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 6-10

6.

亚历克斯,不管他的姓氏是什么,并不存在于档案和监控名单上,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彼得似乎觉得这十分有趣,而安东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他空手返回波恩[1],在那张疏于使用的小办公桌后面咀嚼他的失败——这张桌子被塞在苏联使馆签证办公室的边角处,快要挤进文件柜里了,平日用于堆放多余的墨水瓶和茶杯。领馆雇员私下里叫他“卢比扬卡[2]的孩子”,而对那些确实在卢比扬卡工作的人而言,他就只是“彼得的孩子”。在措辞模糊的外交人员通讯录上,安东·索科洛夫是一位“助理”,附带一个电话分机号码,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他在“协助”些什么。

巴特戈德堡使馆区[3]从来不缺这样的助理。

他当时住在一间带家具出租的阁楼里,靠墙一张孤零零的床,看起来像是从军医医院捐赠品仓库里偷的。倾斜的窗户放进阳光,因为玻璃上经年累月的污渍已经擦不干净了,总是给人深冬的印象。在变幻莫测的早春时节,那窗户放进来的还有雨,在铁桶里敲出时钟一般稳定的滴答声。唯一一部电话放在床边的地板上,以便在各种古怪的时刻把他吵醒,驱赶到笼罩着波恩的漫长黑夜里。

名义上的房主从未出现过,租金之类的事务经由使馆的一个秘书打点,即使安东怀疑房主事实上并不存在,他也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楼下的家具都盖着防尘布,当他半夜回来,就着一个低瓦数灯泡的光亮走上楼梯的时候,它们看起来仿佛未完成的石膏雕像,有着模糊的猎食动物的形态。除了厨房,他从不用楼下的房间,只是偶尔把靴子摆到台阶上晾晒。唯一一件西服外套挂在壁橱里,他只有两条领带,灰色,和更深的灰色。当他出现在土耳其大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时,打的正是深灰色的那一条。那是个暖和得惊人的四月下午,早上下过一场小雨,在随之而来的烈日下早就了无痕迹。冰块迅速融化,把托盘里的甜茶变成寡淡的棕色糖水。花园里安排了一场撞球游戏,旁观者比参与者多出两倍。今天他扮演的是苍蝇的角色,在人群里捡拾闲言碎语。汗水浸湿了衣领,安东解开领带,塞进外套口袋里,走向树荫下的长桌和放在上面的冰水。草坪那边传来击球的沉闷声响,夹杂着不冷不热的掌声。桌边零散地站着些不愿意到太阳下面去受刑的人,围着装果酒的大玻璃罐,像鳄鱼围着即将被晒干的水塘。一个戴眼镜的人正在和土耳其大使的三个女儿谈话,她们叫他“海因斯先生”,不停地发笑,互相推搡。安东盯着那个戴眼镜的人,放下玻璃杯,大步向他走去。

“亚历克斯。”

银行家、图书馆员或间谍脸上全是礼貌的困惑,“抱歉,我不——”

“我们在伯尔尼见过,请原谅,女士们。”他对外交官的女儿们说,抓住亚历克斯的手肘,把他拽向长桌的另一端。围在果酒旁边的几个参赞投来了怀疑的目光,安东松了手,把亚历克斯推到树篱后面。

“‘我们在伯尔尼见过’,”亚历克斯摘下眼镜,皱着眉头打量镜片,又戴回去,“列宁格勒的军校应该先教你们说话,再把枪放到你们手里。你的女儿怎么样了,本杰明?不存在,我猜。”

安东跨过了列宁格勒的陷阱,“你不幸的妻子也一样。”

亚历克斯摊开手,做出“那又如何”的姿态。离开了酒店餐厅的阴影,他看上反而更小了一些,一只收起翅膀的鸟。如果安东再有机会猜三次,他会说邮差、保险推销员或间谍。“我们躲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亚历克斯问,“你需要道歉还是安慰?我两样都不能提供。”

“坎布里亚工厂的蓝图。”

“从没见过,理应在英国人手上,不是吗,大个子?”

