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杰森死了。

这是他们告诉斯坦利的第一件事，在他醒来之后。一个灰暗的单人病房，两个警察守在门外，窗户上装着生锈的铁栅，从他躺着的地方只能看见阴沉的天空，像积满灰尘的玻璃，像圣马洛海滨那栋旧房子的窗户，杰森徒劳无功地试图用报纸把灰尘擦掉，在脏兮兮的阳光下制造出一场小型沙尘暴。枪放在他们之间的桌子上，灰尘缓缓地、几乎是懒洋洋地落在黑色金属上。

负责审讯的探员是个穿着灰色套装的小个子，头发牢牢地扎在脑后。她就像某种水鸟，用带蹼的爪子谨慎地在沼泽里跋涉，打量斯坦利的样子犹如打量陷在泥浆里的贝类，偶尔用喙啄一啄外面的硬壳，确保里面的软体动物还活着。斯坦利似乎没有留意到她，即使留意到了，分给探员的注意力也不会比分给一张椅子或一个玻璃杯的更多。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幅黯淡的素描，铁窗栅的影子缓慢移动，拉长，随着日光的消失而消失。出于某种理由，病房灰泥剥落的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肺结核宣传日海报，日期是六年前。斯坦利久久地盯着它看，仿佛那两片平面化的肺叶是他长久的梦游状态里唯一真实的事物。

他睡得很多，但并不做梦。吗啡如同不透水的、沉重的帆布，一层层地盖住了他的意识，令它们只能在重压之下低语和蠕动。有好几次斯坦利认为自己听见了报纸刮擦窗户的沙沙声，睁开眼睛的时候护士正把针头刺进他布满瘀血的手背。病房的窗玻璃通透干净，一个晴天。

杰森死了，他在脑海里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肢解词语和音节，又砌回去。斯坦利是循序渐进地理解这件事的，就像意外窥见了一本小说的结局，他不得不往前翻页，理清来龙去脉。这些角色都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一个死去了，另一个活着；为什么活着的那个会在病床上，为什么病床旁边等候着一个禽鸟般的探员。

“斯坦利先生。”水鸟说，她不是主要角色，因此没有名字，斯坦利只需要记住她的职业，探员，问问题的人，“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科尔曼的笔记在谁手上？”

他专心致志地听着自己的呼吸，肺的扩张和塌缩。打着夹板的右手疼痛不已，后脑也是，医生从前天开始就不再给他吗啡了。斯坦利把相对完好的左手举到眼前，入神地打量着突起的关节和手腕内侧的针孔，深色瘀血的形状就像一杯打翻的咖啡。

“斯坦利先生，你能听见吗？”

“圣马洛。”他沙哑地开口，声带像没有上油的铰链，干涩地互相摩擦，他思忖着自己能不能咳出一些铁锈来。

“是个地名吗，斯坦利先生？”

“是的，”斯坦利放下手，转过头去，第一次认真打量那只敲打蚌壳的水鸟，她的钢笔犹豫不决地悬停在笔记本上方，“不是。”

——

圣马洛是六个夏天的总和，是布列塔尼渡轮公司散发着尿臊味的船只，大贝岛和小贝岛，退潮时露出水面的灰色石阶，成排敲进沙里的木桩，海藻，盐，有气苹果酒，旅馆吱吱作响的地板，突如其来的暴雨和帷幕般的浓雾。芒什海峡这一边的夏天苍白疲弱，像是被滤纸包裹起来，压榨了一番。旅馆老板是个快活的爱尔兰人，十七年前第一次跨过海峡，再也没有回去。斯坦利既害怕又喜欢他，害怕是因为这个卷发的中年人高大健壮得像一堵砖墙，嗓音响亮得堪比雾角；喜欢是因为这堵墙上总是散发出酵母、石榴糖浆和烤肉的气味。他像头水牛一样在厨房和露台之间横冲直撞，运送着加了冰块的基尔酒和装在彩色纸杯里的覆盆子雪糕。大人们在露台上消磨时间的时候，斯坦利和杰森赤脚跑过被晒暖的石板路，只穿着短裤，追逐一个破烂不堪的足球。旅店老板的双胞胎常常加入战局，两个红发姑娘，套着一模一样的棉布连衣裙。当她们私下谈话的时候，说的是一种夹杂着英语——十分偶尔地，还有少量盖尔语单词——的古怪法语。这从来没有妨碍比赛，孩子们在鱼市场后面空无一人的窄巷里互相推搡，在足球有气无力地滚过粉笔线的时候发出兴奋的尖叫。

杰森比斯坦利大两岁，高出他整整一个肩膀，虽然这个差距后来慢慢有所缩短，但在当时看来还是非常可观的。杰森的父母，科尔曼先生和太太，在银行工作。按照原本的计划，1979年夏季他们理应在马赛度假，但最终因为旷日持久的铁路罢工而无法成行，转而买了渡轮票，和其他带着孩子、抱怨连连的英国家庭一起在挤满鱼贩子的码头上登陆——当时的港口还没有被各式私人帆船挤占。他们被安排在斯坦利一家隔壁的客房里。见面是不可避免的，旅店顶层就只有这两个房间，都朝向沙滩，窄小的阳台紧挨在一起，伸出手就能摸到对面的栏杆。对斯坦利而言，他童年的夏天就这样永久地和嘎吱作响的地板以及粘着干硬海鸥粪便的窗台捆绑在一起。

六个夏天，1979到1985，当斯坦利回忆起来的时候，他总是先记起出海钓鱼的那一年。母亲凌晨四点把他叫醒，给他套上一件硬邦邦的雨衣，盖在灰色毛线背心外面，盔甲一般。“外面很冷，加斯帕，”斯坦利太太说，相比起关心，更像是抱怨，这个地方和这个气温对她本人构成了冒犯，而且她必须时时刻刻提醒她的丈夫：当他兴高采烈地附和科尔曼先生的提议、付押金租下渔船的时候，她私下里可是表示过强烈反对的。

“穿这双靴子，”母亲指示道，斯坦利顺从地蹬掉皮鞋，套上雨靴，“到了船上别乱跑，被浪卷走的话谁都没法把你救回来的。”

“特雷多先生说今天的浪很小。”父亲插嘴。

“他当然会这么说了，不是吗？”母亲尖锐地回答，“否则你们怎么会同意租他的船呢。‘海很平静，先生！’”她模仿着渔船主人的口音，又把背包的拉链拉开了，像是要检查六份三文治是不是还好好地待在里面，“浪是大还是小，我都会晕船的。”她补充道。

“搭渡轮的时候你看起来还好。”

“我很惊讶你注意到了，约翰。”

母亲说“约翰”的方式，仿佛那是一句诅咒。斯坦利穿着雨靴的脚一下下地踢着床沿。

“我们能在船上看日出，”父亲最终说道，仿佛这就是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他戴上了新帽子，从两边支棱出来的耳朵显得特别滑稽，“加斯帕，别制造噪音。”

他站了起来，地板吱嘎抗议，走向门口。斯坦利一家鱼贯离开客房，加斯帕·斯坦利走在最后，盯着母亲的深蓝色发带。雨衣阻碍了他的动作，男孩笨拙地摇晃着，像只企鹅。

科尔曼夫妇和他们的儿子等在前厅里，装着渔具的帆布袋放在脚边。杰森同样套着儿童雨衣，假如说这件塑料制品让斯坦利看起来像只企鹅的话，那杰森穿着它就像个旧灯罩。孩子们交换了一个目光，杰森冲他严肃地点了点头，斯坦利别无选择，只能跟着颔首，仿佛在签订某种双边协议，令他们在成年人的愚行中成为沉默的搭档。

特雷多先生的渔船在笼罩码头的雾气中浮现，通往驾驶室的舱门边挂着一个裸露的灯泡，光线稀释在浓雾里。“非常早，非常早，”作为招呼，这个穿着脏兮兮衬衫的布列塔尼渔民说，拧着手里的帽子，他的英语犹如间歇泉，每次涌出一股四处飞溅的词组，“今天往西，鱼。”

“我希望今天的风浪不会很大。”斯坦利太太说。

“不大。”特雷多先生打了个手势，为他身后的大西洋辩护，“海很温柔。”

男孩们绕着甲板跑了一圈，雨靴敲在甲板上，砰砰作响，最后溜到船尾，俯身去看黑漆漆的水面，栏杆顶着他们的腹部。引擎发动的时候整艘船都震颤起来，轻微摇晃着，一头扎进雾气里。

往西。

冰冷的水雾沾在他们脸上，在渔船加速之后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浪花，浇进塑胶靴子里，打在雨衣兜帽上，把杰森的头发变成一团纠缠不清的黑色细钢丝。“离日出还有二十分钟。”年长的男孩说，那么笃定，仿佛太阳是按照他的意志运行的，假如真的是这样，斯坦利也不会惊讶。杰森是一颗G型恒星，要是这个世界不肯绕着他转的话，他恐怕是会亲自动手把它的轨道扭正的。

晨雾消散得那么快，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现在他们从哪个方向都看不见海岸了，只有深绿色的海水，浸没在海平面以下的太阳仿佛一颗用力搏动的心脏，喷涌而出的血液每分钟都把海水染得更红。甲板在他们脚下震动，有那么几秒钟，船仿佛随时能脱离水面起飞。随后太阳彻底摆脱了海水，一个刺眼的天体，魔法消失了，斯坦利垂下视线，金色的光点随着浪头晃动。

特雷多先生说了实话，海面平静温和，风似乎比岸上还要暖和一些。男孩们看着渔夫熟练地绑鱼饵，甩出吊钩，卷着钓线的滚轮飞速旋转着，发出轻细的咝咝声。父亲们在谈论银行和赛马，杰森又在谈论他的基地——这一整个夏天他都在说这个——圣诞节前后科尔曼先生把后院工具棚的钥匙给他了，杰森把这个旧棚子改造成了工作室，假如说把木工套件和工具箱放进去能叫“改造”的话。他在修理一辆坏掉的单车，一点一点地磨光链条，拧紧踏板，校正轮子。斯坦利并没有在听，父亲在收线，钓竿弯出一个那么危险的角度，斯坦利觉得它随时都会和钓线一起绷断。一条海鲈被拽出水面，银光闪闪，水花四溅。

这条鲈鱼当晚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仔细地切成漂亮的块状，用加了鼠尾草碎的黄油略煮，再炸得金黄。杰森从无人看管的冷餐台上偷了半瓶苹果酒，拉着斯坦利溜出了旅馆。某种节日还在进行，沙滩上燃起篝火，但夏日的白昼是如此漫长，火光和久久不落的太阳比起来那么苍白，像个做工不良的摆设。男孩们爬到礁石上，远远地看着火堆和周围的人影。酒瓶在他们手中来回传递，杰森喝掉了最后一点已经没有了气泡的酒，随手把玻璃瓶插进岩石之间的凹陷处。

风转了方向，卷来了篝火边的喧哗和微弱的风琴声。

“我们可能该回去了。”杰森说。

“对。”

他们继续坐在原处，直到星星出现。火堆熊熊燃烧着，一个缩微的太阳，把跳舞的人群映成单薄的影子。

那是1982年6月21日，离斯坦利的十岁生日正好还有一周。

2.

他们一般在八月中旬启程返回，这个时候的圣马洛从内城到码头都被一种末日来临前的忙乱气氛笼罩着，旅店前厅垒着黄铜包边的手提箱。两个临时雇来记账的布列塔尼姑娘挤在木制柜台后面，收回钥匙，递出账单。餐厅里的格纹桌布都被收起来了，光秃秃的圆桌被推到墙边。地毯卷起，露出凹凸不平的地板。空无一人的客房门窗大开，被子堆在地上，窗帘在略带寒意的海风里翻飞。科尔曼一家一般会和斯坦利一家搭上同一班渡轮，这意味着男孩们还有最后几个小时可以玩耍，夏天结尾的结尾。

和斯坦利相反，杰森对返校这件事非常热切，无疑是急着回到围着着他公转的几十颗形态各异的行星之中去。从今年开始他终于能当上板球队的替补队员了，也许在圣诞节前就能捞到一个正式上场的机会。这一切在斯坦利听来如此陌生，杰森还不如向他讲解亚速尔群岛的植被分布。斯坦利并不特别讨厌学校，但也不特别喜欢，只有戴眼镜的丹尼·马瑟尔勉强能算作他的朋友。大家都叫他“猪崽”，因为马瑟尔非但近视，还患有哮喘，跟《蝇王》里的那个猪崽一模一样。也许是因为斯坦利是唯一一个叫他丹尼的人，猪崽一直粘着他，紧紧抓着这点善意，把他当成社交恐惧海洋里的一小根稻草。斯坦利被迫成为了他的拉尔夫，一个不情愿的好人，一个自顾不暇的保护者。猪崽和拉尔夫，他们就差一个好用的号角了。

两个夏天之间的时间是一部循环播放的乏味电影：寄宿学校的灰石墙和迅速缩短的白昼共同组成了圣诞节前最忧愁的三个月。九月的钟声，十月的雨夹雪，还有十一月的永恒夜晚。男孩们都穿着黑色制服，下午最后一堂课和晚祷之间短暂的十来分钟，当他们无所事事地在狭小昏暗的内院里或站或坐地闲聊时，看上去就像一群折起翅膀的巨型飞蛾。厨房提供一成不变的马铃薯泥和洋葱汤，配一个泛青的苹果或者干瘪的橘子。清早的弥撒冗长空洞，小礼拜堂里散发着一种矿物和腐烂木头的潮湿气味。猪崽在斯坦利旁边打瞌睡，眼镜歪到额头上，发出如假包换的鼾声。

复活节过后天气会有所改善，如果气温回升得足够快，他们会在一个晴朗的周末得到允许，戴上平顶草帽，在舍监秃鹰般的监视下列队步行到河边的草地上。这是斯坦利唯一能摆脱猪崽的时候，因为惧怕哮喘发作，丹尼·马瑟尔会独自待在宿舍里。斯坦利带着他的书，复数，以便心血来潮的时候可以享受抛弃这一本去读另一本的自由。他独自穿过仍然荒芜的草地，向树林走去，按住帽子，免得它被风吹跑。四月的晴天极具欺骗性，阳光和煦，却并不暖和，而风仍然凛冽，足以刺透制服外套和衬衫。斯坦利找寻着一个适宜独处的小角落，最好既能挡风，又不至于远离人群。加斯帕是个安静的男孩，入学面试那天父亲这么告诉校长，听着像是在道歉，仿佛安静是应该和腮腺炎归类在一起的，是人们童年时期一个难受然而必须经历的阶段。父亲希望他去巴克莱银行工作，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热切地和科尔曼一家来往。斯坦利对此毫无兴趣，但从来没有声张过。

他在一株前年冬天被雷电劈倒的栗树旁边坐下，发出新芽的灌木丛能挡住从河边刮来的冷风，如果他伸长脖子，还能看见在斜坡下面玩耍的学生们，都脱掉了制服外套，袖子卷到手肘。舍监点燃了烟斗，它像个老式燃煤蒸汽机那样吐出一团团灰色烟雾。斯坦利把外套铺在落叶上，翻开了其中一本书，某种历险记，里面有一条狗和一只木筏。很可能是杰森推荐给他的，听起来就像是他会喜欢的故事：一个孩子向自然宣战。斯坦利更倾向于看《威洛比山庄的狼群》和《黑色棉花田》那样的故事，向成年人宣战比对付野兽险恶得多，也更加有趣。

然后才是1985年的夏天。这一年斯坦利长高了惊人的4英寸，快要赶上了杰森的进度了，但这没有任何用处。旅店老板的双胞胎女儿和杰森一样大，15岁，他们三人似乎抢先踏进了一个秘密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大门却在斯坦利面前重重关上，他只能心灰意冷地隔着窗户听听里面的喧哗。这注定是个令人手足无措的假期，他们都已经足够大，不再觉得踢球和捉迷藏有趣；但也不足以参与成人世界和那个世界所提供的娱乐。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杰森提议到灯塔去的时候，他们都同意了。

