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Shores of Mnemosyne

火车停在半路。先是一阵震颤,好像大型动物抖落身上的雪片,引擎发出低沉的叹息,这一长串钢铁箱子彻底不动了,任由翻飞的大雪抽打。

这件事似乎经常发生,因为周围的乘客脸上大多浮现出厌倦,而不是惊讶。可能是留意到我探头探脑观察窗外的样子,坐在对面的棕发女士放下了从上车就开始读的小说,摘下眼镜,“没必要紧张,冬天时不时就会发生这种事,也许轨道结冰了,只要十来分钟就能处理好。”

“这是我第一次坐这条路线。”我坦承。

“游客?”

“是的。”

“这可不常见。”女士露出微笑,她的嘴唇很薄,笑容像是用裁纸刀割出来的,带出了嘴角同样边缘锐利的皱纹,“我的意思是,在这个季节。”

隆起的铁轨下方,整排枯树在风雪中深深弯折。比这些树更远的景物已经一概看不到了,天空和田野融成同一片茫茫的灰白色。密闭的车厢隔开了风声,但光是看着,就已经能想象风的咆哮。出发之前,电台都在谈论前所未见的恶劣天气,渔船已经全部召回港口,部分公路关闭,我很可能坐上了火车停运之前的最后一个班次,真的应该在伦敦多留一晚的。

“来之前我可不知道这里能下这么大的雪。”我回答,“旅游指南承诺,英国的这一边‘通常’不下大雪。”

女人耸耸肩,像是在说“你能怎么办呢?”,把一个黑色皮质手提包放到大腿上,打开,找出一包香烟,抖出一支,递过来,我摇头拒绝,但是掏出打火机,替她点上了烟。棕发女人吸了一口,把下一句话和烟雾一起吐出来,“我叫朱莉。”

“鲁道夫。”我说,随便选了跳进脑海的第一个名字,很可能是因为几个小时前酒店大堂里有小孩在唱《红鼻子驯鹿鲁道夫》。圣诞节都已经过去一周了。

“你好,鲁道夫。”朱莉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让我想起伊尔莎。最近几年我经常在陌生人脸上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熟悉线条,从他们的眼睛里看见另一个人的眼睛,这是疲惫的征兆,我从老兵嘴里听说过。

“德国人,我猜?”朱莉继续说,把书签放进小说里,合上,收进手提包。

“对。”我说,“原谅我的口音,我近几年才开始学英语。”

“我觉得你已经说得非常好了。”

“谢谢你。”

“如果你是在夏天过来的话,对英国的印象应该会好一些。至少不会是,”她冲窗外的大雪和车厢里昏昏欲睡的旅客打了个手势,“这样的。”

“可惜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假期。”

我们就这样继续交谈了一会。陌生人之间的闲聊,像掠过湖水的飞虫,轻轻触碰发亮的水面,从不深入。十分钟过去了,然后是二十分钟,一个穿着制服的列车员匆匆走过,往车头的方向去。过道对面那个歪着头打鼾的男人被脚步声惊醒,发现车还没有动,低声抱怨起来。

“那么,鲁道夫。”朱莉摁熄烟头,叠起双手,她戴着戒指,细细的一圈金属,花冠状的底座紧抓着一小颗蓝宝石,“是什么让你在这种天气里非去布里斯托不可呢?”

这应该是她一开始就想问的问题,只是碍于礼貌,仔细铺了一层关于天气、旅行和英格兰地理的软垫,才终于抛出来。我花了一分钟思考该怎样回答,最后决定说实话:“我去找某种东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确定能不能找到。”

我的临时旅伴高高挑起眉毛,仿佛我刚刚抛给她一个烫手的铁球,而她不知道怎么才能接住。最后她摊开手,看着我的眼睛:“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难道不都过着这样的人生吗,大哲学家?”没等我回答,她笑起来,取出第二支烟,用火柴点燃,“有朋友在那边接你吗?”

“不,不算是朋友。我给她发了电报,她不介意我拜访,如此而已,她不会去火车站接我的。事实上,等我到了布里斯托,也许已经太晚了,明早才能见到她。”

朱莉从喉咙里哼出一个拖长的单音节,露出了然的笑容。她肯定以为我是去见女朋友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但我不打算向陌生人解释来龙去脉,就让她这么以为好了。朱莉沉默地抽着烟,我们两人都看着窗外的风雪。天空暗了一个色调,被乌云遮住的太阳很快就要熄灭了。

火车突然又震颤了一下,鸣笛,悠长的呜咽声,车轮与铁轨摩擦,尖细的吱吱声过后是有节奏的轰隆轰隆。我们继续前进,穿过翻卷的风雪和浓稠暮色。

朱莉比我早一站下车,之后再没有新的旅客上来,对面的座位就这样空着。雪变小了,但还在下,车窗外像沼泽深处一样黑,偶尔闪过农舍的灯光。玻璃映出我自己的影子,我尽量不去看。如非必要,我不照镜子,避免里面的脸影响我的面具。

