——”

“看见他把你带出了大使馆。”蔡斯冲躺在地上呻吟的托比扬了扬下巴，“离你太近了，如果他不是准备操你，就是用枪指着你。”他耸耸肩，“我排除了第一个可能性。”

“为什么他——”

“我不知道，到车里去，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从这一秒开始，我们都是通缉犯了。”

——

屏幕上的黑白图像凝固了，然后快速后退，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1月12日早上7:09，两个人影冲出停车场，钻进一辆停在医疗用品店前面的黑色大众，迅速驶离。

“这是1号录像。”亨利·梅西耶说，按下遥控器，把录像倒回去一点，然后放大，“这是我们失踪的外勤，莱恩·蔡斯。”他拿起激光笔，红色光点停留在深色头发的高个子身上，“而这一个，”光点转移到旁边背着背包、穿着连帽衫的人身上，“是阿德里安·康韦尔，英国公民，出生在康顿，曾经为GCHQ工作过，网络工程师，短期合同，我的人查证过了，没什么可疑的。”

屏幕短暂地变黑，然后重新亮起，显示另一幅图像。

“2号录像。”梅西耶继续解说，晃了晃激光笔，“可以确认蔡斯探员和康韦尔在中欧标准时5:16到达大使馆。按照规定，由当值的的最高级别外交官员接待，1月12日凌晨值班的是托比·韦斯，文化参赞。法医相信他受到枪击的时间在七点前后，在离马德莱娜广场不远的一个停车场里，枪手很可能是蔡斯，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韦斯先生因为失血过多，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期，等他醒来——假如他能醒来的话——我们在巴黎的人会和他谈谈。”

屏幕熄灭，灯光亮起，圆桌周围的人们挪动着，目光投向了莱昂·克里斯滕。莱昂专心致志地看着摊在桌上的文件，那是法国警方提供的照片，四十分钟前刚刚通过巴黎站发回来。一片布满裂缝的水泥地，血已经干了，一块不规则的暗色污渍。他的头隐隐作痛，电话响起的时候他才刚刚睡着不久，像梦游一样开车赶到兰利。

“克里斯滕先生。”梅西耶双手撑在桌子上，看着他，“你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吗？”

他放下照片，“我需要联络我的特工。”

“无意冒犯，在过去的四十分钟里，你一直在重复这句话，请问联络上了吗？”

莱昂短暂地闭上眼睛，像是在祈祷，再睁开，直视着梅西耶，“没有。”

“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假设蔡斯探员已经叛逃。”

“他没有叛逃。”

“那他为什么要谋杀一个外交人员？”

“在展开调查之前，没有理由一口咬定开枪的就是他。”

“我明白你想保护自己的外勤，克里斯滕先生，可以理解，我们谁不是这样？但你刚才看见录像了吗？我不知道你看见的是什么，但我看见的，”梅西耶停顿了一下，确保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我看见的是一个危险的叛徒，‘海钓’项目需要彻底停止，吊销所有相关特工的行动许可，重新审理他们的安全等级，直到——”

“这毫无必要。”莱昂插嘴。

梅西耶冲他露出一个冷冰冰的笑容，目光转向坐在桌子右侧的情报处副局长，“恐怕非常必要，哈迪先生。”

莱昂站了起来，“马库斯，听我说。”

“‘海钓’项目所有行动从现在开始彻底终止。”副局长举起一只手，“亨利会负责监督这件事，所有和项目相关的雇员必须回到兰利，重新接受安全等级审查。”

“马库斯——”

“莱昂，”马库斯·哈迪转向莱昂，“度个长假，好吗？带薪的。”

莱昂大步离开会议室，摔上了门。

7.

参赞遭到枪击的新闻仅仅占据有线新闻宝贵的半分钟，语焉不详。莱昂关掉电视，酒瓶已经空了，他动作僵硬地从沙发里起来，到厨房里冲洗了一下玻璃杯，接了一杯冷水，喝掉一大半，把剩下的倒进了窗台上枯干的盆栽里，它也许已经死了，但谁知道呢，说不定还有一丝希望。

电话自始至终沉默着，这种安静令他焦虑，就像被蒙住了眼睛和耳朵。他的身份卡和接触机密信息的权限一起被没收了，甚至没来得及向伯尼和莫娜交代任何事。此时此刻亨利·梅西耶应该已经以胜利者的身份到达了“矿井”，正在翻阅莱昂精心整理的纸质档案。

天已经亮了，阳光驱走稀薄的雾气，洒在结霜的草地上。迎着光的地方泛出剔透的金色，树下的阴影是一种半透明的灰色。没有麻雀，也许是因为太冷。蔡斯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寒冷早晨到达“农场”，莱昂记得很清楚，开着一辆布满刮痕和干泥浆的旧大众，右边的后视镜撞坏了，以一个尴尬的角度向下倾斜，像只睁不开的眼睛。

“我们为你打破了很多惯例，”莱昂告诉他，两人走在树林边缘的小径上，“但我本来就不喜欢惯例——你的搏击成绩棒极了，顺带一提。”

“谢谢，长官。”

“再说一次你为什么被军事学院劝退？”

蔡斯根本没有犹豫，“我打掉了一个教官的门牙，长官。”

“为什么？”

“他罪有应得，长官。”

莱昂停下来，审视着他，仿佛蔡斯的脸是一张地图，他必须在上面找到至关重要的战略标记。年轻的士官生站在那里，挺直背，双手放在背后，略微抬起下巴，随时准备为自己辩护，但莱昂没有再问问题，只是笑了笑，继续往前走。

“我能提问吗，长官？”

“可以。”

“有什么好笑的？”

“莫娜向我推荐你的时候，说你是个相当‘自主’的人，正是科威特站需要的。你确实不太擅长听从命令，不是吗，士官生蔡斯？”

“取决于谁在下命令，长官。”

一群列队晨跑的学员经过，莱昂和蔡斯走到一边，让他们先过去，没有人多看他们一眼。小路在这里分岔，左边的探进树林深处，右边的顺着斜坡往下，通往远处的湖泊，莱昂走了右边。

“你的阿拉伯语非常流利，我听说。”

“我母亲是黎巴嫩移民，长官，79年到美国来的。”

“军校是她的主意吗？”

“不，长官，是我父亲的，他以为这和训练狗一样。”

他们此刻走到了开阔草地中央，寒风凛冽，莱昂拉紧了围巾，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荒芜的草地上树着几个支架，那是狙击训练时挂靶纸用的，现在空荡荡的，最外侧的支架被吹倒了。

“我听说过你，长官。”蔡斯开口。

“都是好事，我希望。”

“‘华沙的乌鸦’。”蔡斯提高了声音，以便盖过风声，“还有热那亚事件，你击毙了安东·索尔科夫。”

索科洛夫，莱昂想，而且他活着离开了热那亚。

“你会发现中情局非常擅长起代号，士官生蔡斯。”他回答，“通常我还没有踏进会议室，就已经被分配了一堆代号，我怀疑他们专门为此造了一台什么机器。”

“我希望他们会给我一个比‘乌鸦’更好听的。”

“前提是你能完成训练。”莱昂看着他，不再微笑，“你也许觉得自己很幸运，士官生，得到了中情局的特殊待遇，躲过了牢狱之灾——你不幸的前教官同意放弃起诉，你知道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吗？”

蔡斯没有回答。

“因为你即将参加的是自杀任务，不止一个，很多个，你会被派往科威特和巴格达，如果不好运的话，还有大马士革。如果你死在那里，”莱昂耸耸肩，“你就死在了那里，完毕。没有追悼会，兰利也不会承认你的身份。我们会给你的家人一小笔钱，不是出于好意，而是为了让他们闭嘴，你明白吗？”

还是没有回答，蔡斯点了点头。

“我告诉你所有这些，是因为你没有选择，你把自己逼到了死角。”风缓和了一些，松树林随之安静下来，莱昂拍了拍蔡斯的手臂，继续往前走，“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帮你自己一个忙，别再搞砸了，好吗，士官生蔡斯？”

“我不会的，长官。”

他确实没有让我失望，除了书面报告写得一团糟之外。莱昂收回目光，从落地窗边走开，回到沙发上，看着空无一物的电视荧屏。托比·韦斯，他对这个名字没有印象，现在他只能祈祷这个人能尽早醒来，最好录一份详细的口供。

电话响了起来，莱昂迅速拿起听筒，希望那是莫娜，来汇报“矿井”里的混乱情况。

“这是克里斯滕。”

“早上好，酋长。”

他坐直了，“蔡斯？”

“我们时间不多，酋长，我没法联络到伯尼。”

“梅西耶接管了‘海钓’，我被停职了。”

蔡斯骂了一句脏话，“他们派出猎狗来追我了吗？”

“还没有，快了。这个线路不安全。”

“我知道。”短暂的停顿，莱昂听到背景里有尖利的摩擦声，就像有人在努力关上一扇生锈的门，“托比，那个文化参赞，想杀阿德里安。有人在试图掩盖什么踪迹，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人。”又一阵噪声，“我得走了。”

通讯中断。莱昂放下听筒，大步走进卧室。枪和子弹放在床头柜里，枪套和肩带在衣柜里，都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他检查了弹匣，把武器塞进皮套里，穿上外套，出门。

车上还有一把手枪，他同样检查了弹匣和保险栓，把它留在杂物盒里，径直开车到街角的小餐厅去，他平常总是在这里吃早餐，而且卢克——餐厅的老板——乐意让他借用厨房里的电话。莱昂看了一眼手表，早上7:32，莫斯科下午16:32。他非常熟悉他即将拨打的号码，虽然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真的拨通过这个电话。

餐厅厨房散发着番茄酱、煎蛋和火腿的气味，莱昂握紧电话听筒，冲端着盘子路过的卢克微笑，假装一切正常。就在他觉得拨号音永远也不会停止的时候，电话接通了，轻微的咔嗒一声。

“柳德米拉。”他悄声说，换成了俄语，紧张得喉干舌燥，就像二十八年前第一次在布拉格见到她时一样，来自克格勃的玛塔，外交官和刽子手，他得到又失去的未婚妻，“是的，我也希望我是因为别的事给你打电话，我需要你的帮忙。”

——

蔡斯挂上电话。

阿德里安停止敲打键盘，看着他，等候宣判。这是家歇业的咖啡厅，前门有坚固的铁栅，但运送厨余的小门仅仅用一个生锈的挂锁锁着，轻易就能踹开。被拆毁的报警器躺在桌子下面，铜线暴露出来，像某种动物的内脏。

“有多糟糕？”长久的沉默之后，阿德里安问。

“非常。”蔡斯拉开一张椅子，坐下来，冲他的手提电脑打了个手势，“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吗？”

阿德里安把电脑转过去，让他看屏幕上的数据，“当时给我汇款的是这家‘斯特劳斯与比德曼联合法务咨询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空壳公司，账户是在摩尔多瓦国家银行开立的。我喜欢摩尔多瓦，非常友好。”

“你的意思是对诈骗犯和跨国经济犯罪非常友好。”

“我根本没有这么说。”

蔡斯往前俯身，手肘支在桌子上，“能查到账户持有人吗？”

“我刚刚告诉过你了，这是一个公司账户，‘斯特劳斯与比德曼’一个月前就不存在了。”

“操。”

“这个公司还有一个瑞银账户，私人持有。”阿德里安把地址指给他看，“一位比德曼先生，就住在巴黎。”

蔡斯站起来，“棒极了，我们去砸碎比德曼先生的头盖骨，然后和他谈谈。”

阿德里安皱起眉，拔掉偷来的网线，“我不认为这是个正确的顺序。”

“只是修辞手法。”蔡斯把车钥匙抛给他，“你来开车，康韦尔先生。”

“不需要手铐了？”

“不需要。没有我，你在外面活不过一小时。”

“我开始对你的自大感到厌烦，蔡斯探员。”

“莱恩。”

“什么？”

“你之前问蔡斯是个名字还是姓氏，它是个姓氏。”

阿德里安对挡风玻璃摇摇头，发动了汽车。

8.

“这辆车。”激光笔的红点随着亨利·梅西耶的手势晃动，屏幕闪动了一下，显示出汽车的照片，“一般是调派给情报人员使用的，没有特殊标记，也没有定位装置。叛逃特工很清楚我们的手法，很可能已经丢弃了车辆，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监控录像推测叛逃特工和同谋的活动范围。”

“我不喜欢他。”伯尼悄声说，把一支圆珠笔咬在嘴里。

莫娜看了数据矿工一眼，“副局长喜欢他。”

“因为媒体喜欢‘改革派’。”

莫娜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伯尼摘下眼镜，揉了揉左眼，重新把眼镜架到鼻梁上，“我想知道兰利究竟发生了什么。”

“除了办公室政治，还能有别的吗？。”

莫娜挪开几架乐高战斗机模型，坐到伯尼的工作台上，望着原本属于莱昂的办公室，梅西耶把百叶窗全部拉开了，像是故意要显摆现在谁才是掌权人。纸质档案散落在桌上，摊开着，像许多个被撬开的蚝壳。伯尼循着她的目光看过去，若有所思地嚼着圆珠笔的末端。“矿井”的通风装置嗡嗡作响，盖过了他们压低的交谈声。

“从保密角度而言，他们不可能轻易让酋长停职。”

“他们能，而且他们也这么做了。说真的，伯尼，别再咬那支笔了，这很恶心。”

“请不要打断我的思考习惯。”

屏幕又闪动了一下，换上了蔡斯的照片。

“你们不再是行动小组，而是回收小组。”梅西耶继续对所剩无几的“海钓”项目雇员说，“这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渡，我明白，你们之中有些人和叛逃特工一起工作过，但让我提醒各位，这个人，”他指了指大屏幕上蔡斯的脸，“这个人尝试谋杀一个使馆雇员，莱恩·蔡斯不是你们自以为了解的那个人。”

“狗屎。”伯尼说。

莫娜用力捏了一下他的肩膀，示意他小声点。“蔡斯有什么消息吗？”

工作台上的其中一台电脑发出短促的提示音，一个交叉检索进程结束了，伯尼扫了一眼数据，关掉了显示屏。“什么都没有，他是个聪明的混蛋，知道该怎么消失。”

“现在，探员们。”梅西耶正在为他的伟大演说收尾，“回去工作，把我们的逃犯挖出来。”

“然后？”

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看莫娜，梅西耶冲她露出宽容的微笑，像是一直在等这个问题似的，“你想问的是什么，戈迪斯基探员？”

“把蔡斯探员找出来，然后？”

“矿井”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排气系统隆隆的运转声变得异常响亮，仿佛墙壁里藏了一个巨大的涡轮增压器。

“然后。”梅西耶一字一句地说，“蔡斯会被逮捕，引渡受审。如果他反抗，会被当场击毙。你还有别的问题吗，戈迪斯基探员？”

——

“他死了。”

蔡斯和阿德里安对视了一眼，一起看向对门这个穿着印花晨衣的老太太，她从半开的门里探出头来，像只被敲门声吸引来的好奇啄木鸟。“那里没有人住。”她重申，语速很慢，仿佛是在向幼童解释为什么冰淇淋推车不会天天来，“比德曼先生去世了。”

“棒极了。”阿德里安脱口而出，“我的意思是，这并不，这非常令人伤心。”

“你们认识那个可怜的人吗？”

“是的。”阿德里安回答，看了蔡斯一眼，“我们是他的，呃。”

“打壁球的搭档。”蔡斯说。

“对。”阿德里安冲蔡斯皱起眉，“壁球搭档。”

“我从不知道比德曼先生打壁球，他87岁了。”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蔡斯把阿德里安推开一些，接管了话语权，“您介意告诉我们比德曼先生出了什么事吗，夫人？”

这位令人尊敬的邻居非但不介意，显然还感到轻微的兴奋，人们复述他人的不幸时往往是这样的。应该是两年前的事了，她说，又或者是三年前，她的记忆力已经不及以往了，肯定是三年前，她的孙女萨莎出生的那个秋天。警笛一大早就响个不停，然后是救护车，像甲虫一样堵在门前，一个担架被抬出来，送上了救护车，据说是心肌梗塞，对一个87岁的人而言，算是意料之内。房子一直没有易手，他的侄子时不时会来清空信箱。这可以说很奇怪，不是吗，为什么还会有人给死人寄信？

 “这位侄子多久来一次？”

“很难说，尼古拉大概每两个星期来一次，有时候是星期二，有时候是星期六。我可不会整天留意比德曼先生的信箱，年轻人。”

“当然不会。”蔡斯冲她微笑，“您刚才说的是尼古拉吗？”

“是的，那个侄子，像个码头工人。”老太太向天空比划了一下，可能是想指出这位尼古拉的大致身高，“有趣的口音，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形容——”

“波兰？”