从爱尔兰人的旅馆去灯塔有两条路，都需要离开石墙围绕的内城，一条穿过森林，另一条凿在陡峭的海崖上，没有围栏，到处都钉着褪色的警告牌，提醒人们注意落石。他们选了崖边的小路，一侧是光秃秃的岩石，不到两米开外的另一侧就是垂直的崖壁，海浪撞击石壁的声音犹如雷鸣。突出的岩石上筑着海鸥的巢，杰森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寻找雏鸟叫声的来源。斯坦利四下张望，生怕海鸥会突然返回，啄出他们的眼睛。巢里只有孤零零的一只幼鸟，“别碰它。”双胞胎姐妹里的其中一个说，杰森耸耸肩，把它留在原处，爬了下来。

“看。”他说，把两个鸟蛋放进斯坦利手里。

它们比鸡蛋稍大，灰色，布满黑色斑点，比斯坦利的掌心略微凉一些。双胞胎姐妹回忆起了第一次敲开海鸥蛋，里面却滑出一只雏鸟的事来，它滑溜溜的，一团灰黑色的、死去的肉，眼睛、爪子和喙都已经成型。“有趣。”斯坦利评论道，把鸟蛋推回杰森手里。

“你认为里面会有雏鸟吗？”杰森举起一只海鸥蛋，以为阳光能照透蛋壳，然而蛋像块化石一样，拒绝泄露关于内容物的任何讯息。

“我希望没有。”

一层低垂的雨云短暂地在远处出现，迅速向北面滚动，很快就消失了，应该赶得上在入夜之前祸害上诺曼底地区。小路变得陡峭，领着他们攀过一个突起的岩脊，消失在平坦高地的一片乱石里。

灯塔战时被炮弹击中过，四十年来一直没有得到修缮，就这么痛苦地歪在崖边，外墙垮塌了一部分，露出涂过焦油的木梁，仿佛从腐坏的伤口里刺出来的断骨。灯塔周围的砂石地上零星地散落着些盐碱植物，但在塔楼里面，破损的屋顶尚能遮盖的地方，野草深及大腿。那里面有蛇，至少他们是这么听说的，但此刻这个念头只是让四个年轻的冒险家更兴奋而已。从厨房偷来的食物裹在报纸里，每个人都饥肠辘辘，来不及介意火腿片上印着当天头条。海风和缓，斯坦利靠墙坐着，听着杰森和双胞胎里的姐姐闲聊——至少刚开始是在闲聊，他们的声音低了下去，变成了窃笑，变成了亲吻。斯坦利移开视线，一株瘦弱的野草在他双脚之间的石缝里左右摇晃。

“你就是安静的那一个，对吗。”

斯坦利侧过头，妹妹正看着他，现在他很确定这是妹妹了，她的发带是白色的，雀斑在阳光下非常明显，一群褐色的鲱鱼。他们说过几次话，多数是在晚餐的时候，她并不显得对斯坦利特别有兴趣。

“是的，”他回答，不敢肯定她说的这个安静是不是带有贬义，“我猜我是的。”

“好，”她点点头，拉着他的手站起来，“我不喜欢话太多的。”

他们绕到灯塔背面，仰头打量着墙上的巨大豁口，姑娘仍然牵着他的手，领着他走了进去，斯坦利驯服地跟着，因为惊讶和紧张，根本想不起来问她想干什么。野草沙沙作响，几束苍白的阳光透过狭长的窗孔和砖墙上的缺口漏进来。这里闻起来就像潮湿的青苔，通往二楼平台的楼梯勉强保留着原先的轮廓，但木头脆弱得像纸张，轻易就能掰下褐色的碎块。姑娘握起了斯坦利的另一只手，把他的双手叠在一起，像在玩某种猜谜游戏，“那么？”她问。

斯坦利茫然地看着她。

“你总不会以为杰森把我们都带到这里来，是因为他欣赏这里的海景吧？”

他真的是这么以为的。斯坦利张开嘴准备作答，但姑娘的嘴唇覆盖住了他的。她闻起来像覆盆子和蜂蜡，斯坦利僵硬地站在那里，试图记起如何呼吸。这个吻并没有持续很久，也许是因为他们都不懂得要怎么让它持续。姑娘松开了他的手，拨开落到他眼前的一缕棕色头发。

“不是安静，”她说，“胆小。”

她走开了，爬出豁口，回到外面刺眼的阳光里。

——

“接下来我就没怎么见过杰森，你可以想象，他总是和双胞胎在一起，夏天结束之后，我们的联系就彻底断绝了——谢谢。”斯坦利接过探员递过来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我父母那一年年底分居，我在自己的卧室里过了大部分的暑假，父亲本来就不是个特别喜欢度假的人。”

“这一切都非常有趣，”探员说，语气清楚表明她觉得这是纯粹的浪费时间，“斯坦利先生，我需要你集中精神，告诉我一个星期前发生的事，你和杰森·科尔曼到达圣马洛之后发生了什么，他带着笔记吗？”

病房门打开了，他们都抬起头来，看着不速之客走进来。“我希望我及时打断了两位的谈话，”来客挪开床头柜上空荡荡的花瓶，把手提电脑和文件夹放上去，“不要回答她的任何问题，斯坦利先生，除非有我在场，明白吗，这是你的权利。探员，请离开病房，我需要和我的当事人谈谈。”

探员瞪着这个新角色看了一会，把笔记本放回衣袋里，离开了房间。一直到脚步声消失，新访客才把目光转到斯坦利身上，“莫德·吉布森，”她向斯坦利伸出手，“我是你的辩护律师。”

“辩护什么？”

吉布森审视着他，暗自掂量着什么，很久才得出结论。她的手交叠在膝盖上，像黑豹收起爪子，“斯坦利先生，”她一字一句地说，“你被控谋杀杰森·科尔曼。”

3.

“你的全名。”

“加斯帕·斯坦利。”

“没有中间名？”

“没有。”

“今天的日期。”

“这真的有帮助吗，就我所知，你并不是什么认知神经学博士。”

“我是你能梦想到的最好的律师，我来决定什么问题有帮助，什么没有，”吉布森用笔敲了敲文件夹，她的茶色头发剪得很短，刚好能遮住耳朵，“日期，斯坦利先生。”

他闭上眼睛，头偏向一侧，像是要在黑暗中听一只猫的脚步声，“2010年7月，某一天。”

“8月16日，你无法想象当你插着呼吸管躺在这里的时候，有多少记者恨不得把墙炸开一个洞爬进来采访你。”

“无意冒犯，吉布森小姐，为什么接这个案子？”

她露出微笑，斯坦利猜想假如柴郡猫有一个更谨慎、更干练的版本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有一个礼貌的答案和一个诚实的答案。”

“诚实的答案。”

“曝光率。”律师从文件夹里翻出几张复印件，递给斯坦利，一些剪报，按日期排列，刊登着杰森的照片和耸人听闻的标题，《著名科学家失联逾一周》，《失踪科学家恐已遭谋杀》；另外一些甚至挖出了IG基金会成立早期斯坦利为宣传册拍的照片，挂在他头上的大标题言简意赅：《凶手？》

他能感觉到吉布森的目光，仿佛有实体的金属探针，试图穿透他的颅骨。律师把两张带有编号的照片放到病床附带的小型折叠桌上，一把格洛克17，从两个不同角度拍摄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她的手指按在两张照片上，好像它们会逃跑似的，“是你做的吗，斯坦利先生？”

——

人群发出惊呼，大厅中央的长桌上，层叠的酒杯整排倒下，一场混合了香槟和碎玻璃的小型爆炸，怪叫声四起，学生们鼓掌大笑，音乐仍在继续，乐队肯定见识过比这混乱得多的场合。斯坦利思忖着谁会为此付账，也许是学院，这毕竟是毕业生派对，韦洛克院长不得不在开支审批单上签名的时候必定脸色铁青。他怎么也找不到可以放下酒杯的地方，只好拿在手上，挤过人群，逃出了正在被一群喝得半醉的年轻学生践踏的罗贝尔纪念大厅。

他把高脚酒杯插进一个雕像张开的大理石指缝里，就着镶嵌在墙上的镜子拽了拽西装翻领，向前厅走去，走廊尽头的双开门被红色饰带拦住了，一道形同虚设的封锁线，立在接待处桌子上的一块硬纸板表明这是1994届毕业生派对，必须出示邀请函才能入场。好几个小时前侍应分发给他的蓝白襟花已经不见了，考虑到派对的实际状况，他应该很庆幸所有的扣子都还在。一杯什锦水果气泡酒打翻在本就光滑的地板上，斯坦利跨过那些湿漉漉的罐头菠萝块和酒渍樱桃，推开了最后一扇把他和新鲜空气分隔开来的门。

那是个潮湿滞重的夏夜，空气能拧出水来，满是泥土和无花果树叶的气味。他扯掉领结，点了支烟，深吸了一口，向点缀在树丛里的路灯呼出烟雾。萨莎会为此冲他大喊大叫的，她让斯坦利戒了半年烟，但萨莎已经不在了，前天的飞机，伦敦到纽约，她需要转一次机，应该在十二个小时前降落旧金山，到现在都还没有给他打电话，恐怕是再也不会打了。如果这都不算结束，斯坦利不知道什么才算。

门又打开了，斯坦利往旁边挪了一步，免得被撞到。又一个逃兵，衬衫上有一大块污渍，也许是香槟，扣眼里插着一朵皱巴巴的蓝白纸花。他看见了斯坦利，点了点头，权当招呼。斯坦利敷衍地笑了笑，靠到砖墙上，继续把充满尼古丁的烟雾灌进肺里。

“能借个火吗？”

斯坦利重新打量了他一眼，摸出打火机。对方把烟叼在唇间，凑了过来，略微弯腰，让香烟凑近火焰，“谢了，伙计，”他用拿烟的那只手打了个手势，那一点微小的火光在黑暗里跳动，“顺带一提，我叫杰森。”

“斯坦利。”

“从来不喜欢这种派对，”杰森吸了一口烟，“都是一个样，太多酒精，太少真正的谈话，我每年都告诉自己不要再来了。”

“说得好像你参加过很多毕业派对似的。”

“三次。当你运营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实验室时，这种派对就是寻找便宜劳力的最佳场合，”杰森揪下襟花，打量着它，好像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手里，“假设你足够好运，还能从喝醉的院长那里捡到一些经费的碎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叫我‘乌鸦’，听过这个绰号吗？”

斯坦利摇摇头，掸掉烟灰，“那你的运气如何？”

“时好时坏。”

“人生。”

“人生。”杰森附和道，又深吸了一口烟，“新毕业生？”

“属于你在找的‘便宜劳力’吗？”

“取决于你能不能在实验室里帮上忙，”杰森把烟摁熄在砖墙上，看着他，双手插在衣袋里，“你能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个生命科学院的毕业生，也许能做一些扫地之类的工作。”

杰森大笑起来，“我敢肯定你能的，”他从衣袋里摸出钢笔和一个小小的日程本，撕下一页，潦草地写下一个号码，“给我打电话，好吗？我的实验室——准确来说是我和辛克莱的实验室，但真正提供智力的是我——它叫IntelGenes，在韦洛克院长眼中肯定不比一套儿童化学玩具好多少，但我们在做真正令人激动的玩意。”

斯坦利接过了那张纸，“谢了。”

他推开门，前厅的灯光涌出来，照在台阶和修剪整齐的灌木上。杰森叫住了他，斯坦利转过身，一手扶着门，挑起眉毛。

对方并没有马上回答，借着灯光打量他，不管他想在斯坦利脸上找的是什么，他似乎是找到了。“这个问题也许听起来很怪，”杰森停顿了一下，“但你的名字不会碰巧叫加斯帕吧？”

——

他们最终找到一家安静的酒吧，很小，几乎只是墙上的一个钉孔。酒保专心致志地看着桌球锦标赛重播，几乎没有留意到他们。那台固定在吧台尽头的电视图像模糊，时不时就闪动一下，缓慢地变成怪异的蓝色，被酒保的拳头砸几下之后才慢吞吞地恢复正常。

杰森要了马丁尼，斯坦利点了一杯螺丝起子，两个人都并不真正关心自己喝的是什么，只要里面有酒精就行了。斯坦利能看出来他们为什么完全没认出对方，面前这个杰森·科尔曼身上已经不剩下多少当年那个热衷谈论木工和南美雨林的男孩的影子，全是严肃的棱角，但又被一种久经演练的、推销员式的微笑所中和。那种固执的引力还在，悄悄地拉扯着周围的人，试图改变他们的运行轨迹。斯坦利思忖着自己改变了多少，两年前，因为急着摆脱“无聊”的评价，斯坦利一度把头发染成蓝色，复活节假期回家的时候父亲震惊地看着他，并没有说什么。一个月之后他剪掉了那些染色的头发，自此再也没有对它们动过手脚。萨莎喜欢斯坦利的沉默，“喜欢”的意思是，她从来没抱怨过。不，斯坦利告诉自己，萨莎走了，他不需要再遵守她的标准了。

“你没有怎么变，只是，你知道的，长大了。”杰森把餐巾折起来，又展开，他的手从来都闲不下来，“九年了，嗯？我猜你的父母终于厌倦了圣马洛。”

侍应送来了他们的酒，又回到电视机前，心无旁骛地看斯蒂芬·亨徳利逐一把红球击入球袋。斯坦利用食指抹去玻璃杯上的水珠，“他们85年年底分居了，我和父亲住在一起，后来的暑假我都在‘狗睾丸’里帮忙——抱歉，那是家爱尔兰酒吧的名字，老板是我爸的朋友，养了一只大丹犬。”

杰森用牙签拨弄杯底的橄榄，“我很遗憾。”

“父母的部分，还是狗的部分？”

“各有一半？”

“三七分比较适合。”斯坦利喝了一口酒，橙汁加得太多了，“你们后来还住在同一家旅店里？”

“对，直到前年我们都还在那里度假。尼娜偶尔会问起你。”

“尼娜？”

“双胞胎里的妹妹，我以为你会记得她，我们去灯塔的那天——”

“别，”斯坦利脱口而出，惊讶于这些遗忘已久的沉渣仍然能让他耳朵发热，“也许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经历。”

杰森冲酒杯笑起来，戳起酒渍橄榄，咀嚼着，“也许是我最好的经历之一。”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之中的一些人比另一些幸运。”

“从来不相信运气，”杰森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这里堵着些不可知论的水泥。”

“听起来对你的研究不是很有帮助。”

“帮助我们保持谦卑。”

“很公平。”

他们碰了碰杯，换了个话题。杰森开始谈论实验室、合伙人辛克莱和他们的病毒学研究，就像当年谈论那个改造成工作室的旧棚子，带着一模一样的热情。莱恩·辛克莱是杰森的大学室友和IntelGenes的主要投资人，诚实地说，他也是唯一的投资人。他们租了一个地下室，一点点地买需要的设备。“技术上来说，我从来没有摆脱破产状态，一切都很贵，不管你怎么会说话，认识多少人。有一次我们炸毁了一个保温柜，我会让辛克莱给你讲这个故事，他说得更好笑，不那么像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我们都被隔离了两个星期。”杰森喝掉了最后一点马丁尼，“你会过来看看的，对吗，就明天？”

“为什么不？”

这是个错误的选择，一条丛林里的小路，隐约露出弯曲的轮廓，但在1994年夏天斯坦利仍然看不见被枝叶遮挡的断崖。他抬手叫来侍应，点了第二杯酒。

4.