到达布里斯托市中心的时候,晚上十点已过。早前我在火车站随手买了一本给游客的便携地图册,此刻我站在路灯下面艰难地分辨那些蝇头小字。景点画得很大,我想去的那条街却没有名字。最终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流浪汉把我带到“棕榈周日”旅店门前。差不多二十年前,安德烈离开柏林之后,就是在这栋昏昏欲睡的破旧建筑里租了顶楼客房。

这地方竟然还没有倒闭,恐怕也快了,看起来没有人在修缮,里面和外面一样冷,门厅的拼花地板仿佛化脓溃烂的皮肤,已经不剩多少完好的木板了,为了节省成本,破损处填上了凹凸不平的水泥。前台没有人,放着一个老式黄铜桌铃,我按了五六次,终于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脑袋从虫蛀的布帘后面探出来。

“我需要一个房间,一晚。”我说。

布帘后面的男人坐到桌子旁边,搔了搔肿胀的酒糟鼻,“几晚?”

我只好再说了一遍,把现金放到他面前,解释说我喜欢安静,因此想要顶楼的房间。酒糟鼻男人低声咕哝,翻出挂着号码牌的钥匙,拍到桌面上,指了指楼梯的方向,重新消失在肮脏的布帘后面。

楼梯是砖砌的,仍然坚实,但通往顶楼房间的却是木楼梯,灰尘像深冬的积雪一样厚。我拎着提包走上去,打开门,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好像这是别人的卧室,而我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我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感觉,它很快就过去了,我放下行李,开灯,坐在床上,环视这个旅店房间,床头柜,白色灯罩,地板上的棕色污渍,发霉的墙壁,倾斜的窗户和屋顶,写字台,靠背椅,镜子,陶瓷洗手台,衣柜。我想象安德烈走进门来,脱下外套,搭在椅子扶手上——他总是这么做的,从来不用衣帽架或者钩子——然后踱到窗前,注视已经入睡的布里斯托市。他在想什么?柏林在他的脑海里吗?

我站起来,也走到窗户前面,安德烈的幻影消失了。玻璃映出我的脸。远处,墨蓝色的夜空衬托下,教堂的尖顶刺向渐渐消散的云层。雪已经不下了。整座旅馆静悄悄的,也许只有我一个旅客。我锁上门,从行李里拿出手枪,放到枕头旁边,老习惯,有武器在,我会睡得好些。我裹着外套直接躺下,关上灯,但没有拉上窗帘,明天天一亮我就会起来,去见一个人。

——

开在码头不远处的钓鱼用品店挂着崭新的招牌。冬天,几乎没有生意,店堂空荡荡的。柜台后面那位晒得黝黑的先生告诉我,店铺是一年前易手的,原先的女主人做了一次心脏手术,不能再继续打理店铺了,不过她和她的丈夫就住在钓鱼用品店后面的小平房里。如果我想见他们,穿过后门出去就行。

我就这么做了。走过堆积着钓线、鱼竿、成桶鱼饵和潜水服的仓库,推门踏进阴暗的后院。地上的积雪没有脚印,完整洁白,楼梯上的也是。我按了按门铃,没有声音,只好敲了敲门。里面传来软拖鞋摩擦木板的声音,门打开了,露出一个年轻女孩的脸,大概是护工,她问我有没有事先通知梅森太太,我说有。

五分钟之后,我局促不安地坐在凹陷的长沙发里,面前放着一杯迅速冷却的茶,等着梅森太太。卧室门打开的时候我跳了起来,看着年长女士走过来。她穿着一件深蓝色毛衣,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右手有戒指,一块皮带纤细的手表圈着手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饰品。安德烈的眼睛显然遗传自母亲,一样的绿色,让人想到海藻、深水和苔藓。她露出微笑,邀请我坐下,问天气是不是为我的旅途带来了很多阻碍。

“不算太严重。”我回答,用德语,她的脸好像一下子亮了起来,很多年没人和她说过德语了,“谢谢你没有拒绝我,梅森太太。”

“我不会拒绝卡尔的朋友。”

“我在电报里没能好好介绍自己,我姓沃格尔,莱纳·沃格尔。卡尔在柏林的时候,我曾经和他一起工作。”

这个名字就像落在舌头上的一小撮沙子。“卡尔”这个名字在我记忆里唤起的是一张空白的画布,我不能把它和安德烈联系在一起。为了不去看那双属于母亲的眼睛,我又喝了一口茶,把目光移到电话旁边的相框上,离我最近的那张照片想必是蜜月旅行的纪念品,安德烈的母亲和继父在烈日下看着大海,不知道是哪里的海,葡萄牙?希腊?另一张黑白照片是年轻的安德烈,穿着军服,戴着皇家工程兵的肩章,看起来不会超过二十岁。我克制住伸手把相框拿起来的冲动,放下茶杯。