“我猜你可以这么说，是的。”老太太眯起眼睛，“你们为什么感兴趣？”

“只是好奇。”蔡斯耸耸肩，“我们不该继续占用您的时间了，夫人，祝您有个愉快的下午。”

“‘壁球搭档’？”回到车上的时候，阿德里安问。

“这叫临场发挥。”蔡斯透过车窗打量这栋带有花架和弧形门厅的公寓。二楼右边第一个窗户的布帘掀起了一小角，老太太毫无疑问也在打量他们。蔡斯发动了汽车，开始缓慢地绕着住宅区转圈，“那家法务咨询公司，你之前说它是什么时候注册的？”

“我事实上没说过。公司是一年前注册的。”

“比德曼已经死了三年。”

“亲爱的尼古拉用偷来的身份注册空壳公司，掩盖资金流向，这是十年前的旧招数了，如果我是他——”

“没必要分享你的犯罪技巧，康韦尔先生。”

“你的损失。”

蔡斯把车停在两条街外的一家餐馆旁边，和三个垃圾桶挤在一起，没有锁门，把车钥匙留在原处；这辆车不出意外在天亮前就会被偷走，足够中情局的猎狗们徒劳无功地追上几天。两人步行返回比德曼生前的寓所，邻居家的窗帘已经落回原处，灯光亮起，没有人影。

“在这里等着，顺便拿着这个。”蔡斯卷起外套，塞到阿德里安手里，踩上花架，抓住二楼阳台边缘，翻过栏杆。阿德里安回头瞄了一眼空无一人的街道，又仰头去看阳台，那里已经没有人了，落地窗开着。不到一分钟，前门也开了，蔡斯冲阿德里安打了个手势，他快步跑了进去。

客厅散发着霉菌和旧木头的气味，家具盖着防尘布，在路灯的微弱光线里就像不成形的石膏团块。地板在鞋底嘎吱作响，蔡斯捡起散落在地的信件，翻了翻，收件人都是“W. 比德曼”，信封上印着各种各样的公司商标，一些被草草撕开了，大多数没有拆封，日期都是最近五六个月的。

“非法入室也是你训练的一部分吗？”阿德里安悄声问，俯身去看茶几上一个精雕细刻的小座钟。

“我十四岁就会撬锁了。”

“你该不会准备讲一个悲惨的孤儿故事吧？‘我父亲坐牢，我母亲酒精中毒，我只能靠偷来的巧克力饼干棒过活’。”

“不，我只是在中学里交了些错误的朋友，一度认为坐牢很酷。”

“这就是你为什么决定当个正义使者？”

“不是我决定的，而且中情局和正义毫无关系。”蔡斯扯下盖在橱柜上的防尘布，逐一拉开抽屉，除了几个袖扣，什么都没有找到，“你呢？伦敦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像只老鼠一样逃过海峡？”

“这不是问答游戏。”

蔡斯用鞋尖把橱柜最下面的抽屉推回去，转身看着阿德里安，“没人说这是个游戏。”

没有回答。阿德里安一动不动，像是和无处不在的阴影融在了一起。蔡斯靠着贴了木制饰板的墙壁，等待着。

“SX-105。”阿德里安开口，头几个句子如此混乱，蔡斯花了一点时间才理解它们的意思，“甚至不是一个名字，我只知道他的编号，他们甚至没给他一个名字。SX-105是我们在希伯来大学的线人，我是他的联络人，我不知道他是讲师还是学生。他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单位’，大约每两个月联络一次，但我每天都会监控他的电话和邮件，SX-105并不知情。”

短暂的停顿，然后他说得更快了。“情报网被摩萨德察觉到之后，我们开始帮助特工和线人撤出耶路撒冷，编故事，销毁身份。一场比赛，看看谁能在刀砍下来之前最快抽回手。特工优先，我们只花了六小时就把十一个外勤送到土耳其。线人就远远没那么好运了，‘不要慌张，原地等待’，这句话我可能说了超过两百次，‘照常生活，我们会保护你的’。”

蔡斯已经差不多猜到了结局，但没有作声。

“他们根本没有打算救出SX-105。‘抱歉，我们只能把预算花在更有价值的线人身上’，他们说，‘不是任何人的错，SX-105在同意出售情报之前就已经明白风险了’。我们最后一次联络的时候，他已经买了飞往多哈的机票，我还是告诉他，‘不，留在原地’。第二天早上他在学校里被逮捕。我按照规定切断了所有通讯渠道。”

座钟滴答作响。一辆车在外面经过，车头灯的白光一闪而过，零碎的音乐声。

蔡斯清了清喉咙，“我去看看这鬼地方还有没有自来水供应，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是多久？”

“直到尼古拉出现。”

9.

档案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而是按事件，有着自成一格的逻辑。梅西耶把台灯拽过来，让光圈落在这批尚未被电子化浪潮打湿的文件上。里面大多数是垃圾：缺页的使馆备忘录，发黄变脆的剪报和盖着保密印戳的旧档案。梅西耶随手翻开最厚的那一份，康纳·海因斯，没有照片，资料页下方盖了来自不同部门的印章，相互覆盖，像是在争抢地盘，旁边是一行手写的批注，“失踪，推断死亡”。还有一个标着“波恩”的文件夹，原本也许是奶油色的，因为氧化和频繁翻阅的缘故，变成了脏兮兮的棕黄色。许多装订整齐的报告，贴着诸如“里程”、“山雀”和“哥伦布”这种莫名其妙的标签。纪念品，梅西耶想，老家伙不愿意把头从三十年前的沙子里拔出来。

他花了比想象中更长的时间才找到他想要的，“海钓”项目的所有档案，装在簇新的塑料封套里，从九十年代初和莫斯科签署的备忘录，到克里斯滕几天前归档的最后一份简报。梅西耶起身关上百叶窗，回到办公桌边，着手寻找和代号“浮标”的线人奥马尔医生有关的文件，逐一把它们抽出来：数百页军火交易报告，伦敦和华盛顿争相把昂贵的战争玩具卖往利雅得、萨那和阿布扎比；相应的合同扫描件，会议记录，照片和货运清单。

梅西耶拿起一张照片，那是一份手写的名单，潦草地涂在笔记本上，再用相机在暗处翻拍的。名单列出了那些闭门谈判的参与者，许多熟悉的名字，来自国会山、白厅、卢比扬卡广场11号和兰利。哈迪要求他销毁这些文件，目光短浅的决定，梅西耶抚摸着这些光滑的照片和纸张，哈迪看见的是威胁，我看见的是往上爬的门票和完美的勒索材料。

有人敲了敲门，梅西耶打开放在脚边的帆布袋，匆匆把这些文件塞进去，按下桌上的按钮，打开了电子锁。一个技术员把头探进来，“我们找到那辆车了，先生，但没有蔡斯。开车的是两个中学生，现在在16区警察局拘留室里，他们说车停在一家餐厅旁边，门没有锁，钥匙也没有拿走，所以他们想‘兜个风’。我们的人已经在询问附近的住户有没有见过目标。”技术员看了一眼手里的笔记，“另外，托比·韦斯已经醒了，录了一份证词，你需要一份副本吗？”

“是的。”

“还有一件事，先生。”

这个蠢货不能一次过把话说完吗？梅西耶想，“请说。”

“你之前让我们监视克里斯滕先生。”技术员又犹豫了一下，推了推眼镜，仿佛接下来要说的话会烧伤他的舌头，“他不见了。”

“你叫什么名字？”

“伯尼。”

“关上门，伯尼，好好解释一下什么叫‘他不见了’。”

——

“只有一件手提行李吗，霍普先生？”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把登机牌夹在护照里还给莱昂，那上面的名字是泰勒·霍普，“莫斯科常客，我猜。”

“我喜欢那地方。”莱昂冲他微笑，“永远能给你惊喜。”

“我敢肯定是的，先生，飞行愉快。”

——

对比德曼先生寓所的搜索告一段落，有用的战利品在沙发上垒成一小堆，像沉船之后打捞的遗物。这间公寓仍然有水，但没有电和燃气。晚餐是冷罐头豌豆和白兰地，阿德里安坐在地板上，裹着从卧室里找来的毛毯，挖了一勺浮肿的豆子，皱起眉头。

“至少比压缩饼干好一些，别抱怨。”

“我根本没有说话。”

“你看起来像是有人逼你吃一罐蜘蛛。”蔡斯试图拆开左手的绷带，就着路灯的微弱光线对付一个死结，用上了牙齿，“该死。”

“我来。”阿德里安说。

蔡斯看了他一眼，好像对方刚刚提出要去拆弹。阿德里安向他伸出手，蔡斯耸耸肩，把手递给他，掌心向上。阿德里安解开这些沾着陈旧血迹的布条，略微侧过身，让路灯的光线落在伤口上，“天啊。”

“没那么严重。”

“你和我对‘严重’的定义不太一样。”

“我已经非常幸运。如果计时器拨快半分钟，法医就要提着证物袋到处捡我的碎片了。”

“我认识一个图像分析师，到巴格达第五天就被子弹打中大腿，拿着一大笔保险金和遣散费提前退休，伤口甚至不影响他慢跑，这才叫幸运。”

“没有任何保险公司会愿意为一个外派巴格达的人开保单，你的朋友在撒谎。”

对方也许翻了个白眼，也许没有，在昏暗之中蔡斯不能确定。阿德里安松开他的手，站起来，走进厨房，几分钟之后拿着餐巾和剪刀回来。他拧开酒瓶盖，用白兰地沾湿餐巾，小心地擦掉血污，把餐巾剪成条，重新包扎好伤口。

“如果我死于感染，至少我知道应该找谁算账。”

“你应该说，‘我是个混球，感谢你的耐心’。”

“谢谢你，阿德里安。”

阿德里安盯着他，挑起眉毛。蔡斯移开目光：“只是因为你还拿着剪刀，小松鼠。”

“你总是这么烦人吗？”

蔡斯拿起放在地上的酒瓶，皱着眉头辨认上面的标签。“我大多数时候独自行动，没有人评价我。”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大多数时候独自行动’。”阿德里安从他手上拿走白兰地瓶子，喝了一口，“因为最不受欢迎？”

“因为我非常擅长自己的工作。”

“撒谎，谋杀和绑架平民？”

“撒谎，谋杀和绑架平民。”蔡斯回答，“把酒给我。”

——

酒瓶空了，被塞在沙发坐垫之间的缝隙里。阿德里安躺在地毯上，看着漆黑一片的天花板。蔡斯坐在他旁边，背靠着沙发，枪放在手边，他时不时碰一下，确认武器还在那里。

“每六天浇一次水。”阿德里安说。

“你喝醉了吗？”

“我的盆栽，需要每六天浇水一次。你把我从家里拽出来的时候，我在想的是这鸡毛蒜皮。不是‘我要去哪里，现在发生了什么’，而是‘谁会来给我的盆栽浇水’。”

“你想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说不会显得很不礼貌。”

“碳酸饮料和薯片。”蔡斯告诉他，“就这么简单。”

阿德里安笑起来，但听起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我不会活着回去了，对吗？”

蔡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没有作声。他想着“矿井”，想着托比扭曲的脸，这张脸缓慢地和“浮标”苍白、惊恐的脸混在一起。我被停职了，莱昂在电话里说，梅西耶接管了“海钓”。当你潜得太深的时候，不可名状的危险就不仅仅来自于深海了。

他把手放在阿德里安的肩膀上，想提供一些无用的安慰，但这位不情愿的同谋已经睡着了，阴影遮住了他的脸。

10.

英国人给她的绰号是最礼貌的，“美杜莎”；中情局的人直截了当地叫她“克格勃巫婆”，而使馆里低于参赞级别的人干脆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在布拉格早春的稀薄阳光下穿过人群来到莱昂面前，自我介绍说“下午好，我叫玛塔。你想必是霍普先生”，用一种略微沙哑的、简洁的俄语。而莱昂——不到一年前才刚刚从坎布里亚的训练营结业——匆忙放下酒杯，握了握她的手，回答“幸会，叫我泰勒就行”。1978年，那时候是。两人都在使馆文化处工作，都明白对方和文化毫无关系。

他们在华沙再次见面，在那里她的名字是艾琳娜，而莱昂则是“弗莱彻先生”。弗莱彻先生花了一个礼拜跟踪艾琳娜，想弄清楚华沙谍报圈对暗号的规律，到底是路灯柱上的粉笔标记，还是二手书店里常年贴着“已售”却又始终没人取走的一本旧书？艾琳娜在街心公园一株松树的阴影里等着弗莱彻先生，抓住他的领带，刀锋刺穿外套和衬衫，捅进腹部。

“你不会死，这次还不会。”克格勃巫婆悄声说，扶着莱昂，在远处看来就像在安抚一个身体不适的朋友，“离我远一点，否则下次我会把你割开，从喉咙到肚脐。”

她松了手，莱昂差点跪倒在覆盖着积雪的泥地上，血迅速浸透了衬衫和毛衣，顺着他的手指往下滴。他看着玛塔跑向两个路过的巡警，假装惊慌失措地说着什么，指着松树的方向。莱昂压紧了伤口，疼痛令他眼前发黑。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臂，关切地用波兰语说着什么，是那两个巡警，玛塔已经不见踪影。

他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你很幸运。”大使馆的翻译告诉他，“如果不是一个路过的女士及时发现了你，你有可能会休克。”

“对。”莱昂闷闷不乐地回答，“多么幸运。”

“你确定你想不起抢劫犯的样貌？”

他能清楚记起玛塔，还有她的条纹头巾和黑色长大衣：“不，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邻座在熟睡，发出响亮的鼾声。莱昂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隔着衬衫摸了摸肚脐旁边一两英寸的地方，疤痕就在那里。飞机已经开始下降，他打开了遮光板，莫斯科隐藏在密不透风的灰色云层下。他上一次来这里是1991年12月，动荡而短暂的夏天结束已久，玛塔和他沿着高尔基公园空荡荡的滑冰场散步，草地上散落着被雨水浸湿的传单、瓶子和尖锐的碎石。

“我的名字是柳德米拉。”她突然说道，像是吐出卡在喉咙里的鱼刺，“无所谓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觉。”

“不，你没有。”柳德米拉停下脚步，抬手抚摸他的脸颊，摩挲着没有刮干净的胡茬，“因为你是个糟糕的间谍。”

“跟我走。”他鲁莽地说。

“你知道我不会的。”

“既然克格勃已经不存在——”

“不。”她踮起脚，吻了莱昂的嘴唇，“再见，克里斯滕。”

护照顺利过关，意味着“矿井”里还没有人发现他不见了。莱昂径直走向物品寄存处，第171号柜子的密码是84805134，里面有一个牛皮纸信封，装着少许卢布和一本英国护照，照片是莱昂的，名字是尼尔·弗莱彻。莱昂摇了摇头，对着信封笑起来，关上了储物柜。他用这本新护照租了一辆车，在阴沉的铅灰色天空下驶向约定地点。

莫斯科国家图书馆的停车位不多，但在这样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季早晨，大部分都空着。他来得太早了，在门外等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为了取暖，双手都插在口袋里。门终于打开的时候莱昂充满感激地踏进温暖的室内，询问馆员缩微胶卷阅览室在哪里。

莱昂把外套搭在椅子上，在桌子旁边坐下。十几台新旧不一的缩微胶卷阅读器放在那里，配有被翻得卷页的使用指南，胶卷储存在编号的架子上。他思忖着谁会来看所有这些被永久保存在聚酯薄膜上的旧报纸和陈年档案，像他这样的人，也许；还有不情不愿的历史学生。

脚步声，地板发出轻微的嘎吱声。莱昂坐在原处没动，双手放在桌面上，看着另一个人在对面落座。

“图书馆。”莱昂说，“就像以前。”

“不怎么像。”柳德米拉把手提袋放到一边，并没有摘下小羊皮手套，“你和我都不再能轻轻松松地背着狙击枪爬上屋顶了。”

“也许我还能。永远不要低估老狗。”

柳德米拉从手提袋里取出一个信封，放到他面前，莱昂伸手想把它拿过来，但柳德米拉按住了信封，“你现在还来得及离开这里，假装自己是个怀旧的游客，找一家好酒店住几天，回去，也许会影响你的退休金，但至少不会有人把你扔进关塔那摩监狱。”

莱昂把信封从她手里抽出来，打开，里面是几张照片，他一张一张地看过去，最后把它们拢起来，放回信封里。

“这些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你有你的方法，我也有我的。”

莱昂摸了摸下巴，他没有刮胡子，因为长途飞行，眼睛也布满血丝。“我一直以为‘浮标’的死是报复，但其实那是鸣枪示警，叫我后退。‘海钓’触到阿拉伯半岛一条腐烂的神经了。”