莱恩·辛克莱身高只有五尺六寸，长着容易讨好人的圆脸。当斯坦利在实验室门口被雨淋湿的台阶上和他握手的时候，他对辛克莱的第一印象是某种啮齿类动物，小而温和，对世界唯一的要求是一个核桃。地下室的铁门上着一把普通的挂锁，更像是个放拖把和旧轮胎的杂物房。辛克莱花了令人尴尬的十分钟寻找钥匙，最后还是不得不从旧花盆下面摸出了备用钥匙。杰森和他共用一个充当办公室的6×6小隔间，这里面就像个爆炸现场，那两张摇摇晃晃的书桌就是爆心，堆着稿纸、铅笔、铝制汽水罐、塑胶玩具、发霉的马克杯和折角的期刊，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还有一小罐虫蛹。靠墙放着一个巨大的保温箱，日光灯照亮了一段粗壮的栖木。

“玉米片。”辛克莱说。

斯坦利转过身，“抱歉，什么？”

“蜥蜴的名字。”对方指了指保温箱，斯坦利这才留意到懒洋洋地趴在木头上的小型冷血动物，“他一次能吃半袋玉米片。”

“他不能，别再乱喂他东西了。”杰森插嘴，玉米片冷漠地转了转眼珠，挪动了一下，让日光灯直射它那生长着许多小突起的头部，“这边，加斯帕。”

——

“我离开了小隔间，跟着他去消毒室。我原本以为他会带我去看样品——那时候‘红箭I’的研究已经接近完成了——但并没有，我们只是隔着玻璃看了一眼设备，像在动物园里看鲸鲨似的，‘请勿触摸玻璃，不可使用闪光灯’。杰森说他和辛克莱正在合写一篇‘关于疫苗的论文’，含糊其辞，不愿意泄露更多的细节。你看，吉布森小姐，杰森并不轻易信任别人，更准确地说，我不认为他真的信任过谁，不是我，不是辛克莱。他在媒体面前表现得像个电影明星，人们说这是魅力，我把这叫作表演天赋。”斯坦利咳嗽起来，在床头柜上摸索着，律师把装着水的杯子递给了他，“谢谢你。他们原本打算再过几个月就投稿，但事实上那篇论文整整三年之后才发表，我们的第一颗石子，打出了漂亮的水花。97年是一个好年份，吉布森小姐，杰森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IntelGenes注册了第一个专利，搬出了地下室，租了个稍微更靠近市区的地点，一座平房，借用辛克莱的话来说，一个‘水泥做的鞋盒子’。原本是个诊所，一个私人执业的牙医在这里补了三十多年龋齿，带着积蓄搬到卡迪兹去了，我听说。总而言之，IG第一次获得了关注，更重要的是，投资。”

“你的意思是吉姆·佛莱特从1997年开始就和你们有资金往来？”

“佛莱特？不，那是IG控股公司和基金会成立之后的事了，控股公司是佛莱特的主意，基金会是杰森的，不管怎样，为我们付账单的都是老吉姆。杰森多半是在哪个鸡尾酒会上认识他的，我在辛克莱的婚礼上才第一次见到他，这人似乎能凭空变出钱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钱的来源，那就是在撒谎了，但2000年左右IG在试图收购一家生产医疗器械的小公司，我们需要那些钱。”斯坦利把空杯子放回原处，双手交叠在被单上，“我和辛克莱是基金会的主席，但我们都明白实际的权力落在哪里。辛克莱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最小的一个是女儿，上帝保佑他们。你可以理解他后来为什么几乎不再参与IG的运营了。事实上IG膨胀得那么大，有时候我觉得是它在‘运营’我。”

“你在2007年辞职离开，”吉布森翻着文件夹里的资料，“这听起来不太妙。”

斯坦利张开嘴，却被短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护工没有等待回答就开门进来，一言不发地从推车上取下托盘，放到斯坦利面前。当天的午餐是马铃薯泥和盐水煮四季豆，斯坦利直接把食物推到一边。

“你应该吃一点的。”

“假如控罪成立，我会有足够的时间尝试监狱伙食，现在就不了，谢谢。”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具体哪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枪杀杰森·科尔曼。”

“我正准备说到那里，”斯坦利指了指杯子，吉布森重新给他倒满水，放到餐盘旁边，“这是从丹尼·马瑟尔和‘剃刀’开始的。”

——

领带打得太紧了，斯坦利抬手想拽一下领口，及时阻止了自己，假装在看手表。一个非正式的鸡尾酒会紧接在发布会之后举行，IG研发中心大厅一向空旷得像片盐碱地，此刻人满为患，斯坦利能认出一些记者和见过几面的制药公司代表，至于其他人，他是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研发中心几个月前才投入使用，一个匍匐在山地上的三层建筑群。斯坦利的办公室在三楼，假如天气好的话，能越过起伏的树冠，看见远处湖水的微光。他希望现在就能躲回去，远离人群，把堆积如山的报告看完。在临时支起的大屏幕上，IntelGenes的宣传片第五千次开始循环播放，那些被过度抽象和美化的脱氧核糖核酸链在屏幕上懒洋洋地旋转。“备受瞩目的‘红箭’项目，”录音雀跃地说，带着一种保险经纪式的乐观，“以及全新的‘光子’项目，在IntelGenes，我们有责任为——”

斯坦利闭上眼睛，他的头开始疼起来，并不严重，也许只是想象，而非实质的痛楚。他拦住一个侍应，从托盘上拿了一杯新的香槟。

有人碰了碰他的手臂，杰森搂住他的肩膀，把他押进人群里，“看我抓到了谁，”他向他的行星们宣布，用力拍了一下斯坦利的后背，斯坦利差点把香槟泼到自己的前襟上，“加斯帕，这是吉姆，你当然认识，你们在莱恩的婚礼上见过面。吉姆这几年帮了我们很多忙，不是吗，吉姆？”

吉姆·佛莱特头发灰白，看起来就像个公学教师，那种毫不犹豫地罚留堂的类型。他打量人的方式令斯坦利想起鱼鹰，举止也带着一种和鸟类相似的神经质。他和佛莱特握了握手，表示当然记得，感谢他的投资。对方的回答是举了举酒杯，移开了目光。

杰森继续把他介绍给其他人，白厅秘书梅琳达·塔克，GSK来的“艾迪”，市场部的戴维·舒尔茨，斯坦利机械地和他们握手，转头就忘了他们的脸和名字。杰森又开始讲多年前那个不慎炸毁保温柜的故事，所有人都在笑，多半是出于礼貌。斯坦利借口要续杯，从包围圈里逃出来，走向冷餐台。

“斯坦利？”

真是没完没了，斯坦利转过身，扫了一眼对方胸前挂着的访客通行证，“听着，如果你想进行采访，需要先联络我们的公共关系——”

“我是丹尼·马瑟尔，《新观察者》杂志，”圆形眼镜和滑稽的尖鼻子令记者看起来像个漫画人物，他满怀期待地看着斯坦利，在得不到预期中的反应之后才补充了一句，“‘猪崽’，你记得吗？”

猪崽，这个绰号在斯坦利脑海里总是和黑漆漆的宿舍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丹尼总是像畏光的真菌一样待在那里，害怕体育运动，害怕昆虫和花粉，害怕高年级生抢走他的眼镜。眼前这个记者仍然被斯坦利矮半个头，皱巴巴的衬衫领子上有没洗干净的墨水渍。“丹尼，”斯坦利握了握他伸出来的手，“我记得。”

“我就知道你会记得，我就是这么和主编说的，我告诉辛西娅：‘那个斯坦利，和我一起上过寄宿学校’，我就是这么说的，”马瑟尔拔出了插在口袋里的圆珠笔，攥在手里，仿佛那是某种武器，“听着，我能和你谈谈吗？”

“朋友之间的闲谈，还是记者的‘谈谈’？”

“同时进行，假设我碰巧引用了你的话，我会说明这是匿名信息来源——”

“不，”斯坦利摇摇头，“抱歉，丹尼，你还是得去找我们的媒体联络人，规矩就是规矩。”

“当然，规矩就是规矩，”马瑟尔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态，“我刚好留意到你刚刚在和梅琳达·塔克谈话，这是不是意味着‘剃刀’项目背后确实有政府资金支持？”

寒暄远远算不上“谈话”，而且他已经记不起来塔克的脸了，但斯坦利懒得多作解释，“丹尼，你需要的是给公共关系部打个电话，他们也许会安排你采访杰森，他才是‘剃刀’实验组的负责人。”

“科尔曼博士已经拒绝我的采访两次了。”

斯坦利从餐台上拿了一杯冰水，抿了一口。IntelGenes的项目实验组和研发人员互不干扰，他们很少过问别人在做些什么，又或者不做些什么。“剃刀”实验组是杰森的宠物项目，甚至有独立的数据库和安全编码。“我真的不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他告诉丹尼·马瑟尔，“除非你想知道‘光子’项目最近给我惹出了什么麻烦，但就像往常一样，人们只对杰森有兴趣。”

他本意是开个玩笑，但记者反而严肃了起来，“你读《新观察者》吗？”

“我知道那是本令人尊敬的杂志，但不，我很少读。”

马瑟尔打了个手势，示意斯坦利跟他走，斯坦利犹豫了一下，跟着他穿过人群和玻璃滑门，走到研发中心外面空无一人的台阶上。记者从牛仔裤袋里摸出烟，问斯坦利是否介意，后者摇了摇头。“去年三月，《新观察者》刊登了一篇文章，质疑吉姆·佛莱特和他的两个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的公司，”马瑟尔点燃了香烟，“大人物吉姆，在白厅和外交部都有‘朋友’，在IG里也有，当然了。”

“我不明白你暗示的是什么。”

“不是暗示，指控。”马瑟尔咬着香烟滤嘴，“佛莱特做的是军火生意，这不是什么秘密了，白厅一直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通过基金会控制的一个远洋航运公司，每周有两艘货轮从利马港发往安特卫普，报关单上写的是‘建筑材料’，但实际上都是武器和海洛因，但这并不是重点，这种故事现在都已经不能让读者惊讶了，”他发出短促的笑声，听上去就像狗在打喷嚏，“但吉姆似乎把他出售的武器档次提高了，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杰森·科尔曼。”

“你认为IG在制造，什么，生化武器？”

“是的。”

斯坦利清楚这是什么了，一个捕风捉影的“报道”，迎合公众对阴谋论的胃口，“丹尼，我认为你应该走了。”

记者抗议一般举起双手，“我不是为了销量在编故事，我的意思是，当然是为了销量了，但这不代表我会胡编乱造。”

玻璃滑门打开了，一个穿着深灰色制服的安保人员走了出来，他几乎有三个马瑟尔那么宽，“一切都还好吗，斯坦利先生？”

“一切都很好，”斯坦利看了记者一眼，“但马瑟尔先生马上要走了，你能送他去停车场吗？确保他安全离开。”

“听着——”

保安挡到小个子记者面前，“这边请，马瑟尔先生。”

——

当天晚些时候，斯坦利终究还是读完了那篇报道。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电脑屏幕和保温箱的暖灯亮着，玉米片懒洋洋地爬下栖木，开始有条不紊地吞食斯坦利早前放进保温箱里的几只乳鼠。

有人敲了敲门。

“门开着。”

细微的窸窣声，杰森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木盒，用脚跟踢上了门。长方形的景观窗外，夕阳即将完全沉没，一种病态的红光灌满了办公室。杰森踱到保温箱旁边，看着蜥蜴咽下最后一只粉色的鼠崽。“这是我的错觉，还是玉米片的动作比以前慢了？”

“它们的平均寿命只有七八年，你应该很庆幸他还能动。”

杰森把木盒放到桌子上，拿起斯坦利摆在桌面上的树脂鹭鸟小摆设，把玩着，他没戴领带，衬衫被濒死的阳光染红了，像是泼上了血，“我听说你今天遭遇了媒体的骚扰，欢迎来到我的生活。”

“‘骚扰’有点言过其实，我认识那个记者。”

杰森挑起眉毛，“是吗？”

“丹尼·马瑟尔，我们上过同一个寄宿学校。”

杰森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把鹭鸟放回原处。斯坦利把手提电脑转过去，让他看《新观察者》的专题报道，“你知道这件事吗？”

对方不耐烦地扬了扬手，“记者们满脑子都是这种间谍小说般的疯狂理论。”

“对，他们是这样的。”

杰森打量着他，手肘支着桌面，下巴搁在交握的手指上，“告诉我你没有相信这套阴谋论。”

斯坦利合上电脑，“告诉我‘剃刀’项目组没有在做《新观察者》声称你们在做的事。”

“我们没有。”

“那么我没有理由相信马瑟尔的阴谋论。”

“而我不能相信我们在进行这种累人的谈话，”杰森揭开了木盒，取出里面的酒瓶，“威士忌？”

5.

斯坦利很快就忘了猪崽和《新观察者》杂志的插曲，十一月底，一个环保团体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声讨IntelGenes在东非实施的疫苗项目，宣称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在进行非法的临床试验；举着简陋标语牌和三角旗的人群日夜聚集在研发中心外面。每次有汽车进出研发中心，抗议者们就使劲敲打警察设在路边的围栏，挥舞拳头，连日冷雨也没能赶走他们。

杰森在一个灰暗的周六清早打来电话，那时候斯坦利还蜷缩在毛毯里，暗自庆幸今天不需要开车穿过那堵由愤怒和无知组成的人墙。他不常有这样闲散的周末，在旷日持久的抗议活动开始之后就更没有了。敲打玻璃的小雨柔软温和，电话铃声和刀片一样尖锐，斯坦利伸手摸索听筒，碰翻了杯子，陶瓷落在柔软的地毯上，并没有摔碎，但昨晚喝剩的茶在米色毛绒上泼出一大块污渍。“这是斯坦利。”他咕哝道。

“到木屋去找我。”

“你也早上好，”斯坦利坐起来，把枕头塞到背后，揉着鼻梁，“杰森，你喝酒了吗？”

“只是一点。我在莱肯斯顿，刚刚到了木屋。”

“你还开车了。”

“显然，我还开车了。你会来吗？”

“三小时的车程，下着雨。”

“到的时候正好能赶上午餐，我去把烤架组装起来。”

杰森挂了电话，斯坦利闭着眼睛躺了一会，不情愿地爬了起来。“木屋”是字面意义上的木屋，藏在莱肯斯顿雾霭沉沉的森林里，屋后的码头像手臂一样伸向河水，水流深而平静，泛着一种透彻的浅绿色，夏天钓鱼的时候他们会把啤酒放进藤篮里，再把整个篮子沉入冰凉的河水之中。杰森在厨房的料理台上搅拌鱼饵，一碗红褐色的糊状物，散发着虾油的强烈气味。

气温比他预料中要低，他只在衬衫外面披了一件深蓝色的毛线开衫，冷得发抖。斯坦利把手提包扔到副驾驶座上，发动引擎，拧开暖气旋钮。雨刷左右摇摆，雨和雾混在一起，像撕碎的棉絮一样勾在树梢和建筑物的尖顶上。公路空荡荡的，湿漉漉的柏油变成了一种更深的黑色。斯坦利不停地换电台频道，寻找史蒂夫·旺德的歌，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十一月早晨，他想要的旋律始终没有出现。两个晨间节目主持人在谈论昨夜山区的一宗车祸，一对年轻夫妇连人带车翻下悬崖，警察正在调动吊车和直升机，试图把曾经是一辆车的废铁从乱石里拖出来。

他关掉了电台，能打破沉寂的只剩下风声和雨刷刮擦玻璃的声音。杰森想必是凌晨出发的，这才能一早到达莱肯斯顿，中间还有五十多英里照明不足的山路，他能活着到达木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杰森从不在中午之前喝酒，但这个“从不”最近越来越经常地被打破。有什么东西让他焦虑，不是研发中心门口的示威活动，早在这群脸上涂着油漆的人道主义嬉皮举着木牌来扎营之前，杰森就已经是这样了。斯坦利在岔路口左转，标着莱肯斯顿的路牌出现在前方，还有四十英里。