安东想打断他的鼻梁。

草坪那边又传来一阵掌声,这次听上去更热情一些。亚历克斯拍了拍安东的手臂,重新向长桌走去,安东原地站了一会,还是跟了上去。“巴特戈德堡令人难堪的一点是,”亚历克斯拿起两杯已经失去气泡的香槟,把其中一杯递给安东,后者板着脸,一动不动,亚历克斯耸耸肩,把高脚杯放回原处,“我们都假装这是一个有规矩的文明世界。你想知道我的建议吗?”

“不。”

“我的建议是,多喝点酒,享受这个下午,”亚历克斯往草坪的方向走了两步,折返,从衣袋里摸出一件金属物,放进安东手里,“谢谢你的打火机。”

这是一个重大疏漏,四个小时之后,安东向想象中的彼得抗议,把通讯录砸在那张堆满茶杯的小办公桌上,翻到字母H所在的那部分。他要找的名字在第75页,右侧栏,第二个。

康纳·海因斯,初级常务助理,括号,贸易。

——

“我们不去港口。”海因斯跨过一个蜷缩在楼梯平台上的人,并没有低头看那个倒霉鬼。

“我没有意见,先生,”莱昂紧贴着长霉的墙壁,小心地躲开那双一动不动的、结着血痂的光脚,跟了上去,“我以为我们要离开伊斯坦布尔。”

“是的。”

“所以为什么不——”

“因为我们的克格勃朋友会守在码头。”客房门卡住了,海因斯把肩膀抵在上面,用力把它撞开,房间散发出湿棉布和死老鼠的气味,“我们会留在这里,克里斯滕,等着。”

“多久?”

“取决于天气。”

窗半开着,传来微弱的音乐和人群的喧哗。海因斯把窗关上,拉下布帘。阳光变成一种暗哑的土黄色。墙壁没有刷漆,从缺口里伸出来的电线像发黑的静脉,爬过裸露的砖块,末端吊着一个摇摇欲坠的灯罩和白炽灯泡。海因斯坐到硬邦邦的藤编椅子上,揉了揉肩膀,他已经开始想念那间有蓝色信箱的房子,单人沙发和看了一半的书,放在橱柜深处的半瓶威士忌。卢比扬卡的孩子们现在多半已经把他的房子彻底搜索了三遍,割开床垫和沙发,砸开上锁的柜子。

“你们总是这样说话的吗?我的意思是,鸟类,天气,登山工具,二三十个假名。听上去像夜场电影。”

这个男孩总是在问问题,总有一天他会为此挨一枪。海因斯短暂地考虑不回答,但他们要在这个石灰岩洞般的房间里过上至少一晚,“不总是,”他说,“只是些旧习惯。”

“我填过申请表,我是说,给中情局,”莱昂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坐到发黄的床单上,“不过一直没有递交,不想收到拒信,‘克里斯滕先生,感谢你的兴趣,但我们遗憾地通知你’,完。我的意思是,我紧张的时候会不停地说话,多半不是特工处想要的特质。”

隔壁房间传来玻璃摔碎的声音,有人在愤怒地大喊大叫,门打开又摔上,砰砰的脚步声。海因斯站起来,把写字台旁边的高背椅拖到门边,顶住把手。呼唤人们参加晚祷的喇叭声又响了起来,这个仿佛没有尽头的白天差不多要结束了。“试着睡一会,”他告诉莱昂,把手枪从皮套里取出来,放到咖啡桌上,“轮到你值夜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不可能睡得着。”

他假装没听见,走进浴室。两个水龙头都只有冷水,海因斯沾湿毛巾,擦了擦脸,毛巾闻起来有强烈的漂白水气味。所有旧伤都在隐隐作痛,难以分辨哪一个更需要他的注意。曾经有那么些辉煌的日子,他可以靠止痛片和每天两小时的睡眠活着,但那些日子早就过去了。退休生活如何,康纳?他的苏维埃朋友还费心放上一个问号。海因斯能听见他的声音,安东的德语无可挑剔,要是他着急起来,会把r发得稍微往上翻卷,像受潮的纸张。在一个远离波恩的外交哨站挂职,他回答,三年零五个月,没在数日子