“还有华盛顿和伦敦的。只要沙特在他们面前晃动飞机订单，他们像打了麻醉药的狗一样乖乖趴下。”

“梅西耶会用尽手段除掉蔡斯和康韦尔，免得他们有机会出庭作证。”

“还有你，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柳德米拉的手覆在他的手背上，“莱昂，你赢不了，你要对付的是海湾国家和他们脚下的石油。”

莱昂重新拿起信封，把照片倒出来，像是要检查自己有没有认错什么。第一张照片是用长焦镜头从远处拍的，隔着偏光玻璃，画面泛出一种带蓝的灰色，但后排座位的乘客毫无疑问是梅西耶，在他旁边，凑得很近，似乎正在低声讨论着什么的，是赛义德·本·阿卜杜拉·阿尔·鲁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与国际合作部的北美专员。

——

“蔡斯。”

清醒的过程就像从湖底往上游，他觉得自己花了三个小时在泥浆里徒劳地蹬腿，无法浮上水面。脑后有一条神经隐隐作痛，也许是因为伤口，或者昨晚的白兰地。有人摇了摇他的肩膀，声音和光线逐渐变得清晰。

“蔡斯，醒醒。”

他睁开眼睛，下意识地去摸枪，武器还在原处，保险栓关着。阳光从窗帘缝隙里钻进来，天早就亮了，蔡斯看了一眼茶几上的座钟，十点过五分。

“有人来了。”阿德里安悄声说。

蔡斯打开了手枪保险栓，弯腰潜到窗边，把布帘掀起一小角。一辆银色雪铁龙停在车道上，一个穿着牛仔夹克的人关上车门，径直走向公寓入口。信箱在门厅深处，靠近内院的地方，需要经过已经无人居住的门房室。蔡斯打开门，走到楼梯平台上，穿着牛仔夹克的人哼着歌走过门厅，把玩着手里的钥匙，叮当作响。

“留在这里。”蔡斯悄声对阿德里安说，走下楼梯。

这种老式公寓的门厅就像个低矮的洞穴，白天也需要亮着灯，通往内院的门是洞穴尽头的一小块光斑。信箱嵌在墙里，像一排方形蜂巢。穿牛仔夹克的人打开了其中一个信箱，仍然哼着走调的歌，抓出一大叠信，塞进斜挎包里。

“尼古拉？”

穿牛仔夹克的人抬起头，眯起眼睛，打量着蔡斯，露出犹疑不定的笑容，“是的，请问你是——”他看见了蔡斯手里的枪，马上住了嘴，喉结上下移动着，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你不认识我，现在举起手，走上楼梯，不要作声。”

——

披着印花睡衣的老太太踮着脚，捂着心口，透过猫眼看着尼古拉高举双手走进比德曼生前的住所。

她后退了两步，差点踩到家里的猫。那动物恼怒地叫了几声，但老太太根本没有留意到，她快步穿过起居室，拿起电话听筒，拨了17。

“是的，警官，有可能是谋杀案，我看见那个流氓手里拿着枪。没错，门牌号是4。不，那房子应该是空的，警官，比德曼先生已经死了三年了，上帝保佑他。不，我还没有听见枪声，但我担心很快会有了。”

——

“把他绑起来。”蔡斯说，枪口仍然指着尼古拉。

“多来几次，我就是绑架专家了。”阿德里安抱怨，拆下固定窗帘的布条，捆起尼古拉的双手，再把他绑在椅子上。后者瞪着他看了许久，又看向蔡斯，把法语换成了口音浓重的英语：“这是个误会。”

“你应该比你的打手聪明，老实回答问题，也许还赶得上在午饭之前回家。”蔡斯冲阿德里安扬了扬下巴，“有人雇你解决掉这个人，不是吗？”

冷汗聚集在尼古拉的额头和鼻尖上，他舔了舔嘴唇，目光溜向蔡斯手里的枪，“是的。”

“告诉我你雇主的名字。”

“美国大使馆的一个人，托比，名字好像是这个。”

“派驻使馆的情报官员没有兰利批准不会擅自行动，你知道托比在和谁联系吗？”

“我怎么可能知——”

尖利的警笛声打断了他，阿德里安从窗帘缝隙里往下看，皱起眉。

“多半只是路过。”蔡斯说，仍然盯着囚犯。警察似乎比近在眼前的枪更令尼古拉不安，他不停地扭着双手。

“不，他们停下了，就在门外。”

蔡斯咒骂了一句，迅速搜了尼古拉的口袋，拿走了他的车钥匙，拉起阿德里安跑下楼。两人冲出公寓大门的时候两个警察刚好走上车道，反应比较快的那一个试图拦住蔡斯，但特工用枪柄重重地砸中了他的脸。另一个警察掏出了枪，蔡斯踢了一下他的膝弯，警察摔倒在地，武器脱手飞了出去。蔡斯往他头上补了一脚，那人滚进稀疏的草丛里，一动不动地趴着。

“快。”蔡斯命令道。两人钻进那辆原本属于尼古拉的银色雪铁龙里，车倒退着驶出车道，车尾砰地撞上了那辆引擎还在运转的警车。蔡斯换了档，踩下油门，车往前窜去，在受惊扰的邻居的视野里迅速地消失了。

11.

“你不是电影主角。”

那是蔡斯在“农场”的第三个星期，莱昂凌晨出现，没有事先通知，更没有解释，同来的还有两个蔡斯没见过的教官，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推出门外，一辆孤零零的车停在外面，里面没人，引擎空转着，车头灯刺得蔡斯睁不开眼睛。

“你也不是一个士兵。”莱昂接着说，“遵守你收到的命令，但也不要过分拘泥。不要被风吹草动干扰，但是每时每刻都准备逃跑。”

蔡斯身上套着皱巴巴的灰色短袖T恤和睡裤，赤脚站在水泥车道上，冷得发抖，“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现在是凌晨三点，大多数抓捕会在这个时间进行。理想情况下也许会有五分钟预警，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你跳窗逃走，没时间带证件和武器，只有一辆车，和身上的衣服，而我们有一整个追踪团队和监控系统，还发了通缉令。”

“至少让我穿上鞋子好吗，长官？”

莱昂的回答是打开车门。蔡斯钻进驾驶座，看起来有点沮丧，像只刚刚得知目的地是兽医诊所而不是郊野公园的狗。

“你已经学会了怎样战斗，士官生蔡斯，现在我们该教你怎样逃跑了。”

车门关上。

首先，逃跑并不总是意味着跑在前面。

“你错过了出口。”阿德里安说，回头去看飞速后退的路牌。

“不，我没有。”

“这不是离开市区的路。”

“我们不准备离开巴黎。”蔡斯踩下油门，迅速变道，超过了一辆红色的大众。

“你疯了，这就像老鼠说我不舍得离开捕鼠夹一样。”

“中情局也会这么想，所以他们会把一半精力花在监控机场和铁路上。”

“剩下的一半？”

“和法国对外安全局吵架。”

车流在码头边变慢，笨重的大巴在众多小型私家车里吃力地挪动，像蚁群里的彩色甲虫。停在匝道上的一辆警车突然拉响警笛，阿德里安坐直了，看着它加速，冲向东南面。

“你太紧张了。”蔡斯说。

“不然呢？我应该打开车窗唱歌？”

“你会唱歌吗？”

“十二岁的时候演过《仲夏夜之梦》，这就是我对艺术的全部贡献了。”

蔡斯吹了一声口哨，“让我猜猜，演的是帕克？”

“织布匠，整晚套着驴头面具，所以没有人记得我长什么样。”

“我根本不知道这部剧里还有这种角色。”

“是个主角。”阿德里安说，“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还在想。”

“‘还在想’，棒极了，完美。”

“我的上司一直相信随机应变比计划重要。”

“你的上司如果不是极端乐观，就是极端懒惰。”

交通灯转绿，车流像粘稠的沥青一样缓慢淌过斑马线。“我还在训练营的时候，他凌晨三点把我踢出门外，给我一辆车，然后放狗追我。我连鞋都没有穿，路上砸了不知道哪个倒霉鬼的窗，从他家里偷了一双。”

“字面意义上的狗？”

“当然不，我的意思是CIA使出了抓捕炸弹狂人的力气来追我，全境通缉，无人机，六个数据矿工轮班监控，行动处有些闲得无聊的‘猎狗’也加入了，那群疯子开起枪来毫不手软。”蔡斯活动了一下左肩，像是还能感觉到卡在里面的子弹，“这就像某种入学测试，我想。”

“老天。”

“我撑了五天，最后在墨西哥边境被抓住了。”

“这算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从来没有人合格过。”

其次，像个猎人一样思考。

“托比是关键。”蔡斯对挡风玻璃说，“他是个‘驻点’，问题在于是谁在他背后扯木偶线。”

“一个什么？”

“‘驻点’，和我这种‘猎狗’不一样，他们有官方身份，通常是使馆人员或者访问学者之类，只负责观察，不参与行动。”

“在我看来托比参与得异常积极。”

“很可能是因为他的上线逼他这么做。‘驻点’不受单向沟通规则限制，托比一定知道他的上线是谁，而且有他或者她的紧急联系方式，我们找到托比，就找到这只烂牙，把它拔掉，理想情况下是这样。

“不理想的情况是？”

“如果他还活着，他的上线也许会决定灭口，而我们会毫无必要地暴露在监控录像里，但我不认为情况会这么坏，托比毕竟是个参赞。也许我们需要想办法闯进使馆——”

“太麻烦了。”阿德里安打断了他，“所有医院都连接着CPAM的数据库，就近找一家，编个借口溜进办公室，有必要的话干掉一两个警卫——这是你的专长，我想——检索1月12日至13日入院的所有受了枪伤的病人，名单应该不长，毕竟这里不是大马士革。”

蔡斯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不。”蔡斯不情不愿地回答，“我没有。”

——

加布里埃·奈穆尔纪念医院门前是一小块铺着碎石的空地，种了两排修剪整齐的矮灌木，与其说是装饰，不如说是用来阻止人们胡乱停车的。前厅玻璃门滑开的时候，实习护士塞西尔·布洛涅正准备结束值班，她必须在十二点前离开，否则就赶不上报税了，她的男友一周前承诺帮她寄出税单，但她昨晚赫然发现信封压在水果盘下面，冲男友大喊大叫了二十分钟。病人走进来的时候，布洛涅护士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把手提包放回原处，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登记表和一支笔。

“姓名，住址，医疗保险卡号码。”实习护士机械地说，看了一眼病人的左手和头上的绷带，“发生了什么事？”

“烫伤。”对方回答，他旁边的金发男人接过圆珠笔，开始填写表格，“见鬼的微波炉。”

“你自己处理过了吗？”

“不算，只是消毒了。”

“在这里等着，先生。”布洛涅护士按了一下铃，“洛朗，急诊室。”

不管谁是“洛朗”，他都没有马上出现。实习护士在电脑里输入了病人提供的医疗保险号码，没有找到任何结果。病人声称自己忘记带钱包，自然拿不出医疗保险卡，他的同伴拒绝承认自己记错了号码，坚持是护士弄错了。十一点五十分左右，布洛涅护士走进办公室，抱怨两个无理取闹的疯子，到衣帽间拿了外套，随后从侧门离开医院。十二点前后，住院医洛朗·莫尔比昂打开急诊室的门，里面空无一人，门厅也一样，他得出了非常合理的结论：疯子们已经走了。

当天记录在案的还有另一场小型危机，呼吸科有三个病人状况恶化，因此当值护士几乎都被调到了医院西翼。没有人注意到办公室有什么异常，毕竟那里的门总是开着的。因为前年被工会投诉过，早就拆了监控摄像头。等到对外安全局鉴证科慢吞吞前来接手的时候，门把手已经被忠实的清洁工消毒了四次，根本提取不出任何有用的指纹。

“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们都是实习生。”蔡斯把一件白袍扔给阿德里安。衣帽间并不比一个壁橱更大，散发着消毒水和旧皮革的强烈气味，挂满了外套和围巾，墙角的一个桶里插着几把雨伞，“如果足够好运的话，根本不会有人问起，不用太担心。”

“每当人们这么说——”

蔡斯打了个手势，让他闭嘴，关上了衣帽间的灯。两人在黑暗里挤在一起，听着外面的声音。从说话声听来大概有三四个人，谈论着午餐，脚步声逐渐远去。

“等等，我忘了我的打火机。”其中一个人说，脚步声又再次靠近。

“见鬼。”蔡斯悄声说，“我很抱歉。”

阿德里安想问为什么，但蔡斯低头吻了他，把他按在衣柜上。门打开了，灯光亮起，那个年轻的医生呆在那里，半张着嘴，瞪着他们。蔡斯放开了阿德里安，毫不退让地瞪了回去。

门重新关上。

“每次都有效。”蔡斯清了清喉咙，“不要傻站在那里，小松鼠，穿上你的戏服。”

“刚才是怎么回事？”

“一般而言当人们感到尴尬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躲开，而不是质疑，因此——”

“操你，蔡斯。”

“不客气。”

阿德里安大步离开了衣帽间，走向办公室，蔡斯跟在后面，边走边扣上白袍的纽扣。两个戴着口罩的护工匆匆在走廊里跑过，谁都没有多看他们一眼。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医生，埋头敲着键盘。阿德里安选了一张离门最近的桌子，打开电脑。

“1月12日-13日之间，男性，因枪击受伤送医。”CPAM数据库缓慢地吐出搜索结果，“三个病例，没有‘托比’。”

蔡斯凑过去看电脑屏幕，“试试‘劫案’。”

阿德里安重新发起检索，这次得到了整整五页的结果，里面总共有六个“托比”，只有一个在1月12日早上入院。

“托比·韦斯。”阿德里安念出这个名字，“‘外伤’，美国医院，维克多·雨果大道63号。”

两人悄悄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不远处那个专心致志工作的医生仍然没有抬起头来。

12.

莱昂走得不快，皮鞋被雪水浸透了，冷得刺骨。不远处传来扫雪车的低沉轰鸣，伴随着单调的嘀嘀声，提醒人们避开。莫斯科缓慢苏醒，一家花店拉起闸门，哗啦一声。

他要去的地方并不难找，一家名叫“松树和扶手椅”的画廊，占据了半条街。橱窗里挂着一面巨大的白色帆布，泼上了深浅不一的绿色油漆，也许这就是一棵抽象的松树了；另外还有个牌子写着“二楼出售古董家具，详询店员”。一个穿着灰色马甲的年轻男孩在用吸尘器清理展厅里的地毯，莱昂推门进去，沾着泥水的皮鞋踩在光洁的地板上，年轻人短暂地露出痛苦的表情，仿佛那双鞋踏在他脆弱的神经上。

“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先生。”

“我想见你的雇主。”

“您有预约吗？”

“我不需要预约，告诉他华沙的弗莱彻先生来了。”

穿马甲的年轻人犹豫着，吸尘器呜呜作响。

“关掉这玩意。”莱昂简洁地命令道，“去找你的老板。”

店员上楼去了，过了几分钟，扶着一个光头男人走下楼来。“松树与扶手椅”的主人看起来像个退休已久的职业拳手，曾经有过的肌肉都因为年岁和疏于训练而萎缩了，以至于整个人看起来好像在融化。他披着一件深蓝色晨衣，即使穿着宽松的裤子，也还是能看出他左边的膝盖比右边的肿胀很多，也许是因为痛风。他甩掉年轻雇员的手，张开双臂，冲莱昂露出柴郡猫一样的笑容，声称自己看见老朋友不能更高兴了，然后邀请莱昂到一个摆着安乐椅的侧厅去，一离开店员的视线，柴郡猫式的笑容就消失了，画廊主人一把抓住莱昂的衣领，将不速之客推到墙上。莱昂的后脑重重地撞上了墙壁。

“你怎么还敢来见我。”对方咝声说，用剃刀刀片抵住莱昂的喉咙，他的右手缺了食指，“谁告诉你我在这里的？”

“你看起来过得不错，‘布谷鸟’。”刀片刮伤了皮肤，一阵刺痛，“玛塔一直都有留意你，她慷慨地给了我地址。”

“别他妈叫我布谷鸟，我早就不替你们这些杂种工作了。”

“那你最近叫什么名字？”

“我不再替你工作了。”对方重复了一遍，像是要提醒自己。

“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关于阿拉伯人的，我知道你和他们有生意往来。”

“我为你们卖命了七年，你把我扔在巴格达等死，现在你想‘问几个问题’？”

“我们把你救出来了。”

“我把我自己救出来了，和你们没什么关系。”

“你以为货车是谁安排的？为什么刚好在你逃狱那天会有红十字会的车队路过？”莱昂抓住“布谷鸟”的手腕，把他推开，“坐下，如果你有谋杀的胆量，早就动手了。我只是来弄清楚几件事，马上就走。”