开上山路的时候，短暂的阳光刺透了雾气，汽车仿佛冲出了一道屏障，一层他事前没有留意到的纱帘从眼前被撕开了。雨停了，远处却传来隐约的雷声，低垂的积雨云飞快地向南移动。轮胎在陡峭而湿滑的斜坡上轻微打滑，斯坦利更用力地踩下油门，握紧方向盘，专心致志地控制着这辆黑色路虎的方向。他已经翻过了最高点，从这里开始，狭窄的山路蜿蜒往下，探进昏暗的树林里。

一点过一刻，他把车停在碎石车道尽头，包围木屋的松树沙沙作响，抖下水珠。房子本身藏在阴影里，犹如电影布景，这电影想必还是默片，充满悠长而晦暗的风景镜头。门开着，壁炉没有生火，冷冰冰的，斯坦利把手提包放到凹陷的旧沙发上，径直走向厨房。

“桌子上有咖啡，”杰森甚至没有抬头看斯坦利一眼，厨房里满是马铃薯和烤肉的气味，他今天没穿衬衫，套着一件棉质灰色上衣，像是刚刚跑步回来，“也许有点冷了。”

咖啡冷透了，斯坦利还是给自己倒了一杯，喝了两口，这是个错误，他本来就饥肠辘辘，咖啡像粘稠的航空煤油一样沉积在胃里。斯坦利放下杯子，倚在料理台上，看着杰森切开烤好的羊肋排，热腾腾的油脂淌到餐盘纸上。

“出什么事了吗？”

杰森终于抬起头来，他看上去比斯坦利想象中好一些，也许只是有点缺乏睡眠，两天没刮的胡子加深了下巴的阴影，“为什么这么问？”

“也许是因为我们两个大冬天的站在没有供暖的木屋里。”

“你看，你完全误解了木屋的存在意义，”杰森用手肘推开咖啡壶，把餐盘放到桌子上，“我只是需要一点新鲜空气，你也是。”

“我能想出许多种获取新鲜空气的方式，它们都不需要开三个小时车。”

“但你还是来了。”

斯坦利举起双手，示意对方赢了，杰森实际上在对话开始之前就赢了。他们各自在桌子旁边落座，分享烤肋排和一瓶啤酒。厨房是整栋木屋里最温暖的地方，一锅马铃薯汤在炉子上咕嘟冒泡，气窗关着，把温暖的水汽困在里面，模糊了吊灯的光线。一台笨重的电视摆在料理台一角，从杰森买下木屋开始它就在这里了，是那种底部附带录像机的老式型号，前房主还留下了数量惊人的烹饪节目录像带，塞满了其中一个壁橱。杰森换了几次频道，一个新闻节目正在报道东非事件，镜头正对着IntelGenes研发中心外面聚集的人群和无数晃动的标语牌，屏幕左下角的横幅写着“IG惯常的鸵鸟战术还会奏效吗？”，黄底黑字。杰森关掉了电视，着手收拾餐盘和刀叉，把这些油腻的餐具放进水槽里。

没有人对这个节目发表评论，他们花了整个下午清理壁炉，砖砌烟囱里卡着一个废弃的鸟窝，里面还有些细小的碎骨，很可能是老鼠，杰森把它拆下来，和清理出来的煤灰一起拖到屋外。地下室里整齐码放着木柴和炭块，都用油毡布盖着，但点火枪已经不能用了，液化丁烷气罐空空如也。他们不得不采取最原始的方式，从垃圾堆里把鸟窝捡了回来，点燃，逐一添加劈碎的薄木片，铺一层木炭，最后才把大块的木柴投进去。炭块烧得通红，仿佛形状奇异的龙蛋，木头噼啪作响，火焰稳定地窜起，灰烬和火星随着热气流飘进烟囱，上升，直至消失不见。杰森从楼上的卧室里找来毛毯，它们闻起来有灰尘和樟脑的气味，前者比后者要明显，但斯坦利还是把其中一条毯子裹到身上。他们并肩坐在壁炉前，脸被跳动的火光照亮。房子外面，松树在风中摇摆，声音犹如海浪。

“加斯帕，我需要和你谈谈。”

斯坦利原本正用铁钎把叠在一起的炭块捅开，这句话让他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我听着。”他回答，用铁钎烧得发红的尖端帮一根木柴翻了个身，露出还没有完全燃烧的那一面，火焰迅速蚕食残缺的棕色树皮。

“白厅打算接管‘剃刀’实验组，把它变成一个军方实验室，当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在任何公开文件上我们都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私人实验室，以便处理一些敏感的实验材料。”

“你的意思是‘以便逃脱监督’。”

“我不会这么形容。”

斯坦利这才发现自己手上还拿着滚烫的铁钎，把它丢到地板上，当啷一声，“白厅想‘处理’的材料有多敏感？”

杰森看着他，没有回答。

“上帝啊，”斯坦利站起来，在客厅里踱步，“《新观察者》是对的，白厅借着IG的手在所有人眼皮底下捣鼓神经毒气。”

“加斯帕，研究和使用不是一回事。”

“你的白厅朋友就是这么告诉你的？”

杰森抓住他的手臂，让他停止踱步，“你需要冷静。”

“从来没这么冷静过，”斯坦利觉得自己需要尼古丁，或者酒精，最好两样一起，“为什么把这件事告诉我？”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白厅不能直接资助‘剃刀’项目，他们需要一条，这么说吧，需要一条弯路。”

“基金会，”斯坦利摇了摇头，不能相信自己刚刚听见的，“你们需要我的签名，还需要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听着，”杰森坐到沙发扶手上，肩膀疲惫地垮塌下来，“如果基金会这条路走不通，梅琳达·塔克就会起用吉姆的信托公司，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白厅都会达到目的。我希望把控制权——不管多么有限——留在IntelGenes内部。考虑一下，加斯帕，资金会作为分散的匿名捐款流入，你所需要做的是什么也不做罢了。”

“这是犯罪。”

“这是游戏规则，”杰森摊开手，“要不退出，要不跟着下注，况且你已经不能退出了。”

“这是威胁吗？”

“建议，”杰森温和地回答，“我需要你站在我这边，加斯帕。”

“好像我还有别的选择似的。”

“我们不必把这件事变得更难办。”杰森交握起双手，仿佛能把这场对话揉成一团藏起来似的，“假如有任何人问起，我和你从来没谈论过‘剃刀’项目组。”

6.

“我在寄宿学校图书馆里翻过一本书，里面的一张插图接连好几天都在噩梦里出现，那上面是一群戴着兜帽的黑影，没有脸，在树林深处围成一圈。我不知道为什么图书馆里会有这种书，也许是放错了，本不应该让学生接触到的。丹尼·马瑟尔那篇关于IG的报道让我记起这张图片，只是这一次，我成了其中一个没有面孔的黑影子，人们看着我的时候会感到恐惧。”

病房外的天空泛出橘黄色，一只乌鸦从树梢起飞。

“我们刚才说到哪里，木屋，我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连纸条都没有留。杰森得偿所愿，把我拖到了同一条船上，我不喜欢我的新差事，但也仅止于此，没有大喊大叫。没有人从一开始就谋划着‘好吧，现在来做点坏事’。IntelGenes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产品始终是疫苗，截至我辞职的时候，这个国家有六成的新生儿会接种红箭-VI型综合疫苗。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用好意铺成的，或者，从我的情况来看，由让步铺成。”

“杰森在我们去木屋之后的第二个星期给了我访问‘剃刀’项目数据库的权限，莱恩并不知情。聪明的举动，一旦出了什么差错，我也会被拖下水，再也不能声称自己对Apophis的开发毫不知情。那是一种基于乙基硫醚的糜烂性毒剂，实验室每天都会把三四个密封箱送去销毁，里面都是变成一滩脓水的大鼠。”

“高峰时期，IG控制着接近一吨成品，锁在研发中心地下室里，两套密码，虹膜扫描，独立供电系统，诸如此类。一条关在铁箱里的蛇，最后还是逃出去了。”

律师停了笔，“窃案？”

“取决于你怎么定义窃案。吉姆·佛莱特是个影子投资人，军火商，航海爱好者，但绝不是一个慈善家。他在IG成型之前就慷慨地开出支票，把杰森揣在口袋里，等着有朝一日兑现他的投资。吉姆从不做亏本生意，这一次他得到了Apophis。你记得阿勒颇事件吗，吉布森小姐？”

“我看过报道。”

“我看的是现场转播，在离这里很远的另一个病房里，看着人们的肌肉怎么从骨头上融化，眼球像蛋清一样淌下来。那天有1,227个士兵和平民死于非命，全是因为杰森和吉姆·佛莱特。”

——

车载收音机里传出了预告新闻节目即将开始的音乐：笛子，和某种敲敲打打的乐器，斯坦利把声音调高了一些。车窗外是一成不变的树木和电线杆，这堵树墙偶尔会露出一个缺口，闪现出工厂仓库或者变电站乏味的外墙。

头条新闻还是食物污染事件，一批本应送往萨塞克斯一家小学的罐装混合水果泥里检出高致病性大肠杆菌；接着是叙利亚，战争迫近了阿勒颇，昨天甚至有一枚炮弹落在城市外围，诸如此类，斯坦利对此并不特别感兴趣。在谈论过希斯路机场地勤人员大罢工和落水救人的宠物犬之后，电台主持人把话题转向了体育。斯坦利关掉收音机，放慢车速，停在小道尽头的门岗前。

“我能帮助你吗，先生？”穿着警卫制服的人从窗口探出上半身。

斯坦利降下车窗，给他看了一眼访客证。

警卫摁了一个按钮，铁门发出昆虫振翅般的嗡嗡声，向内打开了。斯坦利冲守门人点点头，驶入疗养院的领地，一个牌子指示所有访客“必须把车停到备用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比斯坦利想象中远得多，步行折返起码要花十分钟以上。六月初的太阳不容小觑，斯坦利脱掉外套，搭在手臂上，砂石在鞋底喀嚓作响。

前厅接待处提供的阴影凉爽而干燥，一个接待员在看昨天的报纸，皱巴巴的内页印着阿勒颇市郊被炸塌的房屋。斯坦利清了清嗓子，接待员放下报纸，冲他露出一个缺乏热情的微笑。

“斯坦利，”他报上姓氏，“我来看我父亲。”

键盘被敲得噼啪作响，“217，先生，上楼梯之后左转。”

他道了谢，走上楼梯，独自穿过回声阵阵的走廊。他要找的房间靠近尽头，一扇漆成蓝色的门，没有名牌。斯坦利敲了敲门，走了进去。

电视机开着，一场板球赛接近尾声，但约翰·斯坦利的注意力并不在那里。他坐在床沿，面对着巴掌大小的阳台和远处随风摇摆的树梢。折叠椅的椅腿刮过地板，他的父亲回过头来，有那么几秒钟，斯坦利担心他认不出自己，但父亲动了动嘴唇，自从半年前那次轻微中风之后，他的左半边脸颊像是被冻住了，眼睛旁边有块肌肉在不停地抽搐，“加斯帕。”

一种突如其来的焦虑催促斯坦利解释自己的到访，仿佛他必须提供一个正当理由才有权站在这里似的，“护工给我打了电话。”

“只是一点感染。”

“他们告诉我的版本听起来严重些。”

父亲耸耸肩，缓慢地挪到床上，把枕头塞到背后，“下次写张明信片就行了。”

他们都盯着电视，指望它能提供转换话题的材料。板球比赛结束了，啤酒广告，那些泡沫丰富的酿制品在黑色背景上划出夸张的弧度，注入一只布满水珠的玻璃杯。在啤酒来得及灌满杯子之前，广告就被打断了，记者忧心忡忡的脸出现在屏幕上，布满汗水，镜头短暂地晃到直升机舱门和外面的灰色天空，又稳定下来，重新聚焦在记者脸上，直升机旋翼的噪音震耳欲聋。

“我们在阿勒颇上空，几分钟前一枚炮弹落在红新月会的临时医院附近，伤亡情况不明，我们和地面摄制队失去了联系。抵抗军正在迫近市区，就我们所知——”记者用力按着耳机，仔细听了一会，冲镜头外的什么人点了点头，“事实上，我们重新联络上了地面记者霍顿·帕金森。”

镜头切换，画面晃动得更加厉害，遍布瓦砾的街道和着火的建筑物交替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炮弹直接击中了医院，我们必须设想最坏情况——”帕金森的声音说道，镜头转了回去，对准一辆翻倒的救护车，又移到熊熊燃烧的帐篷上，浓烟泛出一种怪异的颜色，弹坑里也冒出类似的气体，某种黄色的雾，并不随着热气上升分散，懒洋洋地四下流淌，向记者和摄影师压来，“老天，那是什么？”

斯坦利知道那是什么。

他只在实验动物身上见识过Apophis的“效果”，先是连片的水泡，焦黑的皮肤剥落，裸露的肌肉和软组织继续被腐蚀。理论上的死因是急性溶血反应，但大多数动物活不到那个时候，毒剂会把它们的呼吸道变成一团溃烂的糊状物。从电视里传来的尖叫只维持了几秒钟，摄影机摔到地上，对着半块砖头和霍顿·帕金森，记者的手指看来就像烧焦的树枝，他抓挠着喉咙，坏死的皮肤随着这个动作而整片脱落，露出血淋淋的肌肉和软骨，原本应该是眼睛的地方只剩下两个凹坑，血水和融化的眼球一起淌下来。镜头切换到直升机上，没有人说话，只剩下旋翼的轰鸣。九百公尺之下，浓稠的黄色雾气吞没了街道和坍塌的建筑物。

“他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地播球赛呢？”父亲抱怨道。

——

杰森在第六次响铃之后接起了电话。

“我也看见新闻了。”他说，直接回答了斯坦利还没问的问题。背景里是机场的噪音，广播轮流用德语、法语和英语公布延误和取消的飞机班次。杰森在瑞士参加一个预防医学研讨会，本应今天早上返回伦敦。

斯坦利发动了车子，“你该不会还在苏黎世吧？”

“我的航班取消了，地勤罢工。你在研发中心吗？”

“在路上。他们手上为什么会有Apophis？”

“我不知道。”

“杰森，我准备心平气和地问你一个问题，并且指望你诚实回答，”车速大大超过了路边限速标志上的数字，斯坦利决定不作理会，“你有没有把Apophis泄漏给吉姆？”

“现在不是谈论这件事的好时候。”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听着，如果我马上赶去火车站，明天早上就能回到伦敦，我们最好面对面地——”

“你到底有没有让吉姆·佛莱特拿到Apophis的成品？”

短暂的沉默，机场广播在寻找一位把行李遗忘在餐厅门口的旅客。

“免得你忘了，吉姆也是投资者之一。”

“也是个武器贩子，”斯坦利攥紧了方向盘，“现在我们都知道他把地下室里的怪物卖到哪里了。你明明知道——”

“加斯帕，没有人能把IG和这件事联系起来。”

“有人把生化武器扔进了医院里，你关心的是公关危机。”

“否则我还应该关心什么？”杰森问，“有人被枪杀了，而你想责怪造子弹的人？”

斯坦利挂断了电话。

——

研发中心大厅里有一群戴着蓝色鸭舌帽的学生，排成松散的两列，等着参观实验室。斯坦利绕开这群兴奋不已的小动物，把身份识别卡放到扫描器上，通往管制区域的玻璃气压门滑开了，他快步穿过空荡荡的走廊，走向电梯。手机震动起来，又是杰森，斯坦利直接关了机，按下标记着“地下5层”的按钮。

通往冷冻库的路上并没有警卫，但他每走五六步就要停下来对付扫描仪、防爆闸门和密码锁，一遍又一遍地证明自己确实是加斯帕·斯坦利。监控室在冷冻库右侧，很小，正好能容纳一张桌子和一张转椅，一堵三十厘米厚的玻璃墙把它和冷冻库分隔开来。斯坦利把身份识别卡插进连接监控系统的凹槽里，抽调出所有访问记录，条目很短，近一年来只有杰森会常常到这里来，平均每周一次，看起来一切正常。其余的零碎记录都来自通风管道工程师或者“剃刀”组的研究人员，他们都没有进入冷冻库的权限。斯坦利检查了库存，五个分区都亮起绿灯，没有哪怕一毫克的药剂曾经离开过这个庞大的地下铁箱。

斯坦利盯着数据看了一会，换上防护服和手套，打开了冷冻库的气压门。灯光刺眼，通风管道在墙壁里发出低沉的隆隆声。

他拉开了离他最近的柜门，里面是空的，只剩铝制支架。斯坦利打开了第二个保温柜，然后是第三个和第四个，同样空空如也。

上帝保佑我们，他想，防护服过滤器发出微弱的咝咝声。

7.