水管在灰泥剥落的墙壁里发出细微的震颤声,暖水溅到他手上,马上又变得冰冷。他拧上水龙头,思忖着那封明文电报是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戳棕熊的眼睛”,罗杰会这么形容,劳务助理罗杰,以前是个邮航机长,1970年初在侦察任务中被击落,档案没有注明在哪里,侦察什么。当年由中情局雇员组成的“波恩小乐团”里,海因斯是唯一还活着的。

他擦了擦手,回到房间里。莱昂睡着了,歪在脏兮兮的床单上,抱着那个黑色帆布袋。海因斯把藤椅往旁边拉了拉,远离窗户,重新坐了下来。现在他能分辨出哪里更疼一些了,腰侧,子弹差点击穿肝脏的地方。他和安东躲在被炸毁半边的学校里,爆炸声整夜不停,摇撼着漆黑一片的贝鲁特[4]暂时停火,他提议,凑到对方耳边,安东闻起来像皮革、火药和血,直到我们活着离开这个地狱

苏联人向他伸出一只沾满灰尘的手,如果不是因为流了那么多血,海因斯一定会大笑起来的。他们握了握手。

光线渐渐消失了,覆盖着窗户的布帘从土黄变成暗淡的灰蓝色,阴影在地板上缓慢爬行。他没有开灯,专心致志地听楼梯间那边传来的声音,指望这样能把注意力从似有若无的疼痛上移开。然而在这片动荡不安的黑暗里,他又别无选择地回到千疮百孔的贝鲁特去了。

7.

索科洛夫-海因斯停火协议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一直在说话,一旦停下来,安东就会踢他一脚,或者拍一拍他的脸颊——不是那种友好的轻拍,而是一个资深审讯官的——抛给他一个新的问题,许多条细细的绳索,海因斯抓住它们,勉强在昏迷的深渊边缘晃荡。

他提起了妹妹,这是可以肯定的,一会儿感叹她比那个秃鹫般的老修女更适合当护士长,过了一会又说他没有什么妹妹,没这个运气,你有兄弟姐妹吗,安东?介意我叫你安东吗?

“不。”对方吐出一个音节。海因斯想知道他否定的是什么,亲属还是名字的部分。微弱的闪光照亮了墙壁,又迅速回归黑暗,爆炸声姗姗来迟。他闭上眼睛,安东又拍了拍他的脸颊,那么用力,简直是一巴掌。“别睡着。”

“我开始觉得你是故意的。”

“也许。”

“操你。”

安东点点头,不为所动,“你刚才说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他不记得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是哪个了,卢克·麦卡伦上的是公立学校,重读了一次九年级。亚历克斯在瑞士长大,辗转在三间预科学校之间。康纳·海因斯有一个叫托比的室友,这个恶魔代言人把水倒在他的枕头上,把他的书丢出窗外。康纳终于和他打了一架,把他的头按进棒球场的泥浆里。他们两个都被停学一星期,海因斯参议员亲自拜访了校长,小康纳第二天就回到了课室里,脸颊肿胀,嘴唇的裂口在他试图说话的时候就会流血。没有人敢多看他一眼。打过架吗,大个子?

“打过。”

“谁赢了?”

“大多数时间是我。”

“那感觉一定很好。”

“还可以。”

机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像一筐生咖啡豆落在晒热的铁板上,间歇的闪光照亮了墙上的什么东西,半张烧焦的画,海因斯猜想它为某个孩子赢得了小小的荣誉,才得以被图钉固定在这堵墙上。他继而思忖这个孩子是不是还活着,火焰从天而降的时候有没有恰好站在即将垮塌的屋顶下面。无线电装置搁在断墙上,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动静了。罗杰,“波恩小乐团”的荣誉机长和扑克牌专家,为什么还没有来?海因斯会死在这里,毫无疑问。

“我的尼古拉姨夫和表兄,他们养马。”他听见安东说,用的是俄语,好像这些概念必须用母语才能加以解释,“有时候马匹熬不过冬天。它们花很长时间才死去,躺在干草上喘气,眼睛里流脓。‘记在农场的账本里’,他会这么告诉奥尔加姨妈,拿起猎枪到马厩去。我的表兄们也会跟着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看在上帝份上,他不知道。