对方拖着肿胀的膝盖，挪到一张安乐椅上。莱昂摸了摸脖子，伤口并不深，但还在冒出血滴。剃刀也割伤了“布谷鸟”的手指，血蹭到坐垫上了，但他似乎没有留意到。外面的展厅里，吸尘器又呜呜地响了起来。

“玛塔还和你在一起吗？”

“不。”莱昂冷冰冰地回答，迅速转移了话题，“关于阿拉伯半岛和北约国家之间的玩具交易，你知道多少？”

玩具，军火的另一个说法。“布谷鸟”伸直左腿，揉着肿大的膝盖，语气变得平铺直叙，短暂地变回了那个每周给莱昂写报告的巴格达线人。“我尽量不胡乱打听，我只是个玩具经销商，如果你想当个活着的经销商，就最好不要知道太多。阿拉伯人用艺术品做幌子，绕开安理会的军火禁运令，我的画廊提供全套服务：油画，大理石胸像，报关单，推荐信，税单；雇了几个谨慎的乌克兰小伙子，把枪械零件打包到装雕塑的木箱里。”

“也负责洗钱？”

“布谷鸟”点点头：“从利雅得汇到我手上，画廊把钱转入摩尔多瓦国家银行，这是一条去立陶宛的捷径，很少审查，之后就是欧元区的快车道了。”

“中情局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你不是应该比我更清楚吗？”

“你就当我需要第三方意见好了。”

“布谷鸟”审视着缺失的手指，拇指和中指之间是一块丑陋的疤痕，像融化又凝固的蜡。“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不四处打听。偶尔有些风吹得很响，你没法假装听不见。”他揉搓着那块伤疤，“买卖玩具涉及的钱你无法想象，匿名的脏钱，足以淹死一打鲸鱼。中情局有人忍不住想从里面捞一份，要这么做，首先要蒙住自己人的眼睛。”

莱昂想到了“浮标”，没有说话。

“我说的并不是哪个‘驻点’的小偷小摸，是上游，兰利的高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沙特人吹嘘他们能‘搞定’中情局和军情六处。”

“钱也不是什么都能买的。”

“钱无孔不入。”

“知道这个‘上游’的名字吗？”

“布谷鸟”的喉结上下滑动着，保持沉默。

“或者我给你提供几个名字，如果我说对了，那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你可以请我出去。”

对方颔首。

“亨利·梅西耶。”

“布谷鸟”盯着地板，没有反应。

“玛格丽特·格拉斯顿。”

沉默。

最后一个名字卡在喉咙里，莱昂咳嗽了一声，“马库斯·哈迪。”

“布谷鸟”抬手指向门，做了个驱赶的手势。莱昂原地站了一会，试图克服那种像是遭受电击的可怕感觉。他机械地走到门边，拧开把手，店员已经打扫完毕，好奇地盯着他们看。

“弗莱彻？”

莱昂转过身，看着巴格达的布谷鸟，他缩在安乐椅里，残缺的右手攥着剃刀。“如果你再出现在这里，我发誓我会割了你的喉咙。”

莱昂关上门。

这将会是个漫长的阴天，天空像个草率搭起的摄影棚，用脏兮兮的白布遮住充当太阳的聚光灯，整个城市都浸泡在半透明的、灰蒙蒙的光线里。一辆车在身后按喇叭，莱昂迅速把手探进外套里，握住了枪。那不过是一辆普通的小车，司机探出头来，冲堵在马路中央的货车大喊大叫。莱昂移开目光，继续向前走，下意识地寻找遮蔽物，就像三十多年前在华沙，处处提防狙击手时那样。

——

“我是戴维斯医生。”蔡斯在护士面前晃了晃身份卡，那上面写着的是“G. 卢瓦索，配药室”，五分钟前在楼下偷的，但从来没有人会仔细看身份卡，诀窍是你得相信自己说的每一个字，并且对每一个胆敢质疑你的人发脾气。

“我知道我们有点迟了，但你明白进出机场的交通是怎样的。”阿德里安接口，带着一种真假不明的厌倦，“托比·韦斯在哪个病房？”

护士在电脑前坐下，显然准备检索“戴维斯”这个名字，蔡斯敲了敲桌子：“女士，文书工作不妨稍后再处理，我和菲尼斯泰尔医生已经在飞机上熬了八个小时，实在很想尽快看完病人，到酒店睡一觉。”

护士犹豫了几秒，“走廊尽头，倒数第二个房间。”

“谢谢你。”

“不算很糟糕吧？”穿过走廊的时候，蔡斯悄声问。

“扮演医生？还好。”

“我说的是接吻的部分。”

“我不想回忆这部分，谢谢你。”

“从职业角度来看，在一个1到10的量表上，你会——”

“我不会给你打分，戴维斯医生，这没有任何‘职业角度’可言。”

“慢一点，搭档，请走到我右边来。”

“我已经不想问了，但是，为什么？”

蔡斯在防火门旁边停下，假装在口袋里寻找什么，“因为我准备接近警卫，把他打昏。你看见他的脖子了吗？像只河马，对吗？如果你足够用力地劈他的颈侧，他来不及发出声音就会失去意识。你接住他，把他拖进病房里，免得引起太多注意。不难，把他想象成一袋吊在屋顶上的马铃薯，而我要去割断绳子。”

他没有提及的是这袋穿着西装的马铃薯重达七十五公斤，阿德里安吃力地把昏迷的警卫拖进病房里，丢在折叠椅旁边，警卫的脑袋磕到地上，很响的一声。“对不起。”阿德里安悄声说，“不是有意的。”

病床被布帘围了起来，蔡斯拉开帘子，除了一个孤零零的枕头，那里什么都没有。他逐一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都是空的，像是从来没有人在这里待过。

“这可不是‘理想情况’。”阿德里安看了一眼窗户，那里安装着钢制护栏。

“是个陷阱。”蔡斯把枪拿在手里，打开保险栓，弯腰抓住警卫的一条手臂，“帮我把他扶起来。”

他们合力把这个昏迷不醒的倒霉鬼推出门外，那效果就像有人在走廊里引爆了地雷，枪声响起，子弹撕开了警卫的半边脸，流弹打在墙上，灰泥四溅。应该是察觉到目标有误，枪声忽然停止。火警警铃尖叫起来，喷头被触发了，咝咝地往走廊里洒水。蔡斯往走廊另一端连续开火，隔着这场人工暴雨，他能看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影慌张地钻到护士站的桌子后面。

“跟着我。”

水迅速把他们淋湿，两人弯腰跑到防火门旁边，用力扳开贴着警告语的锁。楼道里的应急灯已经亮起来了，一种不真实的红光。几个护工挤在三楼平台，蔡斯粗暴地把他们推开，带着阿德里安继续往下跑。枪声炸响，有人在五楼向他们开火，子弹在扶手上擦出火花。蔡斯开枪还击，弹夹空了，撞针徒劳地咔嗒作响。他咒骂了一句，继续往下跑。

防火梯在标记着“P”的楼层终止，蔡斯换上了新弹夹，踹开通往停车场的门。

六把冲锋枪在那里等着他们，穿着防弹衣的警员围成一个半圆，彻底阻断了所有逃跑路线，用英语和法语喊叫，命令他们放下武器，跪在地上。身后的楼梯传来脚步声，那群滴着水的宪兵也赶到了。

“你打算怎么随机应变？”阿德里安低声问。

一个宪兵用枪托击中了蔡斯的后脑，他最后听见的声音是持续不断的警铃，像手术刀一样尖锐。

13.

手机在桌子上震动起来，那是莱昂在机场买的预付费手机，只有两个人知道号码，一个是柳德米拉，另一个是莫娜·戈迪斯基。他丢下收拾了一半的行李，两步跨到客房另一边，拿起那部功能有限的小机器。

一条新信息，来自未知号码：“侄子找到了之前走失的小猫，两只，是邻居发现的，准备送到家里来。”

因为心不在焉，莱昂摸了好一会才碰到椅子，拉开，坐下来，看着落地窗外的阴沉天空。五六个小黑点停在远处光秃秃的树梢上，他思忖着那是不是乌鸦。暖气把客房烘得闷热不堪。莱昂推开落地窗，冷风锋利的刀刃一样切进来。他重新把信息读了一遍，按了“回复”，输入了一行字，删掉，重新来过。

“小甜心一定很高兴，邻居打算什么时候把猫送过去？”

整整二十分钟之后手机才再次响起提示音：“从我家的钟看来，一天之内。”

蔡斯和康韦尔落在法国人手里，二十四小时之后会引渡到美国。莱昂看了一眼手表，计算着时间。你真的应该退休。一个细小的声音在脑海里说，你赢不了，你可以对付暴力、官僚主义和测谎仪，但你没有办法对付一个制度，以及造就了你的游戏规则。

“你知道人们为什么想念战争吗？”柳德米拉有一次这么和他说，并不真的在问问题，“年轻人会说‘疯狂的老太婆，不肯承认自己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不是因为这样。在战争里你知道自己是谁，要做什么，有人替你设计好了靶子，你拿起枪，把它击倒，不需要思考。”

“没有人想念战争。”

“那你为什么还在CIA？”

莱昂可以提供很多理由：恐怖主义、跨国金融犯罪、你们俄罗斯人；但他明白这都不是答案，答案是他无法舍弃那种令人颤栗的危机感，就像像午夜前的最后一秒；像听见雷声，等着第一滴雨落下；像即将崩断的金属线。

像战争。

他砰地关上落地窗，拆出预付费手机的电池，折断SIM卡，扔进垃圾桶里，然后拿起酒店的座机。

“最早一班去DC的飞机，我的名字是尼尔·弗莱彻，F-l-e-t-c-h-e-r——当然可以，稍等。”他翻出柳德米拉给他的假护照，念出上面的号码，“我不介意是头等舱还是经济舱，是的，单程票，谢谢。”

——

地面在轻微震颤，伴着时而和缓、时而狂怒的隆隆声。这声音让蔡斯想起了他小时候非常沉迷的科幻片，拍得不怎么样，以现在的目光看来，破绽百出的外星巨兽吼叫着，捣毁生硬的布景，最后总是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大团圆结局。他房间里有一架儿童天文望远镜，是他的十岁生日礼物，白色，贴着火箭贴纸。蔡斯会花上好几个小时来监视空荡荡的夜空，希望成为第一个发现飞碟着陆的人。

“那里什么都没有，Younus。”母亲从不用莱恩这个名字，始终用阿拉伯语叫他Younus。蔡斯不喜欢这个名字，鸽子，没有人会乐意被称作鸽子。

“让他看。”每次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父亲都会用这句话结束争论。

蔡斯睁开眼睛，又闭上。灯发出刺眼的白光，仿佛一场被困在车厢里的小型爆炸。这辆车是个移动监狱，那种只能从外面打开的封闭铁盒子。伤口疼了起来，像是有个喝醉了的伐木工一下一下地用斧头砍他的脑袋。他躺在冷冰冰的、铺了塑料布的金属上，手腕被铐起来了，引擎似乎在他疼痛不已的脑袋里震颤。两个戴着头盔的宪兵看守着他，黑色制服上绣着蓝底白色降落伞肩章，各自抱着一把H&K，像是抱着一个随时会哭闹的婴儿。

阿德里安不在这辆车上。

莱昂会把这称作“分开包装”，像圣诞节巧克力一样，每个嫌犯单独押送，错开时间，用不同的路径。如果让蔡斯自己来安排押送，他也会选择同样的方式：威胁程度低的巧克力用纸袋裹起即可；威胁程度高的那些，调用一个铁盒，锁好，随后送到。事实上很多外勤并不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毕竟每多派一个车队就意味着多一份加班费和书面报告，兰利把预算的水龙头关得很紧，宪兵队看起来显然没有这种忧虑，但也可能是兰利承诺付钱把走失的“猎狗”买回去，预算水龙头在避免丑闻的时候是特别容易拧开的。

车颠簸了一下，转弯，继续往前。也许是去某个充当审讯室的安全屋，也许哪里都不去，在偏僻的郊野把他踢下去，脑后开一枪，等路过的倒霉远足者发现他。蔡斯不知道车已经开了多久，更不知道是往那个方向，无从判断。他扭动了一下，但因为双手被铐在背后，根本爬不起来。宪兵冷漠地盯着蔡斯，直到他放弃了，躺在原处喘气。

“我能喝口水吗？”

没有回答，两个看守者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车轻微地震颤着，继续向未知的目的地飞驰。灯光刺进他的眼睛里，像长长的钢针，搅动着他疼痛不已的神经。蔡斯重新闭上眼睛，滑进黑暗。

那里什么都没有，Younus。

——

后排座位挤了三个人，左边是个警卫，西装，配枪；右边是一个穿着长大衣的女人，虽然车里很暖，她也没有脱掉大衣。阿德里安夹在他们之间，盯着着车窗外飞掠而过的漆黑旷野。

他没有看到宪兵把蔡斯带到哪里去了。在医院停车场里，穿制服的人把阿德里安锁进一辆警车里，他等了超过一小时，才有两个警察回来把他带走，态度温和，但拒绝回答他的任何问题。警车驶出医院，没有开警笛，静悄悄地往北，在迅速消失的日光里穿过杂草丛生的荒地和稀疏的住宅，最终在一个靠近铁路的物流处理中心外面停下。坐在驾驶座的警员回头看了阿德里安一眼，确认他还在那里，降下车窗，把手伸出去，拍了拍车门。

远处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亮起车头灯，缓慢驶近。两个警察下了车，把阿德里安拖出来，解开手铐，推向那辆车。一切就像事先排练好一样迅速，披着长风衣的女人悄声和警察交谈，穿西装的警卫把阿德里安押进乘客座，跟着钻进去，抓住他的手肘，防止他逃跑。过了几分钟，那个女人也进来了，车门关上。汽车从另一个出口离开，驶过一条凹凸不平的无名小路，汇入了向南的高速公路。

一列火车在左前方的旱桥上开过，黑暗中闪烁的细长光带。桥下有一个路牌，一闪而过，根本看不清楚。

“我们要去昂布瓦兹附近的空军基地。”坐在他旁边的女人说。

“你是谁？”

“我为MI6工作，康韦尔先生，你只需要知道这一点。”

“蔡斯在哪里？”

“一个问题换一个问题，不能太贪心，不是吗？告诉我，康韦尔先生，你为美国人工作多久了？是你进入通讯总局之前还是之后？”

“我从来没有为美国人工作过。”

“你和一个受到通缉的中情局特工一起在巴黎东躲西藏了好几天，还企图谋杀一位使馆雇员，你不认为这看起来非常可疑？你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康韦尔先生，你曾经是我们之中的一员。”

“只是技术人员。”

没有回答。对方似乎彻底对他失去了兴趣，转而看向车窗外的夜色。沉默膨胀起来，引擎和轮胎的噪声清晰可闻。

“SX-105曾经是你的线人，对吗？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学讲师。”

阿德里安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是的。”

“也许你觉得生气，责怪我们没能及时救出他，于是你希望向MI6实施一场小小的报复？”

“我从没这么想过。”

“康韦尔先生，我们之所以去空军基地，是因为中情局想让你‘协助调查’，我不能保证你不会从此消失在他们庞大的监狱系统里。如果你向我坦白，MI6承诺让你在英国本土受审。”

他往前俯身，揉了揉额角，突然觉得疲惫不堪，“告诉我蔡斯在哪里。”

“他是你的招募人？”

“不。”

“但你为他工作？”

“我告诉过你了，我不为任何人工作。”

穿长风衣的女人没有再问问题，也许觉得他是个纯熟的骗徒。车拐上了一段碎石路，停在一个哨卡前面，司机和阿德里安旁边的女人都下了车，向守门的士兵出示了证件，后者挥手放行，闸门缓缓滑开。

跑道和营房被巨大的氙气灯照得通亮，一架军用运输机停在跑道尽头。警卫铐上阿德里安的手，催促他走过停机坪。一辆漆着宪兵队标志的厢式车停在不远处，门开着，两个穿黑色制服的人把蔡斯押下车。

有那么短暂的几秒钟他们的目光对上了，阿德里安半张开嘴，想叫蔡斯的名字，但警卫用力推了他一下，差点把他撞下舷梯。机舱里散发出机油的强烈气味，两个穿着深蓝色制服风衣的探员抓住了他，把他按在座位上。

舱门缓缓关上。

14.