斯坦利看着杰森·科尔曼的车转过最后一个树丛掩映的弯道，车头灯在暮色里像山顶的烽火一样显眼。再过三分钟这辆黑色的莲花就会到达研发中心大门，五分钟时间通过安检，一路绿灯，进入管制区的电梯。斯坦利想象着声敏灯随着杰森的脚步一排排地亮起，走廊变成一条惨白的隧道，延伸到他的办公室门外。

电脑发出尖细的提示音，斯坦利快步从玻璃窗边走开，拔下那个邮票大小的闪存盘；复制“剃刀”项目的财务记录花了比他预想中长得多的时间，他的私人电脑上只有一小部分关于Apophis的资料，缺头少尾的残片，但也足够一个嗅觉灵敏的好记者尽情发挥了。杰森不信任电脑，最关键的数据都在他的笔记本里，毕竟迄今还没有程序能击败传统而忠实的纸和笔。斯坦利把那枚满载数据的芯片贴到空烟盒内侧。还不至于公开这些数据，他告诉自己，只是以防万一。

怎么样的万一？

敲门声响了起来。斯坦利关掉了电脑显示屏，把烟盒放回衣袋里，拨了嵌在桌面上的按钮，电子锁弹开了，响亮的咔嗒一声。斗兽场的栅栏，斯坦利想，狮子进场。

皮鞋踏在厚实的灰色地毯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杰森环视着办公室，像是在寻找不存在的埋伏。他看起来完全就是在机场等了超过六小时的样子，歪斜的领带和起皱的衬衫，眼睛像镶在铅板外面的玻璃。有那么荒谬的几秒，他们像两个击剑选手一样互相打量着，揣摩对方的意图。斯坦利首先移开了目光，看向保温箱里被太阳灯照亮的栖木，那里面早就没有蜥蜴了。

“我以为你要等明早的火车。”

杰森随手把行李袋丢到地上，“兑现了些人情，艾迪正好有一架庞巴迪停在苏黎世机场，美妙的巧合。假如你接电话的话，我是会告诉你的。”

“我忙着清点库存。”

“有点超出你的工作范畴了，不是吗？”

“消失的药剂足够灌满两个标准加压罐，或者把一个中型城市从地球表面抹掉。”

“三个，如果投放供水系统的话。”

“这不好笑。”

“它们是政府财产，”杰森摸出烟盒，抖出一支来，想起了什么，又把它塞了回去，“白厅乐意把它运到鸟不生蛋的坎布里亚，和浓缩铀锁在一起，或者扔在伦敦市中心，都轮不到我决定。”

“把它卖给军火商就是你的决定了。”

“生意。你明白IntelGenes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对吗？”

“我们也不是一个佣兵组织，原则是——”

“你真该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加斯帕，”杰森把玩着火机，点着，再熄灭，“假如你想谈谈你的手有多干净，我们总是可以从东非项目讲起的。去年堵在门口的那群人道主义嬉皮士要是知道是谁授权放行那些药品，你和你的实验组都会被绑到木桩上烧死。”

斯坦利过了好一会才意识到自己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死亡率一直在可控范围内。”

“但仍然有人丢掉了小命，你会把这称作什么？”

“合理风险。”

“说真的，你应该去主持深夜电台宗教节目，兜售你模棱两可的原则和道德标准。”

“我的实验室开发的是疫苗，不是武器。”

“而‘剃刀’实验组原本的研究目标是治疗多发硬化症，你以为我很高兴看见它被变成，”杰森打了个手势，顶替没说出来的词语，“加斯帕，没有什么不能被变成武器，人们在自我毁灭方面有着令人惊讶的热情。”

“他们至少有权知道自己在对付的是什么，MSF还在用治疗芥子气的方式处理伤口，还不如直接给伤者头上来一枪，让他们死得干脆些。”

“IG不能卷入这件事。”

“IG制造了这件事，见鬼，我们杀了这些人。”

“杀了他们的是战争。回家去，加斯帕，喝杯威士忌，两杯，这会让你好受些。忘掉蒙巴萨和阿勒颇，说真的，本来就没有人关心这两个灰尘扑扑的角落。”

——

“然后我说，我辞职。连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念头突如其来，也许从莱肯斯顿的木屋回来时它就已经潜伏在哪里了，等着合适的时候跳出来。杰森坐在那里瞪着我，好像我往他脸上泼了杯冰水似的。于是我再说了一遍，‘我辞职’。离开办公室，下楼找我的车。”斯坦利揉着手背上一个被瘀血环绕的针孔，“我就是这么离开IntelGenes的，吉布森小姐，就像顺着一道长长的、滑溜溜的楼梯往下滚，放弃了‘光子’实验组，股权，专利，熬过整整两个月乱七八糟的财政和法律噩梦。IG豢养的律师们连一根回形针都没让我带走。”

“除了那个闪存盘，他们不知道它的存在，当时还不知道。”

“我搭火车去康沃尔，租了一间旧船屋，就是那种方便夏天来海钓的游客落脚的，工具棚里有个柴油发电机和野营用的简易炉子；离最近的公路六十英里远，去火车站需要步行半个小时，穿过货真价实的荒野，草丛里一闪而过的蛇尾，一条泥浆比水多的小溪，苔藓上的鹿蹄印。”

“不起雾的天气里，你能从厨房窗户看见夜班火车在远处开过。”

“沙滩倒是很近，石滩，准确来说，可以推想这地方冬天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石头坟场。我每天都在那里散步，三小时，四小时，思考一切，什么也不思考。闪存盘放在一个铝制名片盒里，随身带着。我考虑过复制几份寄出去，匿名邮包，选三四个报社，但始终没有这么做。一部分原因是，如果‘剃刀’实验室要被踢下地狱，我也会被拖下去；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只有这一颗子弹，IG却拥有一打卡拉什尼科夫，假如他们决定把‘光子’在东非的——”

“恐怕我们需要把东非从你的证词里去掉，你会被它咬住脚后跟的。”

“你这么觉得吗，吉布森小姐？”

“我不‘觉得’，我‘知道’。检方可能会借此攻击你，但在此之前，别主动把武器放到他们手里。”

“好的。”

“那些数据，你最后是怎么处置的？”

“我打了个电话。”

——

号码并不难找，就在邮局提供的一本页边起毛的号码簿里，他把这串数字抄在报纸白边上，穿过两条街去找电话亭。

假如有人说这是整个西南沿岸最后一个公共电话亭，斯坦利也会相信的。数字键都被摸得褪色了，“0”凹陷下去，他不得不用拇指指甲使劲把它往下摁。电话亭四壁布满涂鸦，斯坦利听着拨号音，侧过头打量那些粗鄙的即兴画作和用马克笔歪歪扭扭涂在有机玻璃上的哲学问题。

“《新观察者》杂志。”

“下午好，呃，”他把话筒从左耳换到右耳，“我想找丹尼·马瑟尔先生。”

“当然，我替你转接过去。”

又是拨号音。斯坦利的手指轮流敲打着塑料听筒，一辆车在离电话亭不远的地方停下，一个披着羊毛开衫的老太太下来，打开副驾驶座的门，抱出一只小小的约克夏。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咔嗒声。

“这是马瑟尔。”

“丹尼，这是加斯帕，加斯帕·斯坦利，”他收回目光，拨弄着那张写着号码的纸片，“我想和你谈谈‘剃刀’。”

长久的沉默，如果不是背景里不时传来电话铃声和敲打键盘的噼啪声，斯坦利会以为电话被挂断了，“丹尼？你在听吗？”

“老天爷，”记者说得飞快，词语和词语挤在一起，“阿勒颇事件，你的意思该不会是——”

“先别过度解读，好吗，我只是说我这里有些关于‘剃刀’实验室的资料，你可能会感兴趣。”

“我们不能在电话里谈，”马瑟尔说，“有这么家酒吧，在格罗夫和海军街交界的，叫‘高脚杯和土拔鼠’，老板和我很熟，可以借我们一个小隔间，我总是和线人在那里碰头。你觉得你能找到吗？你在哪里？今天下午，比如说，四点，能赶到吗？”

“我能找到的。恐怕要明天下午，我在圣埃格尼斯。”

“远离人类文明的康沃尔，我能问为什么吗？”

“不能。明天下午见，丹尼。”

他挂上电话，把纸片揣进口袋里，推开了电话亭的门。穿着羊毛开衫的老太太从花店出来，一手搂着小狗，另一手抱着一大束玫瑰。狗冲斯坦利汪汪大叫，后腿乱蹬，“抱歉，你得原谅小波莉，她很少出门。”

不要紧，他完全理解。斯坦利对她笑了笑，转身朝相反方向走去。

——

“高脚杯和土拔鼠”有一个狭长的吧台和三张靠着墙的圆桌，吧台旁边有一扇被彩色贴纸和涂鸦淹没的活板门，被铁链和两根木棍固定着，露出通往地下室的旋梯，梯级是薄薄的镀锌铁皮，踩上去咣咣作响。地下室才是这个酒吧的主体，二十来套桌椅，一个比手掌大不了多少的舞台，搁着一个孤零零的定音鼓。没有涂漆的砖墙上挂着些大小不一的相框，里面的陌生人都在冲镜头做出鬼脸。

小隔间在地下室尽头，斯坦利看了一眼手表，三点五十七。前两个隔间都是空的，开着门，他敲了敲第三间的门，转动了把手。

有人比他先到了，但并不是丹尼。斯坦利后退了一步，差点撞翻一张椅子。旋梯的方向传来重重的脚步声，两个戴着黑领带的保镖挡在那里，截断了唯一的出口。

“别紧张，斯坦利先生，”吉姆·佛莱特指了指桌子对面的空座位，“坐下，我们需要谈一谈。”

8.

军火商的手搭在椅背上，半个表盘从袖口边缘露出来。他整个人都是灰色的，不仅仅是衣着，一种隆冬时节峡湾的颜色，脸是沟壑纵横的岩石，闻起来像盐，常年积雪。他的灰白头发，晒成棕色的手背，以及改良猎装口袋里露出来的条纹方巾一角，都给他涂上了一层经过稀释的殖民地色彩。“请坐。”佛莱特又说了一遍，温和地，骑手催促一匹顽劣的马，如果好言好语不管用的话，他就要用上皮鞭了。

斯坦利坐下了。“马瑟尔在哪里？”

“另有安排。”佛莱特的手臂从椅背上滑下来，目光像架在鼻梁上的弩箭，“个人经验，不需要过分担心吱吱喳喳的小鸟，当然，要留心盯着他，听他最近唱的是什么歌，往他的电话里装窃听器，但没必要担忧，因为你随时能拿起猎枪把他打下来。反而是那些安静的，”他给了斯坦利一个歉意的微笑，就是审核员盖章驳回一张高额保单时露出的那种，不可抗力，先生，我也很为难，但我们能怎么办呢，“那些藏在草丛里的，躲在阴影里的，那些不太作声的，让人防不胜防，你不这么认为吗？”

“你想要什么？”

“正确的问题是你想要什么。这也是我这几天在琢磨的，要是你能慷慨地提供见解就再好不过了。想象你自己是一本书，封底简介写着：出色的年轻科学家，三十五岁。第一章：《寄宿学校来的男孩》——寄宿学校会在它的学生身上打个烙印，我提醒你，就像农场主标记牛羊——父母早年分居，父亲因为轻度中风和肾病住在疗养院，母亲在布莱顿附近有栋小房子，院子里有个迷人的玫瑰架。翻页，翻页，读者开始觉得奇怪，这不是一个很活泼的家伙，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每天早上从床上爬起来。年轻的斯坦利先生独自住在带家具出租的公寓里，年轻的斯坦利先生偶尔有女伴，但没有一个超过两周。也许他还记挂着多年前头也不回地离开的萨莎，又或者他现在其实更喜欢光谱的另一端？”佛莱特审视着斯坦利的脸色，摇摇头，食指摩挲着灰白的胡茬，“不，都不是，也许他只是喜欢独来独往。安静的斯坦利先生，科尔曼博士温驯的影子，我们接受了这个节奏，直到——原谅我的陈词滥调——情节急转直下，你决定表演一场大冒险。为什么？读者不得不再次发问。钱？你不是写勒索信的类型。也许是正义，我理解正义，我的生意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没有什么比一把好枪更能捍卫你的正义；但是刊登在杂志上的又一篇耸人听闻的侦探故事并不会让任何人起死回生。现在，斯坦利先生，你打算怎么写接下来的情节？”

年轻的斯坦利先生偷走了火种，现在他想烧毁一切。他想，并没有作声。装着闪存盘的名片盒放在西装内袋里，它的重量从未如此明显。站在旋梯前面的两个保镖阴鸷地盯着他们。

吉姆·佛莱特的手指轮流敲打着木头桌面，演奏着只有他才明白的音乐，“在我看来故事有两个走向，第一，你决定当个英雄，短暂的独唱，不祥的小提琴声，灯光变暗，一个人影拎着血淋淋的斧头回到后台，但我们不想要这个结尾，不是吗，这也不是老吉姆做事的方式。第二，我们都把各自的小秘密锁进地下室，钥匙扔进河里，喝上一杯，互道晚安，所有人都高兴。”

“我猜杰森没有勇气来提出这个要求。”

“如果是你的好伙计坐在这里，结果会不一样吗？”

“不会。”

佛莱特摊开手，露出被帆船缆绳磨得像码头工人一样粗糙的掌心，像是在说我就知道，“我不是任何人的信使，斯坦利，我只是个担忧退休金的老人，在保护他的投资。我们的好博士恐怕不是一个特别决断的人，所以老吉姆时不时要从他的巢穴里爬出来，敲敲打打，防止屋顶漏雨。他告诉过你我们是在哪里认识的吗，没有？在辛克莱的新年鸡尾酒会上，不是莱恩，是他那个做能源生意的父亲。‘乌鸦’，人们当时是这么称呼杰森的，在我们的好博士还在地下室里玩化学积木的时候。我一向很尊敬学者，你看，我是在开普敦长大的，兰加，准确来说，我的中学是街头，大学是赌场，那里有一套不同的规矩，你得在贫民窟和它可爱的住户之中学习这些规矩。”他叹了口气，握起双手，忧心忡忡地看着斯坦利，仿佛他是个不遵守宵禁的学生，“我发现你并没有完成博士课程，加斯帕——我能叫你加斯帕吗？——比起商业斗兽场，你也许更乐意在学校里重新开始你的研究？在一个少点雨的地方，我希望，大西洋另一边听起来怎么样？我们时不时都需要点长途旅行，或许再加上一笔捐款，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刻在实验室的大门上。”

“条件是？”

“丢掉手上关于IG的一切数据，闭嘴，拿走你的甜萝卜。”

“不。”

佛莱特眯起眼睛，斯坦利这才察觉到他额角的疤痕，烫伤，犹如一小滴凝固的岩浆。军火商站起来，绕过桌子，“年轻的斯坦利先生想要的是正义，”布满老茧的手拍了拍斯坦利的脸颊，“危险的奢侈品，在什么行当里都是如此。看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份上，我更乐意给你萝卜，你想改变主意吗？”

他的手心里都是冷汗，“恐怕不。”

“你们两个，”佛莱特对那两个锡兵般的大块头打了个响指，转身向楼梯走去，“向斯坦利先生解释一下游戏规则，用他听得懂的语言。”