“那么,您也在渡轮公司工作?”梅森太太问。

我完全可以回答“是”,说一些礼貌的废话,道别,冲上火车逃离这座困倦的海滨城市,但这样就完全浪费我从苏黎世到这里一路积累的勇气了。我清了清喉咙,对方想必感觉到了我的紧张,坐直了一些,一只手放在珍珠项链上。

“不,梅森太太,我不在渡轮公司工作,卡尔也不是。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和您见一面,我认为……”我的句子开始变得散乱,“我认为您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您有权知道,我应该早点来的,但当然,六处不会让我接近您,现在不同了,现在他们觉得无所谓了,那么多年过去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沃格尔先生。”

“梅森太太,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您1961年8月13日凌晨发生了什么。”

——

我起先说得很慢,因为不确定该从哪里开始。后来故事本身接过了缰绳,自己往前奔跑。安德烈的母亲安静地听着,紧紧攥着手帕。她就像任何一个已经习惯于苦难的人那样接受这个故事:不质疑,也不反抗。中途我们只被打断了一次,梅森先生散步回来了,我重新介绍自己,复述我的来访目的。他不是很能听懂德语,但始终坐在妻子身边,握着她的手。

“我认为这是我欠卡尔的,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他不是因为什么愚蠢的滑雪事故丧生,我认为这是我的错。”为了不让沉默持续太久,我最后这么说,作为我的结案陈词,“我真的很抱歉,梅森太太。”

她看着我,有那么几秒钟,我担心她会昏过去。她松开了丈夫的手,往前倾身,拍了拍我的手臂:“沃格尔先生,这当然不是你的错。你不需要道歉,我想卡尔和我一样,都很高兴你活下来了。”

我想说点什么,但哪一个单词都显得不合适。年轻的护工走开了,不一会又回到客厅,递给我餐巾纸。我强迫自己深呼吸,等着喉咙里的堵塞感消退,梅森太太问我想不想要一杯水,我摇摇头,站起来,感谢他们的时间,道别。

“沃格尔先生。”

我回过头,看着安德烈的母亲。她拿起电话旁边的相框,走过来,递给我。我盯着照片上安德烈的脸,不敢伸手去接。我担心这一个简单的动作会泄露我和安德烈的最后一个秘密,让这位母亲猜出一些她不想知道的事。

“就当是一份礼物,沃格尔先生。”梅森太太把相框塞进我手里,冰凉的黄铜紧贴着掌心,“我留意到你看了这张照片好几次。”

“对不起。”

“我刚才说过了,完全没有必要道歉。”她干瘦的手指短暂地覆盖在我的手背上,“我很感激,沃格尔先生,谢谢你把卡尔的事告诉我。”

我带着相框离开。太阳照亮了港口,积雪正在融化,布满了湿漉漉的光点。在我的想象里,安德烈走在防波堤旁边,戴着那顶旧帽子,不快不慢,也不回头,就像我们在柏林街头赶赴安全会面地点时那样。我在码头边找了一张油漆剥落的长椅,呆望着港口里林立的桅杆,海鸥从垃圾桶里拉扯出一串缠绕着罐头、纸盒和腐烂食物残渣的塑料绳,啄了几下,失去兴趣,展翅飞向互相紧挨在一起的小型渔船。

预定的火车还有三个小时才开出,还有时间。我已经查到当年安德烈在哪家中学教德语,今天下午,火车会把我带到埃克塞特,那里会有人记得安德烈,而我会小心翼翼地搜集他们的记忆。

钟声敲响,十一点了。太阳差不多移动到头顶,耀眼,但不温暖。乌云远远地盘踞在海水和天空交接的地方。我动身返回旅店,把相框裹进外套里,保护我的幽灵,不让他经受潮湿的寒风。也许我会再回到这里来,在某一个仲夏。也许我有一天会故事讲给另一个人听,完整的故事,柏林,两个陌生人,一堵墙。在此之前,我必须先把碎片收集完整,必须走完这片风暴过后的海滩,拾起被潮水冲上岸的碎木头和小块金属,假装能够复原那艘已经沉没的船。

全文完。


注:Mnemosyne,一译尼莫西妮,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女神之一,掌管记忆。

发布者:vallennox

寒带鸟类

On the Shores of Mnemosyne》有3个想法

  1. 流眼泪了,毛毛写得太好了。之前因为时间原因只在长佩上看了您的短篇,但是没看长篇;西柏林是看您的第一本长篇。
    不管是叙述者也好,POV转换和人称转换也好,还有许多冷静的、客观的细节描写,人物克制冷静情感的描写都让我心脏被揪紧。整本书就是冰面下暗涌的河流。
    非常感谢老师带来的作品!期待往后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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