手套碍事，莫娜把它摘下来，撕开今晚第二包柠檬糖的包装纸。这辆租来的车里既冷又黑，像只带有保护色的甲虫，隐藏在一整排同样静默的汽车里。从她坐着的地方能清楚地看见航站楼出口，莫娜看了一眼手表，喀喀有声地嚼碎嘴里的硬糖。

凌晨一点过十分，一辆黑色丰田驶出地下停车场，在画着禁停线的路边稍作停留，车头灯熄灭再亮起，三次，随后加速驶向空荡荡的公路。莫娜重新戴上手套，发动汽车，跟了上去。

两辆毫不起眼的车先后驶上高速路。

莫娜盯着前面那辆车的尾灯，不敢移开视线，好像那是唯一能带她逃离风暴区的小型灯塔。这和外勤任务差得远了，但同样能促使肾上腺素飙升，令她觉得清醒，犹如从某个热天的漫长午睡里挣脱。莫娜自从动过髋骨手术之后就再也没有做过比喂猫更危险的事了。2004年夏天，在大马士革，汽车炸弹在使馆外面爆炸，像撕开一个湿纸箱那样撕开建筑物。这种故事刚开始还能上头条，现在恐怕无法引起任何观众的兴趣。她从不去想手术的事，尽管弹片留下的疤痕和增生组织就在那里，有两个手掌那么宽，像牧民打在小牛身上的烙印，宣布莫娜·戈迪斯基就此退役。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把猎狗栓在办公桌旁边，扔给它档案和荧光笔。

莫娜把又一颗硬糖放进嘴里，咬碎。

前面的车减速，右转灯闪烁，驶进加油站。莫娜跟着转进去，停在那辆车旁边，惨白灯光和阴影交接的地方。莱昂·克里斯滕关上车门，冲她露出一个歉疚的微笑，像个在女儿的生日派对上迟到了的父亲，看起来累极了，肩膀垮着，眼睛下方有深深的阴影。

不是父亲，莫娜想，是那种甚少碰面的对门邻居，独居，友善然而沉默。有一张人们转身就会忘记的脸，偏爱流浪动物，在暴雨天用外套把他们裹起来带回家，把他们喂养得俯首帖耳，比如蔡斯，比如伯尼。

比如她自己。

“你知道没必要趟这滩浑水的。”莱昂开口。

“我知道。”

“谢谢。”

莫娜点点头，没有看莱昂，而是看着布满细小裂痕的水泥地，把一颗石子踢了出去，两人看着石子滚远，仿佛那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

“你介意我抽烟吗？”

莱昂侧过头，“我以为你戒了。”

莫娜摇摇头，点燃香烟，抽了一口，呼出烟雾。“‘侄子’很谨慎，不让我插手任何跟两只‘猫咪’有关的事，但是坚持让我留在矿井里，方便监视。”她找到了第二颗小石子，踩在鞋底，“他们把‘猫咪’分开了，黑猫在兰利，白猫在27号安全屋里。哈迪准备亲自对付黑猫。”

“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她把小石头踢了出去，“我在男厕所的洗手台下面放了窃听器。”

“‘农场’把你教得很好。”

“你把我教得很好。”

莱昂疲惫地笑了笑，仿佛莫娜在讲的是别人的事，和他没有一点关系。

“伯尼怎么样？”他问。

“照常工作，‘侄子’对技术人员没有疑心。”

“我们先照顾蔡斯，再担心其他的。除非我联系你们，否则不要找我。还有，”莱昂斟酌了一会，手指轻轻敲打着车窗，“给伯尼解释一下什么叫面包屑。”

“他来动手？”

“他来动手。”

“他会吓坏的。”

“恐惧助人成长。”莱昂打开车门，“小心点，你们两个都是。”

你也是，莫娜想，但没有开口，不知为何这句话显得不太恰当。她站在原地，看着红色尾灯消失，松手让烟头落到地上，踩灭。

——

伯尼看起来像只被吊死的鹅。

“面包屑是什么玩意？”他压低声音问，尽管周围并没有其他人，他和莫娜缩在一家油腻快餐厅的角落里，高脚椅旁边是个插着地拖的水桶，只要把脚稍稍伸出去就能踢到。

莫娜推开装着炸薯条碎屑的盘子，“我已经解释过两遍了。”

“我不能。”伯尼悄声说，开始焦虑地把餐巾纸撕成碎碎的长条，“我不知道该怎么，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外勤。”

“酋长不需要一把斧头，只是要大小合适的裁纸刀而已。”

“别再摆弄你们神经兮兮的比喻句了，酋长还差这么一点，”数据矿工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一厘米，“就要被通缉了。你觉得你和我还能在外面自由多久？”

“伯尼，我没有让你去血洗兰利。”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血洗CIA总部？”

“不，你们怎么能不害怕？”

侍应过来问他们是否还需要下单，餐厅还有十五分钟就要打烊了。两人付账离开，并肩走在被昏暗路灯间歇照亮的街道上，飘渺的歌声从一座被设计得像块三角巧克力的新教教堂里传出，门半开着，两个一脸厌烦的女人站在那里抽烟，冷漠地看着他们走过。前方，呆板笨重的水泥桥跨过波图马克河，这个河段浅而和缓，自得其乐地淙淙作响。莫娜在栏杆旁边站住，俯视着河水。

“正好相反，我总是非常害怕。”她对泛出微弱反光的水流说，“我们都是这样，酋长，蔡斯，每一个不幸进入这个见鬼行当的人，我们只是擅长抵赖而已。”

伯尼靠在布满涂鸦的围栏上，打量着莫娜的侧脸，“我到时能至少说一句帅气的台词吗，就像——”

“如果你想说‘007’，我会亲手拧断你的瘦脖子。”

伯尼仰起头，对着空无一物的夜空微笑，“你听起来就像蔡斯。”

——

蔡斯吐掉带血的唾沫。

“三次。”他说，肿胀的脸颊令他略微有些口齿不清。

亨利·梅西耶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就像犬科动物想龇起牙齿时那样，他的西装外套搭在椅子上，衬衫袖子卷起，刑讯一向是体力活。

“那是什么意思，蔡斯探员？”

“计分。你揍我多少下，我会还给你。”

梅西耶发出的笑声让蔡斯想起了动画片里的豺狗，“我向你保证，你不会活着从这里走出去了。”他弯腰凑近蔡斯，“除非你告诉我克里斯滕把你派去巴黎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他？”

梅西耶扇了他一巴掌，蔡斯下意识地想还击，但手铐牢牢地把他锁在椅子上，他又吐出一口唾沫，“四次。”

“阿德里安·康韦尔。”梅西耶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出这个名字，“他知道些什么？为什么克里斯滕让你去找他？”

“你是托比·韦斯的联络人吗？”

对方脖子上的一条血管变得非常明显，“轮不到你问问题。”

“托比有严重的谋杀倾向，如果我是你，我会马上把他从使馆调走。”

然而梅西耶没有咬他抛出的鱼饵。“康韦尔知道‘海钓’项目的存在吗？”

“不，这个人无关紧要。”

“‘无关紧要’？”

“你不认识这个词组吗？它的意思是‘不重要’。”

“很好，猎狗们可以着手把康韦尔‘处理’掉。”

蔡斯的心跳快了起来，但他把这一阵短暂的恐慌压了下去，耸耸肩，似乎觉得面前的一切都非常无聊。梅西耶紧盯着他布满瘀青的脸，希望看出些端倪，但蔡斯没有让他如愿。

“听着。”梅西耶再次开口的时候换上了一种假惺惺的友善语气，“你很熟悉我们这套把戏。这不是私人恩怨，蔡斯，只是工作，如果有得选择，我一点都不愿意对自己人动手。”

听到“自己人”这个词的时候，蔡斯嘲弄地哼了一声。

“这没什么丢脸的，也不是背叛。”梅西耶双手撑在桌子上，“克里斯滕已经帮不了你了，你以为我故意针对他，不，并不，他是个好间谍，只是老了，跟不上节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仍然没有回答。蔡斯冷冰冰地看着他，像在看一条蛆虫。焦躁的审讯官抓起自己的外套，出去了，几分钟之后就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另一个人。

伯尼，带着测谎仪。

蔡斯看了他一眼，但伯尼只盯着手里的设备。数据矿工把手提电脑放到桌子上，解开卷成一团的导线，着手把传感器捆到蔡斯身上。他侧过身，挡住梅西耶的视线，假装在调整电极，碰了碰蔡斯的手，把什么东西塞进他手心里。

一小块塑料片，比信用卡略小。

面包屑，蔡斯想，仍然木无表情地盯着审讯室的门，小心地调整薄片的位置，试图把它插进手铐的棘轮里。伯尼仍然没有看他一眼，回到电脑旁边，推了推眼镜，专心致志地盯着屏幕。

“说你的全名。”伯尼说。

塑料薄片卡进了棘轮齿里，他的手腕因为过度弯曲而疼痛不已。“莱恩·乔纳森·蔡斯。”

“你是否中情局雇员？”

“我是。”

“从哪一年开始？”

“2002。”

伯尼看起来比蔡斯还紧张，额头和鼻尖布满冷汗，幸而梅西耶站在他后面，并没有察觉到。他继续问了几个没什么意义的问题，以便记录蔡斯的血压、呼吸和心跳速率。棘爪弹开了，没有声音，蔡斯抓住松开的手铐，不让它掉到地上。

“现在，蔡斯探员。”梅西耶把椅子拖到他面前，坐下，“我们——”

蔡斯一拳揍在他脸上，没有给他时间反应，马上抓住他的衣领，把梅西耶拖起来，用力把他的头往桌子上撞。“还有两次。”梅西耶的头再一次撞上桌面，“还有第四次，然后我们就扯平了。”

梅西耶滑到地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浮肿的脸上满是血迹。

“谢谢。”蔡斯对伯尼说，搜走了梅西耶的枪，看了一眼天花板上的摄像头，“你可能还得花点时间清除监控录像。”

“我也没别的特长了。停车场B103，有一辆中央空调承包商的小货车，钥匙就插在方向盘下面。向北开，酋长会来找你的。”

“你能当个很不错的特工。”

“不了，谢谢。”伯尼扫了一眼昏迷不醒的梅西耶，“祝你好运，蔡斯。”

走廊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像个弃置不用的布景。蔡斯拉响了火警警报，推开通往楼梯的门，快步往下跑。货车就在伯尼说的地方，门没锁，油箱是满的。出口的门栅关着，三个警卫举起手，示意他停车，蔡斯踩下油门，继续加速，警卫们像吓坏的野鸭一样四散躲开，冲对讲机喊叫着什么。小货车撞断了闸门，冲进外面行将消失的冬季阳光之中。

15.

向北，蔡斯想，很好，但是去多远？

他的第一反应是在杂物箱里找线索，就像寻宝游戏，用于逃脱的交通工具总会附上关于接头人或者碰头地点的指示，但又不能过于明显，需要瞒过搜查。杂物箱里放着一副墨镜和一堆乱糟糟的加油站收据，蔡斯已经仔细翻过了，收据只是收据，没有什么特殊标记。压在最下面的是一张快餐厅打折券，承诺购买一个加大卷饼套餐可折价五美元。有人用铅笔在餐厅地址下面划了一条线，又擦掉了，留下一道不太明显的凹痕。这就是了，蔡斯折起这张花花绿绿的小纸片，塞进裤袋里，第二块面包屑。

夕阳缓慢坠入地平线，暮色像滴在纸上的墨水一样泅开。他打开车载收音机，里面只有静电噪声。车像是开在一个逐渐合拢的虫蛹里，和外面的一切中断了联系。蔡斯瞥了一眼副驾驶座，像是指望那里会有人似的。阿德里安肯定落在同一个蛛网里，他们在昂布瓦兹空军基地被押上同一架运输机。有那么几秒钟蔡斯认真地考虑掉头回去，闯进兰利的办公大楼，搜索每一个角落，向每一个胆敢挡路的人开枪。

“不。”蔡斯大声对挡风玻璃说，好像这样才能驱散这些疯狂的想法。

一辆黑色汽车幽灵一般在后视镜里出现，加速超过了蔡斯，不远不近地挡在前面。一辆SUV补了上来，和黑色轿车一起把货车卡在中间。没有人用机枪扫射他，意味着“猎狗”们还抱着活捉蔡斯的想法。前方右侧有一条养护中的匝道，通往穿河而过的隧道。臃肿的小货车猛地拐了个弯，撞飞了形同虚设的警告牌，颠簸着碾过布满坑洞的路面。枪声响起，后排座位的车窗被击碎了，玻璃飞溅。小货车冲进隧道，子弹击打金属车身的声音骤然停止。隧道另一端是尘土飞扬的无名水泥路，两旁都是些垂头丧气的平房，外墙油漆剥落，凌乱不堪的院子里堆着建筑废料。货车在路口略为减速，消失在一家自助洗车店里。大约三分钟之后，一辆洗刷得闪闪发亮的红色越野车开了出来，向北疾驰而去。

货车始终没有再出现，短短十分钟后，当举着枪的便衣探员冲进这个散发着抛光蜡气味的地方时，赫然发现目标车辆就停在内院一角，空无一人。除了一个昏迷不醒的收银员和一沓毫无用处的加油站收据之外，探员们什么都没有找到。

——

副局长马库斯·哈迪面无表情地挂上电话。

梅西耶陷在办公室靠窗的沙发里，垂着头，把冰袋按在额头上。他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中情局的海报明星了，脸颊肿胀，衣领和袖口都沾着血迹。装着“海钓”项目纸质档案的帆布袋扔在桌子上，敞开着。哈迪拿起最上面的一份，随手翻了翻：“你告诉我它们已经被销毁了。”

“我是准备这么做的，还没来得及。”

哈迪没有看梅西耶，抽出另一份档案，慢条斯理地读起来。当他这么做的时候，看起来更像个苛刻的物理学教授，而不是情报处负责人。梅西耶放下冰袋，忧心忡忡地看着自己的皮鞋。秘书打内线电话进来，问哈迪是否能听鉴证科打来的电话，副局长简短地回答“不，让他们等”，然后继续翻页，仿佛这份过期的旧档案突然变成了优先级最高的机密文件。

“我从没打算留下它们。”梅西耶虚弱地辩解，也许是急于打破沉默，“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你当然是了，阿拉伯人给了你多少钱，五十万？七十万？”

“我又不是唯一一个从中得益的人。”

“你在暗示什么，亨利？”

梅西耶的嘴角又抽动了一下，像只挨打的狗，想龇牙，又不敢这么做。他没有作声。

哈迪合上档案，放回原处，一只手放在桌上，摆弄着一支铅笔，另一只手放在桌下。“克里斯滕在我们这里还留着眼线吗？”

“肯定。”

“把名字告诉我。”

“莫娜·戈迪斯基，前‘猎狗’，克里斯滕是在运营中东站的时候收编她的，乌克兰裔，04年使馆汽车炸弹袭击事件之后转文职，我在接管‘海钓’之后就撤销了她的数据库访问权限，把她‘隔离’了。”梅西耶放下冰袋，盯着它看了一会，按到肿起的脸颊上，“还有一个技术人员，亚瑟·巴克曼，代号‘伯尼’，操纵着‘海钓’的眼睛和耳朵，很难‘隔离’。”

“他们需要消失。”哈迪对手里的铅笔说。

“我可以安排一场车祸。”

“还有巴黎，托比·韦斯。”

“已经处理好了，没人能找到托比的尸体。”

哈迪摇摇头，“我很欣赏你，亨利，很有效率，没有良心，这是一句赞美，不要误会；良心在我们这一行只会造成麻烦，看看克里斯滕。我和你说过了，我们需要更多梅西耶，而不是克里斯滕，因此我非常遗憾，真的。”

似乎突然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梅西耶猛地站起来，夺路而逃。哈迪举起藏在办公桌下的右手，露出装了消声器的枪，飞快地扣动了两次扳机。梅西耶顺着门滑到地毯上，呼吸嘶嘶作响，他开合着嘴，但涌上来的血堵住了他的喉咙。

哈迪站起来，慢条斯理地绕过办公桌，对准梅西耶的额头补了一枪。

副局长回到桌子旁边，拨了一个内线号码，让铃声响了两次，挂断。秘书一分钟之后敲门进来，这是个壮硕的年轻人，给人一种河马的印象。假如他被尸体吓到了，那他也掩饰得很好。哈迪把消音器从枪口旋下来，轻轻放到桌子上，铅笔旁边。

“亨利·梅西耶，国家英雄，遭到叛逃特工枪击，伤重不治，我们非常遗憾，准备追授我们能追授的各种荣誉，但是不要对外声张，给他在星墙上留个位置。”哈迪的语气就像是在对一个课室的小学生讲解下雨的原理，秘书点点头，小心地跨过梅西耶的尸体，染血的地毯从深蓝变成了黑色。

“另外，发出通缉令。蔡斯探员带有武器，极度危险，建议当场击毙。其余的我会亲自处理，就这么多，戴维，谢谢你。”他以此结束对话，仿佛秘书是餐厅侍应，而他刚刚点了一份招牌菜。