斯坦利猛地站起来，额头差点撞到隔间的门框。锡兵们的速度惊人地快，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拳头击中了他的胃部，然后是侧腹，用最有效的方法榨出最多的痛苦。一个锡兵脱掉了他的外套，抖了抖，铝制名片夹和钱包一起落在地上，哐啷一响。斯坦利张嘴想说什么，脸颊上挨了一拳，帮他把没说的话咽了回去。皮鞋踢了一下他的膝弯，斯坦利跪在水泥地上，血顺着下巴淌下来，落在衬衫上，每一滴就是一个字母，没有人不懂这种语言。

他们拿走了一切，手机，名片夹，钱包，三分之一盒香烟，钥匙。一辆车的引擎发动，斯坦利靠着一把椅子，听着那声音消失。他的西服外套丢在一边，像蛇褪下来的皮，斯坦利盯着它看了很久，伸手把它捞过来，搭在手臂上，慢吞吞地挪向楼梯。

店堂里仍然空荡荡的，就在斯坦利吃力地把自己推上最后一级楼梯的时候，酒保从厨房的双开门后面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又缩回去了。斯坦利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绕到吧台后面。墙上挂着一部墨绿色的电话，他摘下听筒，拨了丹尼的号码，手指把未干的血迹抹到数字键上。

“你好？”

这声音让他迟疑了一下，“这是丹尼的手机。”

“确实是的，我是辛西娅·科恩，《新观察者》的执行主编。丹尼暂时不能接电话。”

“你是什么意思，暂时不能接电话？”

“你是谁？”

“让丹尼听电话，见鬼。”

“丹尼还在手术室里，一辆闯红灯的货车在十字路口撞上了他的车。”

他沉默得太久了，对方又问了一次他是谁，他假装没有听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小时前，你需要留什么口信吗？你是——”

斯坦利挂断了电话。

——

他身上没有哪怕一个便士，只得步行回家，花了将近四十分钟，又或者七十六年，在他看来都差不多。人们都斜眼打量他，在他走近的时候假装漫不经心地躲开，给他留出一个宽得荒谬的空隙。途中有那么一两个陌生的声音关切地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斯坦利摇摇头，甚至没有抬头看说话的人是谁。

公寓大门被撬开了，一个铰链松脱，木门危险地挂在那里，被穿堂风吹得摇摇晃晃。客厅一片狼藉，斯坦利麻木地绕开翻倒的家具和被割开的坐垫，走进浴室。镜柜也被搜过了，他用鞋尖拨开牙膏和药盒，弯腰用冷水洗了洗脸，双手撑着洗手池边缘，看着暗红色的污水汩汩淌进下水道里。

警笛声由远而近，拐了个弯，往东面去了。

他挪到厨房，拿了一袋冰块，按在肿胀的脸颊上。橱柜都开着，一张张茫然无措的嘴，面粉洒了一地，雪崩一样。尖锐的玻璃碎片浸泡在四处横流的烈酒里，一瓶白兰地躲过一劫，斯坦利把冰袋放到一边，拧开瓶盖，他的手在发抖，泼在料理台上的比倒进杯子里的还多。他咽下一大口，长长地呼了口气。

所有房间都被翻过了，他从卧室走到书房，检查这个洪水过后的废墟。电脑和日程本都不知所踪，整齐码放在书柜里的笔记本和文件夹也被拿走了。碎玻璃在鞋底喀嚓作响，斯坦利捡起破裂的相框，又改变了主意，把它丢到散落一地的对账单里。上锁的抽屉被砸开了，但护照和驾照都还在，他把两样都塞进裤袋里，拖过翻倒在墙边的空行李箱，开始打包。

——

“布莱顿是我的第一站，去看我母亲，告诉她我在滑雪的时候摔了一跤，没什么大不了的。玫瑰的季节快要过去了，剩下零星几朵晚开的花。妈妈在培育一个新的品种，为此感到兴奋，但我只能想到佛莱特，他无处不在的眼线，也许此刻就在盯着妈妈和她的玫瑰架。‘小心一点’，我说，妈妈给我倒了更多的薄荷甜酒，问我‘这种神秘兮兮的语气是怎么回事呢，加斯帕？’，我告诉她我的意思是希望她侍弄玫瑰的时候小心跌倒。然后我订了一张去纽约的机票，单程。”

“丹尼下半辈子都要靠拐杖走路，但至少撑过来了。我又给他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最后他换了号码。关于Apophis和阿勒颇的事，终究是被扫到地毯下面去了。”

“我希望我能在这里加上一句，‘自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杰森’，但我们不能自作主张地修改故事的走向。我在纽约呆了半年，然后搬到波士顿。包裹寄来的时候我不在，于是邮差把它藏到花盆后面了，第二天下午我才发现它的存在，幸好门廊遮住了雨。那是复活节假期，吉布森小姐，邻居的孩子像群棉尾兔似的，在前一天的找彩蛋游戏里把我的花圃挖成了蜂窝。包裹是从慕尼黑寄来的，我在慕尼黑不认识任何人，只得把这个谜拆开，字面意义上的。”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们两个同时转过头去。

“探视时间结束了。”护工说，用拇指比划了一下身后的走廊。

“我还需要十分钟。”吉布森抗议道。

“女士，你有十秒可以收拾东西，离开病房，当我说探视时间结束了，它就结束了。”

吉布森转向斯坦利，“包裹里面是什么？”

“笔记，杰森的笔记，全部。”

“说真的，吉布森小姐，我可以叫警卫过来。”

律师匆忙把纸张扫进文件夹里，“我明天一早回来。”

她出去了，门砰然关上。斯坦利把目光移到窗外，看着西边天际暗淡的余烬。

9.

他在熄灯之后很久才睡着，天亮之前就醒来了。一个工业吸尘器在走廊里轰鸣，逐渐靠近，逐渐远去，一条很长的走廊。

今天没有日出。云层犹如坍塌的水泥壁垒，太阳是不幸埋在里面的一盏探照灯。树梢在狂风中摇晃，雨的声音被双层玻璃挡住了，失去了配乐，树的舞蹈显得很滑稽。护工进来之前并没有敲门，一言不发地收走托盘和沾着水果泥的塑料勺子。斯坦利询问访客什么时候能来，对方催促他按指示服药，快点，我可没有一整天的时间站在这里。

他走了，腰间挂着的钥匙串当啷作响，留下斯坦利一个人琢磨外面被摘除了声轨的雨。除了自己的心跳，他没有别的测算时间的工具，从乌云密布的天空看来，现在可以是早上十点到午夜之间的任何一个时刻。他笨拙地挪向窗户，张望被雨水击打着的一小块草地，这里也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他的私人笼子的门再次打开了，但那只是另一个护工，背后跟着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卫，给他戴上手铐，扔给他一套换洗衣物，斯坦利把那堆散发着消毒水气味的布料和仍然打着夹板的右手臂一起抱在胸前，仿佛那是一个死婴。就在护工带着一种久经磨练的冷漠把他擦干净的时候，狱警守在公共浴室门口，像两个油漆未干的木偶。护工取出一把安全剃刀，斯坦利下意识地伸手去接，无害的晨间惯例突然变成了危急事件，警卫飞快地冲进来，把他按在墙上，泰瑟枪顶着他的后腰。囚犯不允许接触锐器，常识，先生。从护工的语气听来，他显然认为监狱礼仪应该被纳入基础教育，喂给所有十五岁以下的儿童。斯坦利站在发黄的瓷砖墙前面，让护工替他刮掉下巴的胡茬，觉得自己像只新近被抓进收容所的野狗。狱警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靠得那么近，斯坦利都能感觉到他们喷在自己耳朵上的呼吸。

这支三人乐队把斯坦利押回单人病房的时候吉布森已经在那里了，风衣搭在椅背上，沾着发亮的雨水。狱警解开手铐，把他放回笼子里，上锁。他缓慢地挪向病床，一只被猎枪打落的鸟儿，拖着翅膀寻找可供藏身的阴影。吉布森等他坐下才开口，从昨天中断的地方重新拾起对话。斯坦利面对着窗户，略微弓着背，仿佛拉着一条看不见的缆绳，绳子另一头系着一艘运煤船。雷声穿透了墙壁，玻璃微微震颤起来。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但巴比知道，巴比看见他了。”

男孩的名字并不是巴比，是布莱德利，但所有人都叫他巴比。斯坦利认得他的小单车，蓝色，装着两个事实上碰不到地面的辅助轮。每个街区都有一个巴比这样的常量，年龄在八到十二岁之间，戴着色彩鲜艳的头盔和护膝，在树荫覆盖的住宅区人行道上嘎吱运转，像上足了发条的机械玩具。

邮差前天来过了，巴比说，仰头看着斯坦利，头盔盖住了他的额头，右边脸颊上有一块深色的污渍，灰尘，又或者早餐的榛子酱。

很好，布莱德利，我相信邮差每天都会来的，聪明的年轻人，谢谢。敷衍，心不在焉，他对孩子没什么耐心。花圃被挖过了，这年头谁还会真的把巧克力蛋埋在泥里？彻底的愚行。斯坦利把厚厚一沓邮件拽出来，重新关上信箱。

另一种邮差，不是报纸邮差，是盒子邮差，巴比解释道，两只手一起比划出包裹的方正形状。他把盒子放在花盆后面，我看见了，他让我告诉你，但我忘记了，因为崔西和她弟弟邀请我去玩赛车，没有人赢得了崔西。然后又有另一个先生来了，斯坦利先生喜欢赛车吗？

他蹲下来，看着男孩，一枝萎蔫的黄水仙被压在单车车轮下面，没有任何拯救的希望了。布莱德利，仔细想想，什么“另一个先生”？他做了什么？

“另一个先生”看起来就像电视剧里的联邦探员，他想必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因为当巴比骑着车拐过街角的时候，他正好从分隔两个花园的小路里走出来，其余的巴比不记得了，他这个年纪的孩子，世界是按小时计算的，前天就和1979年一样遥远。斯坦利先生大步跨过车道，从种着天竺葵的花盆后面捡起包裹。

包裹边角被昨天的雨水浸湿了，硬纸板变得软塌塌的。寄件人栏填着的名字如此潦草，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他剪开纸盒，里面是一个裹在防水袋里的笔记本，没有信封，也没有纸条。他摸了摸盒子内侧，确保自己没有遗漏任何东西。软皮面笔记本躺在餐桌上，仿佛凶杀案的物证。斯坦利交抱着双臂，盯着它看了好一会，才拆开防水袋，翻了几页。

“见鬼。”他说，虽然厨房里并没有别人。

——

事情变得更糟的第一个征兆是停在街角的小型厢式货车，深绿色，两侧车门上都有黄色条纹。车厢上喷涂的花束已经褪色了，商标和名字都被厚厚一层涂鸦遮住了，只剩下“公司，专业园丁，除虫”这几个零碎的词。没有人多看它一眼，毕竟按小时计薪的清洁工和园丁常常在这一区来来去去。这辆深绿色的小货车像不声不响的寄生虫一般，每天守在一个不同的花园前面，偶尔有穿着深绿色带黄条纹制服的“专业园丁”大张旗鼓地把刈草机、铁铲、喷雾罐和工业手套从车里搬下来，过一会又搬回去，但斯坦利不禁留意到安装在车厢顶部的通风装置，园艺工具恐怕是不需要这个的。当时他在一家名叫Aigrette & Füssen的热带病学实验室工作，大多数时间都在为船舶和航空公司写冗长乏味的检测报告，开车往返需要一个半小时。收到包裹的第四天傍晚，当他比平常早了十几分钟到家的时候，绿色货车就停在门外，挡住了车道，在斯坦利按了几次喇叭之后才懒洋洋地挪开。

笔记本被藏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夹在一本庞大的词典和一堆从来没有人看的年刊之间。斯坦利的第一反应是寻找笔记的主人，但他似乎凭空消失了，关于杰森·科尔曼博士的新闻终止于慕尼黑，他原本有一个细胞免疫学演讲，但因为“交通原因”取消了。斯坦利短暂地考虑给莱恩·辛克莱打电话，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谁也说不清楚电话那头有谁在听。

包裹寄到后的第十一天，“另一个先生”登门造访。

他是一个人来的，灰色风衣让他看起来像个脱离了实体的瘦削影子，年龄在二十七岁到九十二岁之间，取决于用什么角度观察。在那个特定的四月下午，斯坦利认为他像个缺乏同情心的牙医助手。他把证件举到斯坦利面前，亚瑟·弗格森探员，中情局。我们能谈谈吗，没什么需要担心的，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调查，只是资料搜集。谈什么？自然是关于科尔曼博士的，斯坦利先生，他已经失踪一个月了。

“失踪。”斯坦利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语，探员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并没有脱掉风衣，像一团凝结的雾霾，“怎么样的失踪？”

“‘没有人见过他’的这种失踪，”弗格森翻开一个小记事本，像是要确认一下自然界总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失踪，“慕尼黑机场的监控录像拍到了他，这是能够确定的最后目击证据，没有出境记录。除非博士随身带着火箭喷射器，否则我们只能假设他使用了伪造的护照，这就让事情变得棘手了。我们暂时用鞭子把媒体抽得安静下来，但你明白这不能让他们永远闭嘴。”

“我不知道我能怎样帮你，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杰森了。”

弗格森琢磨着他的记事本，“你们是朋友。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但在我来的那地方，人们总是在有麻烦的时候去找他们的朋友。”

“就像我说的，我们没怎么联络了。”

探员看了他一眼，像只闻到血腥味的猎犬，“问题出在哪里，钱？性？有人没付啤酒账单？”

“他有什么麻烦？为什么中情局会对此感兴趣？”

“斯坦利先生，假如我们继续像扔香蕉皮一样互相投掷问题，这谈话的效率会低出历史记录，我可不希望浪费你的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你确定你最近没有见过科尔曼博士吗？”

“没有。”

“花两分钟仔细想想，可疑的电话？来路不明的包裹？没有邮戳的信件？”

“没有，我很确定。”

弗格森盯着他，时间长得足以在脑海里把斯坦利拆开来又按原样安回去。他把小记事本塞回衣袋里，站起来，“你介意我到处转一转吗？”

斯坦利拒绝去想书架上的笔记本，“请便。”

弗格森在客厅里转了一圈，除了一块松动的地板之外，什么都没有碰。他走近书架的时候，斯坦利觉得街对面的邻居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了。探员凑近了些，似乎是在检查上面的灰尘，他对其中一本书发表了评论，斯坦利礼貌地敷衍了几句，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说了些什么。弗格森敲了敲木板，点点头，转过身来，回到沙发旁边。

“我的号码，”他把一张信用卡大小的硬纸片递给斯坦利，上面甚至没有姓名，只印着一串数字，“假如你碰巧想起什么线索，给我打电话，任何时候都可以。相信我，这是为了博士着想。”

“当然。”

外面狂风大作，弗格森竖起风衣领子，“我们会再和你联络的。”

斯坦利关上了门。

——

那辆布满涂鸦的深绿色货车不见踪影，但斯坦利还是时不时看一眼空无一人的大街，疑心重重地打量树丛和电线杆后面的阴影。只有零星几家媒体提到IntelGenes，在内页，很小的篇幅，谈论无人关心的研讨会进展，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科尔曼博士，仿佛有人给他们戴上了特制的嘴套。

他关上电脑，拉上所有窗帘，从书架上取下笔记本，翻开。杰森的字迹深浅不一，钢笔，铅笔，然后又是钢笔，有时候是整齐的斜体，经过深思熟虑的誊写，更多的时候是一团乱麻，夹杂着难以理解的缩写。斯坦利能辨认出关于神经递质药物和Apophis的内容，再往后都是他没能参与的新研究。

厨房窗户咔嗒一响，他差点把茶泼到笔记上，斯坦利匆忙把它塞到一叠报纸下面，小心翼翼地摸到厨房。侧门是锁着的，那种敲击声又传来了，有人站在缺乏打理的树篱和墙壁之间，影子映在百叶窗上。

“加斯帕，开门。”

他的动作比他想象中更快，充满怒气。访客往后踉跄了一步，差点被台阶绊倒。“谢谢，”杰森·科尔曼说，碰了碰挨了一拳的脸颊，皱起眉，“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10.