戴维再次点头，脱掉西装外套，卷起衣袖，着手处理不幸的梅西耶先生。

——

打折券上的地址把蔡斯指向一家油腻的墨西哥餐厅，孤独地嵌在一片令人沮丧的水泥地中央，餐厅里昏暗的灯光被脏兮兮的玻璃滤过，泛出一种病态的红色。并不整齐的白线勾出了停车位。汽车之间互相隔着一个或者三个空位，像一排稀疏的牙齿。红色的越野车挤进了其中一个空隙。

蔡斯推开门，暖气夹杂着辣椒粉的强烈气味迎面扑来。侍应无精打采地瞥了他一眼，又把视线转回电视上，一部西班牙语剧集正在高声播放，似乎正演到紧张关头，因为其中一个角色泪流满面地喊叫着什么。顾客不多，一个病恹恹的年轻人，盯着手机屏幕，嚼着口香糖。四个卡车司机，在玩骰子。最靠近厨房的桌子旁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专心致志地读着一份沾了油渍的报纸，手边放着两杯冰水。蔡斯在中年男人对面坐下，拿起其中一杯冰水，一口喝完。

“有可能导致神经痛。”中年男人温和地指出，折起报纸。

“我有比神经痛更严重的问题。”蔡斯回答，拿走剩下的那杯水。

莱昂看着窗外，“不错的车，只是有点太显眼了。”

“我的选择不多。”

侍应懒洋洋地过来，把菜单扔到他们面前，拖着脚步走开了。

蔡斯往前俯身，翻开菜单，假装在挑选那些大同小异的卷饼，“我认为梅西耶——”

“不是梅西耶。”莱昂说，同样压低声音，“是哈迪。”

蔡斯瞪着他。

莱昂伸手按住菜单一角，像是要给蔡斯提供膳食建议似的，“哈迪的阿拉伯朋友从北约国家手里买入‘玩具’，然后通过莫斯科一家画廊——我亲自确认过这一点了——走私到也门和阿富汗，绕开安理会的军火禁运令。‘浮标’摸出了这条线，所以他必须消失。哈迪帮阿拉伯人扑灭了这场火。”

“但为什么要自找麻烦？”蔡斯悄声问，“为什么要通过托比这个海外驻点找靠不住的掮客，然后找阿德里安偷数据，再绑架‘浮标’？这里面太多不确定的节点了，他完全可以直接——”

他突然停住了，已经想到了答案。

“是的。”莱昂确认道，语气仍然是一种装出来的漫不经心，“哈迪要保证这件事看起来像是外人做的。因此我们从一开始——”

“就深陷在狗屎里。”

有那么几秒莱昂看起来像是想笑，但这种笑意很快就消失了，“是的，我想这也不失为一种准确的表达方法。”

侍应又过来了，问蔡斯是否已经决定好吃什么，毫不掩饰地打量他脸上的伤口。蔡斯随便点了一份卷饼，侍应收走菜单，拖长声音请他先付账，但他身上只有梅西耶的枪和那张优惠券。莱昂替他付了钱。侍应轻蔑地看了蔡斯一眼，把钞票塞进口袋里，到厨房里去了。

蔡斯在并不舒适的座位里挪动了一下，“我们要把阿德里安救出来，他和这件事毫无关系。如果哈迪无法从他身上榨出情报，不会让他多活一分钟。”

莱昂审视着他，交握起双手，放在桌面上，“不。”

“你是什么意思，‘不’？”蔡斯问，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玩骰子的卡车司机好奇地瞥了他们一眼。

“我能设法帮你逃出国境，至于其他人。”他斟酌了一下这个说法，“其他人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你已经在通缉名单上了，我很快也可能出现在那里。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甚至没有必要的信息，我从不赞成字面意义上的自杀任务。”

“你把我派往科索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顾虑？”

“那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蔡斯。”莱昂举起左手，做了个调停的姿势，“阿德里安·康韦尔只是一条线索，任务里的一个短期目标，看你喜欢怎么理解。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你不欠他什么，目标人物不是我们的朋友。”

“我没有说他是我的朋友，他是，”蔡斯搜刮着词汇，“责任。”

“不再是了。”

“阿德里安本来不需要卷入这件事里，如果——”

“谈论如果毫无意义。”

蔡斯没有再说话，紧握着拳头，指节发白。

莱昂叹了口气，着手把报纸折成更小的方块：“我在尝试救你一命，你至少应该假装感激。”

蔡斯一言不发地站起来。侍应正好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盘热腾腾的牛肉卷饼，困惑地看着顾客大步离开了餐厅，一次也没有回头。

16.

莱昂在停车场追上了蔡斯，更准确地说，是直接挡在了那辆正在加速的红色越野车前面。车猛地刹住了，轮胎在水泥地上刮擦出尖利的声音。排气栅格离莱昂不过几厘米。

莱昂绕到副驾驶座，拉开车门，进去。蔡斯没有说话，固执地盯着挡风玻璃，假装没有留意到车里还有另一个人。车厢里唯一的声音来自引擎的低沉震动，车头对着餐厅的方向，透过那块油腻的落地玻璃，餐馆侍应花了好几分钟打量这辆车，随后钻到吧台后面，开始擦杯子。

“热那亚事件。”莱昂开口，停下，重新编排措辞，“这个故事你已经听过了，‘出卖西欧谍报网的叛徒海因斯，在和接头人索科洛夫逃往莫斯科途中被成功拦截，击毙在热那亚机场，避免了情报处七十年代最大的丑闻’，这是我为中情局写的第一份报告，普利斯科特把它改得谎话连篇，因为他‘不愿意看见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和中情局巴黎联络站沾上泥水’。他后来又删改了档案，销毁了会为他‘带来不便’的十几页，剩下的就是‘农场’告诉你们的版本。”

蔡斯没有说话。餐厅里，侍应放好擦干的玻璃杯，把电视调到新闻频道。过了一会，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侍应又瞄了一眼门外的红色越野车，快步走到吧台另一边，拿起电话听筒。

“安东·索科洛夫没有死，海因斯阻止了我。”莱昂对着挡风玻璃说，“海因斯不是叛徒，更没有逃到莫斯科的打算。他们两个从热那亚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后来有过几次搜捕，都不了了之，毕竟经费不是无限的，而且中情局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我始终不理解他们，我不可能理解，我刚刚二十五岁，世界很直观，黑和白，铁幕的这边和那边，‘我们’和‘苏联’，直到布拉格，”他清了清喉咙，“直到玛塔。”

“从1979年开始，我们和军情六处开始秘密接触出国访问的苏联科学家，想从他们嘴里打探出关于生物武器的消息，这就是所谓的‘山雀’计划。非常困难，苏联人不允许他们的科学家出国，偶尔有几只鸟儿飞出来了，也会被克格勃‘监督员’寸步不离地看守着，即使没有，这些小鸟也不敢对我们唱歌。玛塔就是这样一个‘监督员’，她当时在反间组，负责对付不怀好意的资本主义水蛭。”莱昂笑了笑，“对付我。”

“玛塔‘监督’的两位病毒学家参加了1980年的日内瓦微生物学年度会议。她认得我，当然认得，我们都在布拉格的外交小圈子里，而且不久前她差点把我捅死在华沙街头；但我们都假装互不认识。酒店大堂里都是克格勃，或者收了克格勃贿赂的人，根本没办法逃脱监视。我什么都不能做，早上出门去湖边跑步，下午和日内瓦联络站的人在大堂酒吧里消磨时间——我们总是要靠窗的桌子，而苏联人总是选容易阻挡出口的地方，英国人有时候和我们一起，有时候在吧台。有一个下午——我忘了为什么了，也许是因为坐在旁边的某个使馆秘书抽烟太厉害——我决定到花园里走走。”

“玛塔也在那里，只有她一个，在树篱后面抽烟。那不是个适合待在户外的日子，十月份，阴天，很冷。我把我的外套脱下来给她，她接了过去，说谢谢。我回答，不用谢。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既不在使馆的玻璃罩里，也没有克格勃的眼线。风很大，我们看起来肯定都很狼狈，而且都在心里猜疑对方是不是来意不善。她问我是否抽烟，我说从不，她抽完烟，把外套还给我，回到酒店里去了。”

“我最终没有抓到哪怕一只山雀。”

“玛塔和我后来断断续续地在布拉格见面，开始是在公共场合，后来就不是了。我常常骑车到她的公寓去，带着花，像任何一个正在恋爱的白痴一样。说真的，我很擅长摆脱追踪，玛塔那些令人尊敬的同僚们一次也没有抓到我。不过好日子总是很短暂，对我们和国务院来说都是这样。我想我们是爱过对方的，至少当时是这样。”

“‘当时是这样’。”蔡斯重复道，“最后是什么出错了？”

“我也不清楚，可能因为爱情既不能促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也不能阻止克格勃的政治审查。”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让你明白我不是冷血蜥蜴。我知道凭感情行事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也，我和玛塔也试过。”

“我还是会去找阿德里安的，而且这不是‘感情行事’。”

“我知道你会。”莱昂叹了口气，“你需要计划，还有帮助。”

“听起来你愿意提供这两样。”

“总有人要去制止哈迪。”

“你。”

“不，蔡斯，你。”莱昂回答，“作为交换，我会告诉你康韦尔先生在哪里，这听起来公平吗？”

“无意冒犯，酋长，你就是一条冷血蜥蜴。”

“谢谢。”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莱昂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两辆迅速逼近的警车，“我们该走了，蔡斯探员，我想我们都猜到那位侍应刚才给谁打电话了。”

——

通缉令贴在柜台后面，黑白，用的是蔡斯的证件照，条纹衬衫，领带，西装，黑发整齐梳好。伯尼非常怀疑是否有人真的能靠这张照片认出现在的蔡斯。他移开目光，把一堆微波食品和啤酒垒到便利店收银台上，付了钱，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走向自己的车。

内部听证会刚刚结束，伯尼被关在隔音室里超过四小时，期间只吃了一根巧克力燕麦条充当晚餐。对话不停重复，蔡斯探员的行踪？我不知道。蔡斯探员是怎么打开手铐的？我也不清楚，反正我是不会的。为什么没有监控录像？因为摄像头故障很久了，不仅是今天，过往一个月的录像也没有了。

随后他被带出了隔音室，到一个审讯室等候。“委员会很快会作出决定的，巴克曼先生”，伯尼已经好几年没有听过别人叫他巴克曼先生了。门始终开着，但并不能减轻单向玻璃和桌上的手铐环给他带来的焦虑。整整两小时之后，才有一个冷漠的内务部雇员进来告诉他可以回家了。

伯尼把食物和酒扔到副驾驶座上，发动了车子，一个六厘米高的F86战斗机模型在仪表板上晃动起来。他租的公寓不远，在十五分钟车程外，他非常需要吃点热的垃圾食品，喝掉半打啤酒，睡一觉。

电话响起的时候车刚刚转进河边的公路，这是伯尼最喜欢的一段路，空旷无人，波图马克河像一条黯淡的光带。他瞥了一眼屏幕，没有显示号码。

伯尼按了接听键。

“晚上好，外勤。”

他认得这个声音，对着被车头灯照亮的公路露出微笑，“莫娜。”

“面包屑很有效，两个人都安全离开了森林，暂时安全，准确来说。”

“那就好。顺带一提，我也被停职了，和你们一样。我也许要考虑给软件公司投简历了。”

“我很遗憾。”

“不，完全不遗憾，我不想参与冒险了。”

“你从来没有参与冒险，你只是坐在屏幕前面，对着麦克风说话而已。”

“没错，不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一辆银色的大切诺基出现在后视镜里，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伯尼看了它一眼，确定它没有超车的意思，把目光移回面前的公路上。

“伯尼，蔡斯需要我们的帮助。”

“又来？”

“酋长会给你解释的，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

“我也没有别的事好做了。”

“我现在把地址给你。”

“莫娜。”公路在这里拐弯，宽阔的河段在这里展开，“我本来应该喝点酒再这么说的，不过，呃，等这些烂事全部结束，假如我们最后还活着，没有被CIA的猎狗咬死——”

“伯尼，你想说什么？”

“你会和我约会吗？”

沉默。伯尼暗自咒骂自己。

“不是说我不高兴。”莫娜清了清喉咙，“只是，这非常突然。”

“抱歉。”

“我会考虑，好吗？”

伯尼松了一口气，“这已经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

“现在，听清楚地址——”

跟在后面的大切诺基猛地撞上了他的车，伯尼咒骂了一声，抓紧了方向盘。切诺基加速上前，从侧面撞上来，把这辆小一点的车推向倾斜的河岸。伯尼一扭方向盘，试图把车摆正。弯道已经快到尽头了，大切诺基略微减速，然后再次从侧后方加速撞上来，这辆蓝色的福特冲出围栏，翻滚着滑下河岸，落进水里，溅起了好几米高的水花，迅速沉没。

17.

秘书从副驾驶座上转过身，把手机递给马库斯·哈迪。屏幕上显示的是一条新闻，只有冷漠的几行字，描述今日凌晨时分发生的一起车祸，一辆蓝色福特意外落进河里，司机已确认死亡。警方在下游十二公里处捞起了这辆车，从上面的凹痕看来，应该遭受过严重的碰撞，但肇事车辆截至发报时仍然失踪，警方正在征集线索和可能的目击者。

“谢谢你，戴维。”哈迪说，秘书沉默地点点头，收回手机。“克里斯滕的另一只宠物在哪里？”

“从前天开始失踪。我们还在找她。”

“蔡斯探员？”

“通缉令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自己的‘猎狗’也在找他。”

“尽快，好吗，戴维？”

“会的，先生。”

“到27号去。”副局长告诉司机，“我要见见我们的英国客人。”

——

车停在一座废弃的仓库前，莱昂下去，揭开门锁盖板，输入密码，按下一个白色按钮。那扇足以让十八轮卡车通行的巨大铁门震颤了一下，缓慢滑开，在红色越野车开进去之后又缓缓关上。

“这边。”莱昂说，这个由钢板和水泥搭成的空旷盒子回音重重。他走到第五根水泥柱旁边，在落满灰尘的地上寻找活板门的痕迹，是蔡斯先看到了，踢开几块留有钉痕的木板，抓住把手，掀开了活板门，生锈的铰链嘎吱作响。

楼梯是木制的，蒙着毛毡，最大程度地减少噪声。下面是一个类似核战避难所的房间，控制台连接着闭路电视，总共六个荧屏。旁边摆着两张双层床，靠墙堆着整箱的罐头和桶装饮用水，还有一个焊接起来的铁架，上层放着武器和医疗用品，下层是一个保险箱。

莱昂打开灯，有什么东西开始在墙里低沉地隆隆作响，通风系统。“欢迎来到‘方块’。”

蔡斯走到铁架旁边，拿起一把史密斯维森1911，掂了掂，“中情局有多少个这样的‘方块’？”

“只有这一个，而且它不是中情局的，是我的。”

“为什么？”

“为了现在这种情况。”

“被害妄想。”

“职业习惯。”莱昂看了一眼蔡斯左手的伤口，“最好把它处理一下——这是一张餐巾吗？”

“说来话长。”

一个蜂鸣器响了起来，两人同时看向闭路电视监视屏，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仓库门前，司机降下车窗，摘掉墨镜，莫娜。莱昂按下控制台上的白色按钮，打开仓库门。

“伯尼？”活板门关上的时候，蔡斯问。

莫娜摇了摇头。

在随之而来的沉默里，通风管的声音变得更响了，一种刺耳的呜呜低鸣。蔡斯咒骂起来，用力踢了铁架一脚，莱昂看了他一眼，又把目光转向另一个学生：“你确定吗？”

“很确定，他还没有挂断电话，我能听见。”她再次摇头，清了清喉咙，没有说下去。

“如果哈迪盯上了伯尼，他也会盯上你，你有没有被跟踪？”

“有，一辆摩托车，一辆灰色本田。我把它们甩掉了。”

莱昂点点头，“我们需要改变计划。”

蔡斯两步跨到上司面前，像一头准备扑咬的猎狗，“你就只会说这个？”年轻的特工质问莱昂，“伯尼死了，你只能想到‘我们需要改变计划’？”

“现在是最应该谨慎处事的时候，蔡斯探员。”

“别他妈叫我蔡斯探员。”

莫娜一把抓住蔡斯的领子，把他从莱昂面前拉开，“酋长是对的，你需要冷静一些。”

蔡斯甩开她的手，“我很冷静。”

“你很生气。”莱昂说，语气平淡，甚至没有看蔡斯一眼，像是对目前的话题完全不感兴趣，“你想大喊大叫，想砸东西，想把我打一顿，这些想法都很合理，但都不能帮你——帮我们做到我们要做的事。”

“伯尼——”

“亚瑟·巴克曼。”莱昂打断了他，“这是他的名字，名下有一份二十公里长的数码犯罪记录，从蠕虫病毒到勒索软件都有。最后我们当然抓到他了，那时候他才二十岁，靠两份兼职来赚学费。学的是航空工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付了他剩下两年的学费，然后把他送到‘农场’，给他一个新名字。伯尼是我们最好的数据矿工之一，不是吗？”

蔡斯没有再说话。莱昂看着自己的手，似乎沉浸在思绪里，过了许久才抬起头，看着蔡斯，“我告诉过你我不是冷血蜥蜴，蔡斯探员，我们谁都不是，我只是比你更，”他斟酌了一下措辞，“更擅长延后处理。我花了许多年才学会，我希望你会比我少花点时间。现在，如果你可以停止像个小孩一样发脾气的话，我们就来谈谈康韦尔先生。”

蔡斯靠在墙上，盯着地板看了一会，点点头。

“感谢我们出色的戈迪斯基探员，”莱昂冲莫娜点点头，“我们现在知道康韦尔先生被关押在27号安全屋里。”

“安全屋。”

“我们叫它安全屋，但实际上是座舒适的小型监狱，我记得我们曾经用它关押过一个俄罗斯军火商，在他‘配合调查’期间。”

“有多‘舒适’？”

“围墙，高压电网，单人囚室，这种舒适。”

“我们要怎么进去？”莫娜问。

“进去不是问题。”莱昂回答，打开保险箱，取出五六本护照，然后是一叠折起来的图纸，“怎样活着出来才是。”

——

灯光突然亮起，阿德里安扭过头，躲开光源，眨着眼，试图适应突如其来的光明。他听见门打开又关上，然后是椅子腿刮擦地面的细微声音，在他面前停住了。

“下午好，康韦尔先生。”

阿德里安没有意识到现在是下午，他已经许久没有见过自然光了。被押下运输机之后他就被关在这里，单人囚室没有窗户，开灯的时间也并不规律，有时候接连十几个小时亮着，除此之外就是漫长的黑暗。墙壁安装着软垫，桌角也被磨圆了，大概是为了防止发疯的囚犯自杀。

灯光渐渐显得没那么强烈了，阿德里安从床上坐起来，看着访客。那是个头发灰白的男人，像个律师，或者退休的物理学教授，他手里拿着的文件夹加强了这个印象。

“我刚刚在读你的档案，康韦尔先生，引人入胜。”物理学教授晃了晃文件夹，“私立学校，圣安德鲁斯，进入政府通讯总局工作，辞职，然后是信用卡诈骗和身份盗窃案，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定罪——告诉我，这是年轻人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吗？”

阿德里安沉默地看着他，对方似乎也并不指望他会回答，把文件夹放到一边，依然微笑着，仿佛阿德里安是他最喜欢的学生。

“显然，你的前雇主认为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不能控制我前雇主的想法。”

“蔡斯探员——”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阿德里安打断了对方的话，“我和他也不是同谋，我几乎不认识他，你在浪费时间。”

“不，康韦尔先生，不不不。”物理学教授往前俯身，凑近了阿德里安，后者下意识地后仰，想离他远一些，“我并不需要你的帮助也能找到蔡斯。你能给我提供的帮助在于，克里斯滕和蔡斯制造的这场混乱已经掩盖不住了，我们不得不推一头羊出去，杀给那些政客看，你就是这头羊。我敢打赌我们的技术人员能从你的电脑里找出足以定罪七十年的证据。”

“所以我猜对了？”

“你是什么意思？”

“蔡斯从你们手上逃跑了，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不得不来这里虚张声势，看我知道多少。”

“假设你说得对。”物理学教授圆滑地接口，“我看不出这会对结果有什么影响，你仍然会被判终身监禁，英国大使馆也许会向国务院发火，但也仅止于此；蔡斯会被逮捕，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当场击毙，或者关进地下室里饿死。克里斯滕会被永久放逐，过他早就该过的退休生活。又或者，更理想的情况：蔡斯探员决定从兔子洞里钻出来，把你救出去，这会帮我节省很多时间。”

“他不会来的。”

“很难说，从我听到的消息判断，蔡斯探员并不像你那么聪明。”教授站起来，将椅子推回原处，“祝你有个愉快的下午，康韦尔先生。”

18.

意外发生在下午五点三十五分，门卫事后回忆道，躺在病床上，被两个穿着制服、板着脸的内务部雇员监视着。之所以把时间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门卫有糖尿病，需要定时给自己注射胰岛素，那辆囚车驶进门的时候，他刚刚从洗手间出来，把针管装进密封袋里，准备丢弃。

没有听见枪响，门卫强调，整座建筑物都很安静，就像任何一个轮班即将结束的普通下午一样。他自己是没有配备武器的，因为他在监控室工作，只需要盯着屏幕，临走时填写日志而已，就像看一部特别无聊的电影。为了消磨时间，他喝茶，不能喝咖啡，医生下的禁令，也不能吃什么零食，需要时刻关心血糖。门卫不禁想起了妻子尚在人世时的日子，叹了口气。

“不要跑题，博斯先生。”其中一个男人冷冰冰地打断了他，“囚车进来了，你没有听见枪响，然后？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然后博斯先生意识到了有什么不对劲：监控室里太安静了。罗比——最年轻的那个警卫——生性吵闹，就算不说话，也会弄出点什么噪音来，咀嚼薯片，揉皱塑料包装纸，戴着隔音不好的耳机听可怕的流行音乐。但是那天下午，离下班还有二十五分钟，监控室一片死寂，像一艘沉船。

屏幕前空无一人，门卫先看见了打翻在地的可乐，紧接着才看见罗比那双穿着皮鞋的脚，年轻的警卫倒在转椅旁边，昏迷不醒。躺在不远处的是尤金，他们这群监控室老鼠的头儿，手臂折出不自然的角度，可能脱臼了。门卫正想大叫，按下警铃寻求帮助，但有人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让他不要作声。

“蔡斯。”另一个穿西装的人说，这个人有一头棕发，看起来比语气冷淡的那个更年轻些。

年长的探员冲他摇摇头，仿佛这个名字不该让门卫听见。

“抱歉打断你，博斯先生，但你能想起那辆囚车是怎样进来的吗？”

那辆囚车和其他囚车一样，是从正门进来的。那天并没有转移囚犯的计划，但司机声称这是临时安排的，并且拿出了厚厚一沓文件，让狱警“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看个够”。狱警显然没有兴趣，打开电动闸门，让他们进去了。闸门之后是一个狭窄的方形内院，车辆在那里接受检查，如果没有问题，守卫会扫描身份卡，打开一扇往内开的铁门，才能真正进入27号安全屋，又或者说监狱，取决于你看待问题的角度。

“按照你的说法，这辆车通过了检查？”

“这不在我职权范围内，但是既然车进来了，那就是通过了检查。”

“你们不查验囚犯的身份？”

“那也不是我的工作，狱警把犯人押进‘烘焙房’之后才会做这件事。”

“‘烘焙房’？”

“一个小拘留室，处理文书的时候，犯人会在里面等着。”

“假设有人要闯入27号，他完全可以藏在囚车里，通过闸门之后再出来。”

“是的，可以这么说，但是怎么样的白痴会故意闯进监狱？”

“你不久前就遇上了一个，不是吗？”年轻的探员在笔记本上仔细地写着什么，“谢谢你，博斯先生，你刚才说到哪里，‘有人从背后勒住了你的脖子’？”

不仅勒住了脖子，还用枪顶住他的后背。博斯先生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十二年了，从未遇到过比打碎玻璃杯更危险的事。通过半开的门，他能看见倒在走廊上的狱警，脸上有血，枪被踢到了墙边。

“两个？你确定不是三个吗？”

只有两个人，门卫很确定。一个用枪指着他，另一个把他按到转椅上。

“描述一下他们。”

一个男人，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高个子，深色头发，也许是很深的茶色，取决于光线和观察者的紧张程度，宽肩膀，像个拳击手。另一个是女人，年龄相仿，头发绑成马尾，戴着黑色皮手套，看待门卫的样子就像山猫看待发抖的田鼠。像拳击手一样的男人把椅子拖到门卫面前，坐下，开始问问题。

两个探员对视了一眼，又同时把目光转回门卫身上。

“怎样的问题，博斯先生？”

——

“阿德里安·康韦尔在哪个囚室？”

门卫看起来吓坏了，嘴唇颤抖着，说不出完整的话来。蔡斯把一张转椅拖到他面前，坐下，看了一眼别在门卫制服上的名牌，E. 博斯。

“E是爱德华？”

“艾登。”

“艾登，听着，我是来找人的，你越快帮我找到康韦尔，就越快能摆脱我。”

“囚犯都没有——他们都没有名字，都是代号，或者档案编号，免得，就是为了避免现在这种情况。”门卫舔了舔嘴唇，补充了一句，“先生。”

“你能调出最近一周收押的囚犯名单吗？”

“我想我能。”

蔡斯站起来，抓住转椅椅背，把门卫推到控制台边，“还有一件事，艾登，这里有警报系统吗？”

“有。”

“把它关掉，监控系统也是。”

门卫犹豫了几秒，照做了。闭路电视屏幕逐一变黑，两排指示灯熄灭。门卫把身份卡插进控制台的凹槽里，打开数据库。

“编号OP072，一周前收押的，在西翼的单人囚室里。一个月以来就只有这个新‘客人’。”

莫娜从门后面的衣钩上取下两件制服外套，把其中一件扔给蔡斯。

“带我们过去，博斯先生。”

他们让门卫走在前面。以监狱的标准来说，27号并无特别之处。惨白的走廊两侧是安装了电子锁的双层钢门，漆成灰色，没有标数字，每一扇都和另一扇一模一样，以至于他们走在里面的时候感觉像是墙壁在移动。一路上没有见到其他守卫，“这个时候，他们都在茶水间打牌。”博斯解释道，像个蹩脚的导游。

“三辆车正在接近27号，肯定不是来送下午茶的。”莱昂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动作快点，你们也许没有时间了。”

“还有多远？”蔡斯问门卫。

“快了。”对方回答。

走廊在一堵钉着消防平面图的墙壁前分岔，门卫左转，打开了左边第二扇门，里面漆黑一片，门卫揭开嵌在墙上的金属盖板，按下一个开关。

阿德里安从单人床上坐起来，抬手挡住刺眼的灯光。蔡斯两三步跨到他面前，用力抱住了他。对方似乎一时不能处理这个举动，过了许久，才抬起手，轻轻拍了拍蔡斯的背。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探员。”

莫娜清了清喉咙。

“呃。”蔡斯松了手，像是被烫到一样，“抱歉，不，我并不抱歉，我的意思是，我不是有意，操。事实上，我们应该走了，现在。你会用枪吗？告诉我你会。”

“如果事态紧急的话。”

尖厉的警报突然响起，门卫趁这个机会拔腿逃跑，莫娜冲他开了一枪，门卫摔倒在地，发出野猪受伤一般的叫声，抱着中弹的左腿。“我想现在的事态足够紧急了。”蔡斯从枪套里取出一把史密斯维森，塞到阿德里安手里，“顺带一提，这是莫娜，莫娜，这是阿德里安。现在你们互相认识了，你可以向除了我和她之外任何会动的东西开枪。”

莱昂的声音再次从耳机里传来：“武装人员，主入口。”

门卫还倒在地上呻吟，蔡斯弯腰把身份识别卡从他脖子上拽下来。脚步声从走廊另一边传来，三个人往反方向逃去，蔡斯把门卫的身份卡拍在扫描器上，两重铁栅门缓慢地滑开了，露出后面的楼梯。二楼是档案室和狱警的装备室，计划内的逃生出口是典狱长办公室里的消防门，通往焊在外墙上的防火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楼梯会把他们送到仅有六个车位的露天停车场，再过去就是密不透风的树林和藏在里面的车，莱昂和他的狙击枪此刻就等在那里。

一个狱警叼着没点燃的烟从装备室走出来，似乎是想看看警报是怎么回事，差点撞上蔡斯。蔡斯在他来得及反应之前挥拳打中他的下巴，警卫踉跄了两步，先撞到了墙，然后滑倒在地上。有人从装备室里向他们开枪，莫娜开火还击，里面的人闷哼了一声，枪声停止了。现在他们能清楚听见楼下的脚步声了，铁栅门再次打开，发出轻微的叽嘎声。

“第四辆车，在消防出口，你们被包围了。”无线电里，莱昂说。

“谢谢，酋长，你能安静一会吗？”

“恐怕不能。”

典狱长的办公室在走廊末端，二楼唯一一个有窗户的房间。蔡斯试了试门卫的身份卡，扫描器亮起红灯。他后退一步，用力踹门，一下，两下，电磁锁在第五下的时候屈服了，门砰然打开，三人挤进狭小的办公室，合力把办公桌拉过来，挡住门。

蔡斯打开消防门，差点被机枪子弹射穿脑袋。等在楼下的第四辆车发现了他们，机枪手开始连续射击，把他们堵在办公室里，子弹在钢制消防梯上擦出火星。走廊里的警卫开始撞门，办公桌危险地颤动了一下，暂时顶住了。

“酋长，你最好现在就把枪手干掉。”

“安静，蔡斯探员。”

接下来的三十秒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枪声蓦然停止时他的耳朵还嗡嗡作响。远处有人喊了一声“狙击手！他们有狙击手”。蔡斯冒险探头往外看，机枪手歪倒在车顶上，脑袋变成了一滩缓缓往下淌的流质。司机爬到车顶，抓住了机枪，莱昂再次开枪了，司机颤抖了一下，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昆虫蛰到，倒了下去。

阿德里安和莫娜跑下楼梯，蔡斯跟在后面。典狱长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了，警卫像蝗虫一样一拥而入。枪声不断，一颗流弹擦过蔡斯的脸颊，就像被烧红的刀片划了一下，一个狱警从背后把蔡斯扑倒在地，想勒住他的脖子，蔡斯用手肘猛击狱警的腹部，试图挣脱。

然后是两下震耳欲聋的枪响。

狱警的手松开了，血滴到蔡斯脸上。阿德里安推开尸体，抓住蔡斯的手，帮他从水泥地爬起来，继续跑向不远处的树林。那辆黑色汽车已经清晰可见，又一阵扫射，他们趴倒在草丛里，等这一阵枪声过去才爬起来。阿德里安和莫娜钻进乘客座，蔡斯绕到副驾驶座。莱昂踩下油门，车猛地后退，掉头，撞开灌木丛和铁丝网，颠簸着冲下一个覆盖着低矮植被的小斜坡，重重地落在公路上。子弹击碎了后挡风玻璃，车疾驰而去，轮胎在急转弯时刮擦出刺耳的声音。

“接下来去哪里？”蔡斯问。

“兰利。”莱昂回答。

车里的其他三个人同时发出吃惊的声音。

“我目前是个通缉犯。”蔡斯提醒他。

“我碰巧不是，当我工作的时候，你和康韦尔先生可以负责安静地待在车里，不要乱动。”莱昂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乘客座，“莫娜，你的窃听器，数据储存在‘海钓’的条目下吗？”

“是的，标记为例会记录，从来没有人会特意去听例会记录。”

“纸质档案？”

“梅西耶拿走了一部分，我不清楚是哪些，但其他都还在。”

“很好。”莱昂对面前的公路说，“我们要去击沉这艘名叫哈迪的船了。”

19.