他不能久待，他只想取回笔记，然后马上离开，斯坦利最好也这么做，猎犬用不了多久就会追上来。他愿意解释一切，但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杰森的左眼下方有一道结痂的伤口，他时不时抬手去摸，半途又把手放下来，这个神经质的动作令他整个人都充满了一种惶惑不安的惊恐。斯坦利想起那只落进干涸水池里的老鼠，1981年初冬，那只可怜的动物抓挠着黏在池壁上的干泥块和水藻残骸，眼珠鼓凸，在积累了一个秋天的落叶里狂奔。学生们围在池边，冲它扔石头，直到园丁——一个沉默寡言的直布罗陀人——把他们统统赶走，跨进水池里，厚底工作靴踏住了老鼠的脑袋，像人们踩灭烟头那样使劲往下一拧，喀嚓一声，并不比踩碎枯叶的声音更大。

“除此之外，他需要一个休息的地方，‘只是一晚’，他说，我没有拒绝，我不能，不是吗？你必须非常残忍，才能把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赶出门外。他换了两本护照和五架飞机才来到我门前，两本假证件，空白的157镑，有出入境记录的，350，进入地下世界的价格意外地低廉，我一直以为再高一些才对。‘拿上你的笔记本，别再在我面前出现’，第二天早上我这么说。我只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一个小小的让步，我同意送他去机场。”

“不行。”

“你必须说得具体一点，吉布森小姐。”

“关于护照的部分还可以，恰到好处的细节，但这个故事站不住脚，”吉布森在她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方框，一条直线把它从中分成两半，“从这里开始，你和弗格森探员的证词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弗格森在报告里指出，拜访过你之后，他让监视小队撤出，只留了‘最低限度的人手’，他们记录了你的作息时间，访客，邮件，有没有扔出可疑的垃圾，诸如此类。假如博士在波士顿出现，你认为他们会毫无动作吗？”

“他可以在轮班间隙里出现。”

“这是七天二十四小时的监视，‘不管什么天气都不会漏水’，像我祖母常说的那样。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把你的证词搭建在弗格森的证词上面，只做些细枝末节的改动。再说，你的态度改变太快，上一秒如此生气，以至于要动手打人，下一秒又同意提供帮助，没有陪审团会相信这样的故事。我并不介意撒谎，斯坦利先生，但现在，最明智的举动是对你的律师说实话。”

一辆推车在门外经过，没有橡胶包边的金属轮子哐啷作响。

“斯坦利先生？”

“对，好吧，”当事人按了按鼻梁，“那个包裹，里面有一封信。”

吉布森往前翻了几页，查验之前的笔记，“是什么让你觉得有必要隐瞒这封信？”

“我担心这会让我听起来像个事先知情的同谋者。”

“还有什么是我该知道的吗？”

“只有这封信。”

吉布森打量着他，皱着眉头，就像人们用单片放大镜检查二手珠宝，在心里掂量瑕疵会不会影响价钱。在她身后，雨抽打着双层玻璃窗，云层的颜色像夹裹着碎石的泥水。

“我发誓，吉布森小姐。”

律师撕掉一页纸，揉成一团，塞进外套口袋里，钢笔尖愤怒地刮过纸张，划掉一行行笔记，“科尔曼从没在你门外出现。”

“没有，”斯坦利发出介于笑和咳嗽之间的声音，像是呛到了，“是我去找他，就像以往一样。”

——

我亲爱的朋友，信是这么开头的，自始至终没有提及这位亲爱的朋友的姓名。他用的是钢笔，墨水在劣质信纸上四处泅开，仿佛血迹新鲜的弹孔。明天的飞机，他接着写道，没有铺垫，也没有解释。我必须离开，他们无处不在，M.塔克下令关闭实验室，上周六深夜，一群穿着制服的豺狼带着搜查令闯进了研发中心西翼，她想要我的笔记，声称那是政府财产，这是一个附有巫术的字眼，我以前明白它的好处，现在我该见识它的坏处了。

婴儿尖厉的哭闹声犹如警笛，斯坦利猛地惊醒，下意识地摸了摸外套内袋，折起的信还放在里面。机舱里一片昏暗，他把遮光板往上推了六英寸，舷窗外的黑暗平滑而严密，犹如蚕茧。

诚实地说，我的朋友，钢笔在这里划破了纸，写信的人试图补救，反而弄得更糟了。在我们之间，我一直认为我是比较聪明的那一个，但事实上正好相反。你同时还是更果断的那一个，离开总是比留下更需要勇气的。这一段的末尾被涂掉了，完全无法辨认。写信人另起一行，字迹变得潦草起来。

现在是凌晨两点半，开了一瓶酒，让写信变得容易一些。我怀疑这么做的意义，也许包裹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也许再过一小时就会有人破门而入，用一个笼子把我运回伦敦，塔克会得到她想要的。阿勒颇事件过后蛇被关回铁箱里，扔进大海，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既然你看守不住这些不会跑的药剂，’她说，‘MI6会代劳。交出一切’。

你可以想象我的回答。

婴儿还在哭嚎，前排的年轻父母极力安抚，一脸疲惫和困惑，似乎并不明白在毛毯里扭动着的是什么玩意。斯坦利关上遮光板，看了一眼手表，离降落还有五小时。邻座乘客在睡梦中发出含混的咕哝声。

当年的秘书长，现在的外交大臣，也许是明年的首相，塔克需要剪除以前留下的枝节，你，我，吉姆，还有莱恩，如果他跑得不够快的话。我很抱歉，我并不是故意要把你推进危险的境地里（又一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两个都从未离开过这个火坑。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绝对不会离开IG，至少不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她不会让我活着，只有尸体才不会泄露秘密，或者把铁箱里的蛇卖给美国人。

他睡着，再次醒来，涡轮引擎的轰鸣像岩洞里的海浪。

我是从你母亲那里拿到地址的，她就像我记忆中一样优雅，坚持要送我一袋果仁饼干，对她儿子的小玩伴而言，这是一份再恰当不过的礼物。她很好，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母亲说自从‘滑雪事故’之后她就没再见过你了，关于这件事，我也很抱歉，我并不知情。

离降落还有二十分钟，稀疏的云层装点着一个苍白的早晨。

天亮之后我会先去邮局，即使他们在机场把我拦住，也得多花点时间才能找到笔记的下落。请代为保管，如果你更想把它烧掉，我也理解。现在我只希望我能顺利踏进邮局，它事实上就在街对面，但街道从未让我如此恐惧，一个空旷的狩猎场，走过去太漫长，跑起来太可疑。

海关官员翻开斯坦利的护照，扫一眼照片，再看一眼护照的主人，盖章，扬手让他过去了。熬过红眼航班的旅客们慢吞吞地聚集到行李转盘周围，像一群围着糖块的蚂蚁，六块闪烁的液晶屏欢迎他们莅临戴高乐机场，如果需要计程车服务，请到这个或那个门。斯坦利没有托运行李，一只手紧抓着单肩提包，径直走向出口。他租了一辆车，赫兹的柜台在航站楼另一边。别跑，他告诉自己，别跑。

在这封信里说明自己的去向似乎是愚蠢行为，然而，假如这个包裹无法寄出，那留不留地址都没什么区别；假如这个包裹安全到达你手里，线索就变得非常必要了。

一个穿着格子衬衫的男人似乎跟了他一路，斯坦利加快了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人拐了个弯，走向SAS的柜台，排到队伍最后面。他松了口气，终于小跑起来，匆匆取了钥匙，把提包扔到副驾驶座上，发动了汽车。一辆毫不起眼的灰色雷诺，挂着92省的牌照。

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一个合适的落款，一无所获，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并不想把包裹封上，这意味着离开客房，穿过空荡荡的街道。但无论如何，天已经亮了。

你的。

写信人并没有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的”孤零零地摆在那里，像晒蔫的花束。斯坦利把车窗降下几英寸，风灌进来，轰隆作响。早上六点一刻，公路上偶尔有些笨重的冷链货车开过。他看了一眼后视镜，里面只有灰蒙蒙的柏油路和刺眼的太阳。

三个小时之后他在一个加油站买了矿泉水、烟和打火机，往前开了几英里，把车停在路肩上。斯坦利把皱巴巴的信纸从衣袋里取出来，展开，点燃。火舌从右下角卷起，飞快地吞噬着纸和上面的字迹。他踢散灰烬，看着它们被风卷起，吹往布列塔尼的丘陵和旷野。

——

“你把信烧了。”

“心血来潮的决定。”

“换言之，没有人能为你证实它的存在。”

“我想是没有。”

律师叹了口气，又在笔记本上写了些什么。斯坦利卷起袖子，露出布满瘀青和针孔的手臂，轻轻揉着腕关节。吉布森重读了一次刚刚记下的内容，点点头，重新把注意力放到当事人身上。

“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还能是哪里？”斯坦利看着自己的掌心，仿佛那是一张不完整的地图，“圣马洛。”

11.

两只海鸥争抢着一条死鱼，像暴躁的拳手一样绕着对方来回蹦跳，扑扇着翅膀，互相恫吓。半腐烂的鱼内脏散落一地，灰灰黄黄的一滩。一只海鸥在斯坦利走近的时候逃走了，大胆的那只用脚蹼踩住鱼头，贪婪地啄食战利品，丝毫不把人类放在眼内。

爱尔兰人的旅店藏在窄巷深处，靠近分隔沙滩和内城的灰色石墙。一个邋遢的风琴手靠在墙上抽烟，脚边打开的琴盒里丢着零星几个硬币。斯坦利侧过身，让两个拖着行李箱的游客先进门，拉杆箱的轮子在磨损的地板上喀喀作响。前台空荡荡的，一扇标着“门房”的木门半开着，传出收音机的模糊声响。

一只褐色虎斑猫趴在挂钥匙的木柜顶端，审视着他们，眼睛在阴影里闪闪发亮。

其中一个游客伸手按了按桌面上的铃，收音机的声音被调低了，一阵窸窣，地板嘎吱作响，门打开了，出来的是个高瘦的女人，红头发绑成松散的一束，像割下来的狐狸尾巴一样在背后晃动。“我叫尼娜，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吗？”她用法语问，在听到游客的回答之后又换成了生硬的德语，“当然，先生，我能看看你们的预订单吗？”

她的目光掠过斯坦利，马上又转回来，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德国人递出两张对半折起的纸，但尼娜并没有理会，“萨尔玛！萨尔玛！”她用力敲了敲半开的门，收音机的声音戛然而止，一个黑发姑娘走了出来，双手揣在围裙里，“帮这两位登记入住，我有点事要处理。”

她绕过柜台，冲厨房的方向摆了摆下巴。斯坦利跟着她穿过空无一人的餐厅，天花板比他记忆中矮得多，他只要稍微踮脚就能摸到积灰的吊灯。砂岩从地毯磨损的地方露出来，桌椅紧挤在一起，尼娜灵巧地在其中穿行，像只细瘦的鼬鼠。通往花园的落地窗今天全都关着，被褪色的布帘遮挡，一只误入的蜜蜂倔强地撞着玻璃，嗡嗡作响。

“杰森告诉我你可能会出现，我说，哦不，老伙计，就算他举着名牌站在我面前，我也不认得他了，但事实上人们总是记得他们吻的第一个男孩。”她背对着斯坦利，在储物间的黑暗中摸索着，打开一个开关，没有灯罩的灯泡照亮了一道狭窄的楼梯，被鞋底磨得光滑的木梯级往下探向黑暗，四周的石墙仿佛干裂的咽喉，尼娜带头走了下去，钥匙在她的工装裤袋里互相碰撞，当啷作响，“他看起来可不怎么好，我告诉你。”

空气闻起来就像矿物、霉菌和洗衣粉，斯坦利清了清嗓子，“你接手了旅店，我猜？”

“爸爸五年前死了，心脏病，是米莉在浴室里发现他的，叫了救护车，叫了警察，只是做个样子，你知道的，医生说他死了好几个小时了，凌晨两三点左右。我和米莉把他送回都柏林，葬在妈妈旁边。来参加葬礼的还不到十个人，都是些我们不记得名字的远房亲戚。米莉留在了都柏林。卖掉旅馆，她跟我说，你可不想在一块偏远礁石上度过余生的。我亲爱的姐姐，我告诉她，总得有人把那栋老房子收拾好再挂牌出售，不是吗？至少等这个夏天过完吧。然后下一个夏天，再一个夏天，总有下一个——弯腰，免得撞头。”

太迟了，斯坦利的额头重重地撞上了突出的砖块，倒抽了一口气。尼娜打开了第二盏灯，地下室里堆满了待洗的毛巾、枕套、床单和衣服。“米莉把这里叫作‘兔子洞’，爸爸还在的时候，我们把不用的桌椅和园艺工具都搬到这里来，去年我把它改成了洗衣房。”她停在一扇铁门前，一块布满铜绿的牌子写着“煤”，“他在里面。”

“好的。”

“听着，”尼娜交抱起双臂，看着斯坦利，“我乐意帮你们，但如果你们在捣鼓什么不对劲的、鬼鬼祟祟的事，我得对警察实话实说，不是吗？我有一间旅馆要经营，厨师，园丁，几个负责洗洗涮涮的小姑娘，都得给他们薪水，不是吗？”

斯坦利说他完全理解。

“你们真的有麻烦了，对吗？”

一打借口和粉饰太平的委婉谎言跳了出来，斯坦利把逐渐往下滑的单肩包往上提了提，看着对方的眼睛，“恐怕是的，尼娜。”

旅店主人的嘴唇抿成一道苛刻的细线，过了一会又软化下来，“茶？”她问。

“谢谢。”

尼娜走了，斯坦利听着她的脚步声远去，听见她大声质问厨师“为什么还没有把这桶该死的贻贝刷干净”。他默数了五下，抬手敲了敲生锈的铁板，“杰森？”

锁咔嗒一响，他先看见了枪，然后才看见他的朋友。斯坦利僵在原地，既不敢推门，也不敢后退。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当然。”

“我不能冒险。”

“我知道，”单肩包又在往下滑，斯坦利缓慢地弯腰，把它放到地上，举起双手，表明自己并没有带比纽扣更危险的东西，“只是我而已，把枪放下。”

杰森把门拉开了一些，好观察斯坦利背后的阴影和楼梯。现在斯坦利能清楚看见逃亡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了，眼镜并没能遮住血丝和深陷的眼窝。斯坦利小心翼翼地往前一步，就像人们接近一头挨了一枪的麋鹿。“杰森，听我说，”他向枪管伸出手，“这里只有我，你不需要武器。”

“他们让莱恩来找我，因为他们不能让狙击手轰掉我的脑袋。”

斯坦利的手指离枪口只有两公分了，“‘他们’是谁？”

“军情六处，或者中情局，这有什么关系？塔克一旦得到了Apophis，就会把我处理掉。”

“我不站在他们那一边，你知道的，”他握住了枪管，想象着近距离射出的子弹能怎样把他撕成两半，“我准备把它从你手上拿走，好吗？如果你能不扣扳机，我会很感激的。”

金属贴着他的手心，既冷又热。杰森松了手，让斯坦利取走那把格洛克17，“抱歉，加斯帕。”

他退掉弹匣，放进衣袋里，把枪还给杰森，“没关系。”

他们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各自移开目光。杰森打了个手势，“进来吧。”

别进去，一个细小的声音告诉斯坦利，免得让这件事变得更复杂，把笔记还给他，赶紧离开这滩浑水，趁你还能离开。

他踏进那个低矮的地下储藏间里，关上了门。

——

雨停了。

“雨停了，”斯坦利转过头，看着窗外，苍白的阳光畏畏缩缩地出现，被铁栅切割成整齐的四等分，“这种雨，人们一般会以为它能下到世界末日的。”

“我们真幸运。”

斯坦利冲律师笑了笑，“难道不是吗。”

“关于你刚刚的证词，斯坦利先生。”

“是的，吉布森小姐？”

“人们会问——我会问，为什么不，比如说，置之不理？烧掉笔记，搬家，假装什么都没听见。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见一个你不再认为是朋友的人，为之冒险……放弃一切，这说不通，除非。”

她没再说下去，斯坦利点点头。

斜照进来的阳光缓慢地从湿漉漉的灰白变成温暖的金色。

“博士知道吗？”律师问。

“我认为他可不仅仅是知道，吉布森小姐。他已经利用过这一点了，在莱肯斯顿的木屋里。现在，故事说得通了吗？”

“如果我把尼娜放到证人席上，她会确认你所说的吗？”

“她会的。”

“你很熟悉枪械吗，斯坦利先生？”

“我没有持枪执照，如果你问的是这个的话，但我明白些‘基本原理’，姑且这么说。”

“例如退弹匣？”

“例如退弹匣。”

“最后一块拼图。”律师翻开文件夹，取出一张放大的照片，右上角有鉴证处的数字编号，“你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一艘帆船，波拿巴号，原计划两天之后从圣马洛出发，驶往罗斯科夫；一艘来自洛里昂的渔船会在那里短暂停靠，接一个乘客，把他送往西班牙。这个乘客能在开往南美的货船上找到一个位置。”

斯坦利从吉布森手里接过照片，审视着烧毁的房子，焦黑的房梁像断肢一样探出瓦砾，指向天空。

“波拿巴号自始至终没有出现。”

——

十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带着行李离开了码头。浓重的海雾犹如雪崩，掩埋了尚在睡梦中的旧城。建筑物的轮廓缓缓浮现，又缓缓隐没。海舔舐着栈桥，帆船和游艇在港口里轻轻摇晃。斯坦利确信自己听到了咳嗽声，但周围只有无法穿透的雾气。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低沉喑哑，像是被扼住了咽喉。

凌晨五点。

一群钓鱼者已经出发了，套着橘色防水风衣，拉链拉到下巴，一手拿着鱼竿，一手提着鼓鼓囊囊的帆布袋。他们停在城墙下的阴影里，等那六七个兴致盎然的度假者拐过街角，才继续往前走。尼娜的旅馆在这条小巷的尽头，一辆车停在大门前，红色尾灯被雾气泅开了，仿佛血水。

前厅里只有萨尔玛一个人，借着台灯光读一本插图比文字多的小说。看见斯坦利的时候她站了起来，困惑地皱起眉头。

我们需要和尼娜谈谈，斯坦利告诉她。

Dans sa tanière，黑发姑娘回答，注意力重新回到书里。

私下里，这家旅馆的雇员都把尼娜的起居室叫作“兽穴”，半是因为畏惧他们的爱尔兰雇主，半是因为挂在墙上的鹿头标本。尼娜来开门的时候还穿着睡裙，披了一件灰色晨衣。

“船没有来。”她说。

“没有。”

“我希望你们有后备计划。”

她看着斯坦利，后者看向杰森，逃犯摇了摇头。

楼下传来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旧地板嘎吱作响，压低了的谈话声。

“天亮之后我可以打几个电话，也许有人能把你送到圣布里厄，一个运送海鲜的家伙，他的货车——”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萨尔玛跑了上来，看了他们一眼，凑到尼娜耳边说了些什么，双手拧在一起。尼娜回答了几句，她又跑下去了。

“她说警察来了，”旅店主人转向她的访客，“他们想搜查旅店。”

斯坦利和杰森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

“我告诉过你们的，要是警察找上门来的话，我不得不把你们交出去，我很抱歉。”

“尼娜——”

“你们最多只剩下几分钟，我让萨尔玛拖住他们。从餐厅侧面的楼梯下去，穿过厨房，有一扇侧面通往外面。”

“谢谢。”

尼娜在厨房门口追上了他们，塞给斯坦利一把钥匙，“爸爸的船屋，你们都去过，记得吗？好几年没有人到那里去了，屋顶说不定已经塌了，但如果你们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她耸耸肩，从晨衣口袋里摸出车钥匙，“车停在巷子里，白色小货车。现在快跑，男孩们，我必须去向警察控诉你们抢走我的车了。”

他们跑了起来。

12.

他跑过沙滩，二十七个夏天以前的太阳烧灼着手臂和后颈，耷拉在礁石上的海草散发出浓烈的腥味。现在他很后悔把鞋留在房子里了，湿沙子里混着碎石和贝壳，像小小的刀片。

他踏进水里，向小船跑去，海浪缠住他的膝盖，然后是腰，把他往岸上推，过了一会又改变主意，把他往前拽。坐在船尾的双胞胎伸出晒成浅棕色的手臂，帮他爬上去，斯坦利翻过船舷，躺在湿漉漉的船底木板上，喘着气。尼娜掬起一捧海水，泼在他脸上，在他的狼狈里提取出极大的乐趣。

“你迟到了。”杰森卷起松脱的缆绳，搭在船头。

“他妈妈不乐意让他出来。”双胞胎里的其中一个说，鼻梁和脸颊上的雀斑犹如迁徙的鱼群，“加斯帕害怕妈妈。”

“这不是真的。”斯坦利坐起来，擦掉脸上的水。

杰森把木桨丢给他。

像狮子的岩礁在小海湾另一边，只有从远处看去它才像一头狮子，一只前爪搭在石滩上，另一只伸进水里；再靠近一些，这幅由特定角度和曲线构成的图像就被拆散了。天空仿佛油漆未干的画布，涂着几笔稀薄的云。船摇晃着爬向海湾另一端，船屋逐渐远去，靠水的一排窗户反射着阳光，亮得刺眼。

狮子双爪之间的海水平静而冰冷，泛出一种比周围更深的灰绿色。斯坦利穿过狭长的石滩，爬上被太阳晒暖的平坦岩石，看着女孩们游向长满寄生贝类的礁石，藤篮用绳子系在手臂上，一浮一沉地跟在后面。圆形藤篮里装着三齿耙，要敲下贻贝，没有比这更好用的工具了；到天黑的时候这些软体动物就会和白葡萄酒、红葱和一勺奶油一起煮成热腾腾的一锅，洒上粗盐粒，和炸得金黄的薯角一起上桌。

“我打赌我能先游到对面。”

斯坦利并没有看他的朋友，“你会作弊。”

“我保证不会。”

“如果你输了？”

“我知道前天打碎了冷水瓶的是你，”杰森把脱下来的T恤卷成一团，“如果我输了，我会告诉他们是我干的。”

“我负责倒数。”

“很公平。”

斯坦利挪到岩石边缘，俯视着喧哗的深绿色海水，“准备。”

两个男孩都在数到二的时候跳进水里。

“……杂志。”吉布森说。

斯坦利抬起头来，“抱歉，什么？”

“我能问你刚才在想什么吗？”

“午餐，我祈祷他们不会再送来盐水煮四季豆。”

律师盯着他看了一会，把笔记本放到一边，翻开文件夹，“你离开波士顿之后不久，媒体开始报道科尔曼博士的失踪案。科恩主编和丹尼·马瑟尔在《新观察者》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整整十六页，事实上——《疫苗与火药：IntelGenes实验室里的骷髅》，前三分之一都在谈论吉姆·佛莱特的官司，‘终审之后，虽然走私控罪并未成立，仅以巨额罚款和两项轻罪告结，但长期关注此事的人们不难明白，佛莱特短暂的、象征性的牢狱之灾表明了这位军火商精心布置的地下网络连根挖出，放火焚烧’，这本杂志很不喜欢佛莱特，这至少是可以确定的。我们需要担心的是最后一个段落。”律师继续翻那些黑白复印件，“科恩和马瑟尔提到了‘IntelGenes创办人之间的微妙敌意’，他形容得相当诗意，听听这句：‘科尔曼和斯坦利旷日持久的、隐藏在桌面下的战争。他们争抢着灰色交易的利润，就像野狗争夺骨头。这也许能解释斯坦利毫无先兆的辞职，胜负已分，科尔曼得到了骨头’。”

“猪崽和他的三流侦探故事。”

“如果陪审团相信这个版本，那就不只是个故事了。理论上来说我们能剔除那些‘被污染’的陪审团候选人，但人们会谈话、猜测和思考，世上的大多数坏事就是由此开始的。”

“我还以为你的工作就是避免这件事发生。”

“我工作的另一部分是探索所有的可能性，”律师把复印件整理好，对齐边缘，“显然，他们还认为你绑架了科尔曼博士。”

斯坦利发出短促的笑声，更像是咳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得到Apophis，为了钱，为了报复，或者三样都要，这是检方的理论。”

“吉布森小姐，”当事人摊开双手，像是刚刚发现起居室窗户一个月内第三次被来路不明的棒球打碎，“我甚至无法绑架一只猫崽。”

“这，”律师说，“就是我们要让所有人相信的。”

“取决于结尾。”

“跟我说说那间船屋。”

斯坦利手上还拿着鉴证处提供的照片，他琢磨了一会那个带字母的编码，把照片翻过去，底面朝上，“旅店把它租给那些希望不受打扰的人，新婚夫妇，航海爱好者，从伦敦来的交易员，濒临崩溃的作家，只付钱、不愿意多说话的摩洛哥人。1978年冬天，有个男人把自己吊死在起居室里。偶尔会听见大人们在厨房里谈论这件事，‘可怜的家伙’，他们说，‘赌债，酒精’。我会看着屋顶，想象他把绳子挂在哪里，你知道的，就像人们站在海边，想象自己淹死一样。”

“现在想来应该把车停得再远一些，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甚至找个斜坡，松开手刹，把它推进海里，但我们谁都没有选修过‘如何逃脱追捕101’这种课程。我们把车丢在十字路口，还觉得自己已经够聪明了。”

“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那座房子。”

屋顶还没有塌，但也差不多了。靠水的那一排窗户积着那么厚的一层灰，看上去几乎是褐色的。杰森在凹陷的沙发底下找到些旧报纸，日期全是1989年以前的。他犯了一个错误，试图拿这些陈旧的印刷品把玻璃擦干净，制造出一场由纸屑和尘埃组成的小型沙尘暴。圆桌上的灰尘犹如未被踏足的积雪，枪躺在上面，仿佛已经在那里等了好几年。斯坦利打开提包，一件件地清点里面的物件，压扁的烟盒，一把硬币，证件，皮面笔记本，打火机。他的手指触到了弹匣，犹豫了一下，把它拿了出来，推回手枪里，打开保险栓。他放下空提包，走到窗边，老式木栓几乎刚碰到他的手指就散架了，窗往外滑开，再也关不上。二十米开外，海浪拍打着冷清的沙滩。像狮子的礁石仅仅在崖壁后面露出一个鼻子，一只鬼祟的野猫。杰森把发黄的旧报纸揉成一团，丢到一边。

斯坦利最后一次试图关上玻璃窗，它又滑开了，“我去看看工具棚里有些什么。”

工具棚还在他记忆中的位置，地板被蛀穿了，一棵瘦巴巴的树苗长出来，弯出一个痛苦的角度，挤过墙上的缺口，把枝叶伸进贫瘠的阳光里。一对木桨扔在墙角，旁边是几桶柴油，贴着褪色的标签，两桶用黑色毡头笔写着“发电机”，另外四桶标着“快艇”。架子上有一个木工工具箱，捕鼠夹，一大盒内六角螺钉，蜡烛，车用蓄电池和一捆腐烂的麻绳。他拿走了蜡烛和一桶柴油，回到散发着潮湿霉味的起居室里。

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发电机，也没有快艇。假如说船屋在阳光下看起来只是比较阴郁，那入夜之后它就是一堆呻吟着的腐坏木板。斯坦利原本想点一支蜡烛，但杰森让他打消这个念头。这点光亮，他争辩道，在空荡荡的海岸上会像烽火一样显眼。

“我一整晚都没有睡着。人们在睡不着的时候会想些什么，吉布森小姐？虽然我相信你的失眠来自漫长的庭审准备工作。我在想的是我需要一张毯子，一件更厚一些的外套；在想海湾里的岩礁和丁尼生，年复一年这景致，熟悉于陌生人的孩子；我的父亲，独自在疗养院里，和日渐衰竭的肾一起生活；我的母亲，她的玫瑰和蓝色发带；我在研发中心三楼的办公室，从那里看到的落日和湖水。笔记本和地下室的冷藏柜。我和杰森没有谈话，我们都明白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然而那又是个很长的夜晚，比任何别的夜晚都长得多。”

“弗格森探员是清早来的，我们听见汽车引擎的声音。没有警车，只是三辆缺乏特征的黑色轿车。烧掉笔记，我告诉杰森，了结这件事，就今天，就在这里。他说不，说我们还可以和美国人达成一个协议。这就是他的思维方式，你看见了吗，‘我能谈出一条活路来’。谈话已经不再有效用了，我抓起前一天从工具棚搬出来的那罐柴油，倒在笔记本上。”

多余的液态易燃物从圆桌边缘滴下来，杰森喊叫着什么，把打火机从斯坦利手中打落。几秒钟的停顿，像是突然接通了一条磨损的电线，他们同时去抢桌上的那把格洛克17，桌子翻倒，零散的物件滚落。浸透了柴油的笔记本躺在长了蛀虫的地板上。

第一声枪响把他们都吓了一跳，一扇窗户碎裂。手枪的后坐力令他的手腕疼痛不已，杰森把他撞倒，攥着他的手腕，试图夺走武器。斯坦利挣脱了，爬起来，重新举起枪。

有那么戏剧性的几秒，杰森看起来想说些什么，也许是“不”，也许是斯坦利的名字。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第二声枪响。

“我先拿到了枪，我们像两只野狗一样扭打在一起，枪走火了，打碎了一扇窗。杰森撞倒了我，枪落到地上，这一次我没看到子弹到哪里去了。然后，”斯坦利揉了揉鼻梁，“然后就是火。”

两颗闪光弹击碎玻璃，撞在墙上，继而滚进在地板上缓慢流淌的柴油里。眩目的白光和火。腐烂的木板熊熊燃烧，引燃了所剩不多的家具和木制墙板，火舌轻易舔上屋顶，裹住了木梁，热灰像雨一样洒落。笔记本缓慢地在火里卷曲，变成灰烬。斯坦利跨过尸体，寻找出口。

“我最后看见杰森的时候，他在找他的笔记本。我只想离开这个炼狱，烟遮住了一切。”

吉布森等待着，但当事人似乎已经说完了他的故事。

“你没有杀杰森·科尔曼。”

“没有。”

“看着我，”律师说，“再说一次。”

斯坦利看着她的眼睛，“我没有杀杰森·科尔曼。”

“好，”吉布森直起身，把笔放回衣袋里，“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

加斯帕·斯坦利最后一次在被告席落座的时候，脸上的伤痕还没有完全消退，右手臂的石膏还没有拆。他看起来有点苍白，但对于一个伤者而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私下里，陪审团成员们都认为，被告给他们的印象是某种温和而胆小的食草动物，顺从地被检察官牵到这边来，又被辩方律师牵回去。在历时半个月的庭审里，被告大部分时间都表现出一种适度的困惑，似乎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出现在这里，又或者他根本还没有从听闻朋友死讯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即使在检察官列出谋杀证据——火药残留，尸检报告和潜在动机——的时候，被告那种轻微的梦游状态也还是没有被打破。

法官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斯坦利看了辩护律师一眼，后者点点头，拍了拍他的手臂。

“陪审团得出一致的结论了吗？”

坐在最左边的那个穿深蓝色开衫的小个子站了起来，“是的，庭上。”

加斯帕·斯坦利站直了些，等待宣判。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