马库斯·哈迪回到兰利总部的时候是当晚十点二十七分。

秘书正在和电话另一头的人争辩着些什么，看见他的时候匆忙结束了对话，站起来，想叫住他，但哈迪摇摇头，径直走向办公室。

里面已经有人了，而且还坐在他的办公椅上，一叠档案放在桌子上，即使隔着这么一段距离，哈迪也能看到上面盖着的“海钓项目：绝密”，黑色油墨，印在泛黄的马尼拉纸上。一个戴着黑色皮手套的女人坐在沙发上，枪放在茶几上，冷漠地看着他，就在梅西耶曾经坐过的地方。

哈迪关上门，“晚上好，莱昂。”

“马库斯。”对方点点头。

“我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

“有的，我们刚刚开启了一个新项目，可以说是一个基于‘海钓’的调查计划，暂时还没有代号。你也许可以帮忙想一些主意。”

哈迪打开玻璃柜，取出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恐怕我没有听说什么新项目。”他把其中一只杯子放到莱昂面前，倒了半英寸高的酒。

“你看，马库斯，有人私下里收了来自也门和叙利亚的钱，帮阿拉伯朋友们绕开军火禁运令。为了掩盖痕迹，还准备谋杀我们自己的人。”

哈迪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尝了一口，对威士忌皱起眉，像是感到不满意。

莱昂转向桌面上的电脑，按了一下空格键。一阵电流噪声之后，哈迪和梅西耶的声音传出。哈迪一言不发地听着，最后放下酒杯，“录音帮不了你，克里斯滕，非法取得的证据，法庭用不了两秒就会把它冲进下水道。”

“我还准备了其他礼物。”莱昂暂停录音，拍了拍桌上的档案，“还有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先生——他是开画廊的，顺带一提——愿意出庭作证，他有幸帮你和你的好朋友们洗钱。这位细心的先生记下了每一笔交易。”

哈迪握紧了拳头，脖子上的一根搏动的血管变得很明显。他把手伸向腰间的枪套，但莫娜比他快多了，一拳把他打得后退了两步，然后再补了一拳，哈迪撞倒了落地灯，摔在地毯上。“伯尼向你问好，哈迪先生。”

有人敲了敲门，不等回应就推开了门。两个内务部的探员，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西装。“请跟我们来，先生。”其中一个开口，伸手抓住哈迪的手臂，想把他拉起来。哈迪把他甩开了，爬起来，拉直外套，大步离开办公室，两个探员紧跟了上去。

莱昂像是没有留意到面前的一切，若有所思地看着堆在面前的文件夹，许久，才抬起头，看向莫娜：“你可以告诉男孩们，他们已经安全了。”

“然后一切恢复正常？”

“是的。”莱昂想了想，“不是。我想我是时候退休了。”

20.

“人们一般是在这里道别的。”阿德里安说，在安检区外面停下脚步，向蔡斯伸出手，“所以，再见？还有谢谢。”

蔡斯点点头，握住他的手，“回去伦敦？”

“回去伦敦。”

“不错。”

“是的。你应该去那边度个假，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餐厅，虽然我不能确定你的假期会不会包含枪战。”

“一般不会。”

“幸好。”

短暂的沉默，两人忽然意识到自己还握着对方的手，松开了，各自移开目光。他们挡住了别的旅客，阿德里安小声道歉，挪到墙边，看着人来人往的出发大厅。

“接下来会怎样？”

蔡斯看着他：“什么会怎样？”

“哈迪，军火商，你和中情局，之类的。”

“调查，律师们互相投掷泥巴，我需要出庭作证，也许还不止一次，但哈迪会进监狱的，我会确保这一点。”

广播响了起来，阿德里安看了一眼液晶告示牌上的时间：“我要走了。”

“当然。”

“再见，蔡斯。”

“再见。”

蔡斯原地站了一会，转身向停车场的方向走去，几步之后就改变了主意，快步跑回安检区，粗鲁地推开人群，假装没留意到周围的抱怨和白眼，抓住了阿德里安的手臂，“小松鼠。”

对方回头看着他，带着一种夹杂着惊讶的困惑神情。蔡斯吻了他，按着他的后脑，把他拉近。阿德里安抱紧了他，闭上眼睛。

“5分。”他们分开的时候，阿德里安说。

“在一个1到5的程度量表上？”

“在一个1到10的程度量表上。”

“太糟糕了。”蔡斯说，“我能再试一次吗？”

全文完。

尾声

莫斯科，夏天。

门铃第一次响起的时候，柳德米拉忙着给新种的黄水仙填土，并没有听见。直到她停下来喝水的时候才听见铃声，她匆匆摘下园艺手套，穿过厨房和客厅，不小心把小块的碎泥抖落在地板上。她懊恼地盯着它们，好像这样就能把泥土吓得自己跑回花园里去似的。门铃又响了起来，第三次。

她打开前门。

莱昂看起来比她更局促不安，耳尖变成了比手里那束玫瑰更深的红色，他五十六岁了，但在柳德米拉看来仍然是捷克大使馆那个二十六岁的愚蠢美国人。

“早上好。”他说。

柳德米拉接过玫瑰，没有回答。

“我刚好在附近。”莱昂接着说，“事实上我也许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附近，我从没想过我会活着说出这句话，不过我退休了。”

“而且把你的退休天堂选在了莫斯科。”

“是的。”

“你住在哪里？”

“这里，如果你允许的话。”

柳德米拉看着玫瑰，阻止自己露出笑容，“我不太确定，克里斯滕。你会种黄水仙和烤面包吗？”

全文完。

圣诞节番外：

Merry Goose Chase

约定时间是十点半，莱昂十点就到了，目不斜视地走过了那家用作接头地点的咖啡店，在街道尽头拐弯，不紧不慢地绕建筑物走了一圈，这才回到出发的地方，推门走进店里。这叫“测绘”，是他接近任何预定碰头地点前的标准动作，留意有没有可疑车辆，记住出入口的位置，规划撤离路线，比如打碎哪个窗户会更容易逃脱。莱昂选了那张最接近这个幸运窗户的桌子，摘下手表，放到菱格餐巾上，这也是事先约好的暗号。

店堂有一种小木屋式的温暖气氛：擦得光亮的橡木圆桌，低矮的雕花天花板，带有铜灯罩的小吊灯和挂在显眼位置的麋鹿角。两天后就是圣诞，离新年尚有超过一周，但快乐的彩色横幅已经拉起来了，“1979新年快乐”，字母是金色的。

侍应过来问他要些什么，莱昂点了黑咖啡和葡萄干面包。咖啡太烫，喝起来像煤油，但至少面包温热松软。他上一次进食可能是二十个小时前的事了，在罗马至布达佩斯的夜班火车上买了一个接近化石状态的三文治。莱昂拍掉手上的面包屑，看了一眼躺在餐巾上的手表，还剩五分钟。

咖啡店的门打开了，一股冷风涌了进来。莱昂看了一眼进来的人，下意识地坐直了，伸手摸枪。

克格勃的巫婆在他对面坐下：“克里斯滕。”

“玛塔。”莱昂用拇指拨开了保险栓，“早上好。”

“没必要用枪。”

“谁说我带枪了？”

“那你现在手里拿着的想必是打火机了？”

“我的上司告诉我这是一次友好的会面，如果我知道要见的是你，就不会急着赶来了。”

“你不喜欢看见我吗？”

“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差点把我捅个对穿。”

“只是一点皮外伤，克里斯滕，不要那么夸张。”

侍应取走了玛塔的外套，挂到衣帽架上，把餐单放到她面前，她道谢，专心致志地翻阅起来，仿佛这是全世界最引人入胜的东西。莱昂盯着她看了一会，关上手枪保险栓。

“黑咖啡和葡萄干面包。”玛塔告诉侍应，后者拿走餐单，消失在厨房里。她转向莱昂，双手交握，放在桌子上，以显示自己没有武器，但莱昂确信只要她愿意，能随时用甜品叉杀人。

“我的任务——”

“我之所以来——”

他们同时开口，莱昂打了个手势，示意对方先说。玛塔展开餐巾，仔细地把它叠成三角形。

“我们都知道三年前你那边和我这边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有些鸟儿飞出去没再回来。”她把餐巾重新展开，折成小方块，“卢比扬卡的孩子们前两天发现了这些鸟儿的踪迹。彼得自然想把他抓回来，‘他’，克里斯滕，单数。”

“所以？”

“我只关心索科洛夫，海因斯是你们的事。我不指望我们能合作，但至少应该互不干扰。”

“听起来很合理。”

侍应送来了咖啡和食物。玛塔把两颗方糖放进滚烫的咖啡里，把餐巾铺到大腿上，接住面包屑。莱昂请侍应续杯，等他走开了才开口：“你认识索科洛夫吗？”

“我看过他的档案。”

“我的意思是，你了解他本人吗？”

玛塔看了他一眼，像是要评估他是否值得信任：“他教过我近身搏击。”

莱昂沉默了几秒：“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你的暴力倾向。”

对方挑起眉毛，但没有像莱昂预想中那样反驳。玛塔把面包卷撕成两半，里面还是热的，冒出带着黄油和葡萄干甜味的湿润蒸汽，“告诉我，克里斯滕，一个发报员是怎么成为间谍的？”

“一个莫斯科大学生又是怎么成为克格勃的？”

玛塔笑了笑，就像人们在冗长的铺垫之后终于见到自己想看的剧情时那样。“别忘记布达佩斯不是你们的地盘。仅此一次，只要你不阻碍我工作，我也不会干扰你的。”她把撕碎的面包留在餐盘里，站起来，“顺带一提，我不认为这个窗户是最好的紧急出口，除非你喜欢被电车撞倒。”

她眨眨眼，拿走衣帽架上的外套，推门离开。侍应带着咖啡回来了，问他是否需要更多方糖。

“不。”莱昂心不在焉地回答，看着窗外的电车轨，“一点都不需要。”

——

又一辆电车驶过，没人下车。坐在长椅上等候的老太太卷起报纸，蹒跚上车，鼓鼓囊囊的外套令她看起来像个移动的棉布球。

“滴答。”海因斯说。

“我知道。”他的同伴回答，透过起居室窗户看着电车消失在小雪里，“你已经说过了。”

“安东，我没说话。”

“你暗示了。”对方拉上窗帘。

“我敢肯定克格勃把人送进劳改营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狗把下巴搭到他的膝盖上，海因斯揉着她的耳朵，阿尼卡眯起眼睛，“拿着报纸的女人已经是这个星期第二次出现在电车站了。另外还有一辆送蔬果的小货车一直停在街口，装着大功率天线。另外有三辆车流动监视，每次来都不换车牌。有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秘密监视’里的‘秘密’是什么意思。”

“既然已经开始监视。”水壶响了，安东走进厨房，关掉炉子，带着水壶和瓷杯回来，“为什么还不开始抓捕？”

“因为他们不能肯定我们是我们，需要克格勃确认，等他们派一个见过你和我的人过来。中情局也有可能插手，取决于兰利有多想把我抓回去了。确认之后他们还需要设计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调派人员和车辆，摸摸匈牙利警方的下巴，让他们听话。我估计我们还有三四天的清静日子，最多一周。你看，我比你还了解克格勃。”海因斯拧开锡罐，“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你又忘记买茶叶了，这是第三次了。”

“第二次。”

“三次，包括上星期。”

“我们不是更应该关心逃亡路线吗？”

海因斯把空茶叶罐放回原处，靠在餐桌上：“你还记得我在东柏林是怎么摆脱你和你那些斯塔西[*1]小蝙蝠的吗？”

“很难忘记，你差点削掉我半只耳朵。”

“我们就用那个方法。”

——

“没有异常，他们没有发现我们。”玛塔放下望远镜，把垂下来的长发绕到耳后，用铅笔在线圈本里草草写了几个字，“平民生活让他们变得迟钝了。”

“我可不会像你这么笃定。”莱昂接过望远镜，看着海因斯牵着狗走过电车轨道，裹着厚实外套的老太太仍然坐在长椅上，看起来已经睡着了，“想想看，这两个人背着四张不同的通缉令在布达佩斯住了两年才被发现，就在克格勃的鼻子底下。”

“不是我们的鼻子，克格勃在匈牙利没有管辖权。”

“你真的要在我面前重复这套官方鬼话吗？”

“这是浪费时间。”玛塔站起来，“现在动手把他们抓起来，天黑之前就能送到莫斯科。”

“兰利还没有批准这个计划。”

“那你可以等着，卢比扬卡的孩子们已经不耐烦了。”

“这是联合行动——”

“闭嘴，克里斯滕。”

“闭嘴并不是解决争端的——”

玛塔冲窗户扬了扬下巴，“是索科洛夫。”

莱昂拆下狙击枪的瞄准镜，它比普通的双筒望远镜倍数更高。前克格勃外勤离开房子，跳上往北开的电车。“他们往不同方向走了，玛塔，我们得通知‘蒲公英’们。玛塔？”

没有回答，这个临时租来充当岗哨的小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苏联姑娘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莱昂愣了一两秒，匆忙收拾好东西，飞快地跑下楼梯，把老旧的木板踩得叽嘎作响。

——

莱昂追上了第一组“蒲公英”，那是流动监控组的代号。他们已经跟着海因斯走到了河畔公园。目标和他的狗慢悠悠地沿着小路散步，一个戴着亮黄色毛线帽的幼童对狗产生了兴趣，摇摇晃晃地向那只毛茸茸的动物走去，海因斯停了下来，让小孩摸摸狗的脑袋，和母亲礼貌地交谈了几句。一辆卖甜点和饮料的粉色四轮小推车从他们旁边经过，被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推着，挂在把手上的收音机大声播放着儿歌。

“出入口都已经有人守着了。”监控组长告诉莱昂，“离这里最近的电车站在半公里之外，他不可能跑得到。”

“我来动手。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开枪，也不要使用暴力。”

“明白。”

莱昂拉直外套衣领，穿过荒芜的草地，向海因斯走去。后者早就留意到他了，停下脚步，露出微笑，仿佛两人本来就约好要在这里见面似的。狗警惕地打量着莱昂，嗅他的裤腿和外套下摆。

“下午好，克里斯滕。”

“海因斯先生。”

“我还在想谁会是我们的新乌鸦。普利斯科特还好吗？还在巴黎？”听他的语气，路人会以为他们是久未见面的叔侄。

“他很好。”

“兰利还是想要我回去，嗯？”

“是的。”

海因斯点点头，继续往前走，莱昂跟了上去，两人并肩走在河边的泥路上，冷风吹动了头上的枯枝。

“工作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海因斯问。

“差不多。”

“我敢肯定他们把你训练得很好。你的便衣探员们已经把这个地方包围了，对吗？也已经知会布达佩斯警察了？”

“如果你安静地跟我走，没人会受伤。”

“当然。”海因斯摘下右手手套，塞进口袋里，“有人会照顾阿尼卡，是吗？总不能把我的好姑娘扔在这里。稍等，我想把另一只手套也摘下来，今天比较暖，能帮我拿一下这个吗？”

他把牵引绳递给去，莱昂下意识地伸手去接，海因斯抓住他的手腕，一拳击中了他的胃部，然后用力一勾他的脚踝，莱昂重重地摔倒在泥地上，疼得眼前发黑。他挣扎着爬起来，海因斯已经跑出很远了，快要到小路拐弯处。伪装已经毫无必要了，周围的探员们狂奔过来，莱昂吃力地跑到小路尽头，绕过茂密的灌木丛，半弯着腰，努力压制着干呕的冲动。

海因斯消失了，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小路尽头的草地上只有三三两两晒太阳的情侣和年轻母亲，都用惊异的眼神打量着他们。卖甜食的粉红推车慢吞吞地路过，驼背老人冷漠地看了他们几眼，往马路的方向走去，用俄语叫卖，嗓音和音乐声惊飞了几只野鸭。

探员们迅速分散开来，搜索了树林和附近的商店，盘问路人。没有人见过什么绿眼睛的先生和一只狗。天黑之后莱昂终于承认失败，放这些疲惫的探员们回去休息。他花了一整晚琢磨报告，但整件事的轮廓是在六天之后才慢慢摸清楚的。

先是玛塔，她和她的探员们跟着索科洛夫搭乘的电车一路横穿布达佩斯，快到终点站的时候终于察觉有什么不对劲，他们冲上车，赶走惊慌的乘客，把目标押下车，这才发现这不过是一个吓坏了的年轻匈牙利男孩。男孩声称，一个俄罗斯疯子把大衣和帽子送给他，换走了他的破旧绒线帽和布满补丁的外套，还塞给他厚厚一沓钞票，唯一的条件是要他坐在原处，一直到终点站才能下车。没有人知道索科洛夫究竟在哪一站下了车，很可能是最靠近公园的那一站。

粉红推车也找到了，弃置在一个车库门前，推车里完全可以藏得下一位绿眼睛的先生和他的狗，探员们在里面找到一顶假发和一件污渍斑斑的大衣，就是驼背老人穿过的那件。没有人留意这个用俄语叫卖的老家伙，一些探员们认为他往西南走了，另外一些认为他去的是相反方向，还有一些人根本不记得什么老人，无法达成共识。

“往好的一面看，至少你没有挨打。”莱昂说，把糖罐推到桌子对面。

玛塔阴郁地看了他一眼，没有答话。他们又是咖啡店里唯一一桌客人，天两小时前就黑了，两人的影子被铜吊灯映在玻璃窗上。

“我们就差一点点。”

莱昂摇摇头：“我们差得远。”

玛塔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

“谢谢，也祝你下次好运。”电车从窗外驶过，一闪而过的灯光。莱昂要赶上凌晨起飞的运输机队，先到巴黎，再从那里返回华盛顿，十几个无眠的小时，但此时此刻他还有一点迅速消散的时间，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着玛塔。克格勃的巫婆察觉了他的视线，挑起眉毛。

“没什么。”莱昂悄声回答，“只是想说圣诞快乐。”

全文完。

注1：Stasi，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受克格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