“你快要死了。”安东把这句话像砖头一样砸到海因斯脸上,“你的机师很可能已经被炸成跑道上的一堆垃圾。我打算赶在天亮前出发去的黎波里[5],剩下的汽油能撑多久就是多久。在走之前我必须——用你们的话是怎么说的?剪掉松脱的线头。”

应该是“绑紧松脱的线头”,海因斯并没有作声。先前友好气氛消失了,就像一层柔软的绒布被掀开,露出下面的锈迹斑斑的手术器械。他把手搭在额头上,那里的皮肤发烫,又或者这是因为他的手心冰冷。

“海因斯。”

“是的?”

没有下文,安东·索科洛夫直接把他架起来,半拖半扶地往外面走。有那么可怕的半分钟,海因斯认为他要提前“剪线头”,往他的后脑开一枪,把尸体留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砂岩地里。随后他终于听见了安东几分钟前就察觉到的声音:直升机旋翼,逐渐靠近,压过了远处逐渐稀落的炮火。

他在手术台上停止心跳三十五秒,罗杰后来告诉他,坐在床边,用折叠小刀削一个苹果;走廊上传来药品推车的哐啷声,有人在低声交谈,听上去就像砂纸互相摩擦。还有,“大个子德国人匆匆忙忙地走了,像是有食人鱼在咬他的屁股,甚至不愿意让护士处理一下头上的伤口。”

“他不是德国人。”

“什么?”罗杰心不在焉地问,舌头咬在上下排牙齿之间,盯着刀尖。

“我说我需要吗啡。”

罗杰把削下的果皮捞起来,在海因斯眼前晃动,“看看这个,康纳,告诉我你从没见过这么完整的苹果皮。”

“见鬼,把它拿开。”

前邮航机师大笑起来,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只斗牛犬。

——

上头的命令下来时,就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样,信誓旦旦,然而模棱两可。他们先把海因斯挪到伦敦,宣布“过一段时间”会安排飞机把他送回大西洋对岸,自然没交代“一段时间”是多长一段,三天,两年,还是六百公里。当使馆人员谈到“他们”的时候,如果压低声音,说两个字就假装咳嗽,那“他们”指的是聚集在国会山的那一群高尔夫俱乐部资深成员;假如语调轻蔑,配有耸肩动作,那“他们”指的是后勤处。

负责在伦敦“照看”他的是个细声细气的文员,看起来在三十岁上下,头顶的毛发已经有危险的稀疏趋势。“邓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自我介绍道。大半个月过去,海因斯依然不知道这是他名字还是姓氏。当他字斟句酌地问起,返回美国的航班有没有可能安排在本周时,邓肯露出耐心的微笑,就像人们看见猫坚持不懈地攻击镜子时那样。

“没有什么航班,海因斯先生。他们决定把你送回波恩。”他耸了耸肩。

“波恩?”

“杰拉德说这样更‘经济’。”

海因斯并不知道杰拉德是谁,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这人是个蠢货。他从卢顿机场起飞,降落波恩的时候风雨交加。罗杰和一辆布满刮痕的大众等在停机坪边缘,伞一点用处都没有,两人从肩膀以下都湿透了,冷得发抖。山峰彻底被低垂的雨云吞没,雷声从远处传来,很微弱,像隔墙听见的鼓声。

车没有在通往巴特戈德堡的路口转弯,而是继续往前,驶向波恩市区。他们让你住在鸟屋里,罗杰对落满雨水的挡风玻璃说。海因斯已经把暖气旋钮拧到最大,但两人说话的时候也还是能看到白气。做几个月案头工作,写报告,去议会旁听,或者打瞌睡,随便你,我就从没见过有多少人清醒地坐在旁听席上的

“鸟屋”是栋乏善可陈的平房,用于接待那些不值得让大使馆多花时间的低级别雇员,偶尔还有令人生疑的“时政记者”。医生承诺每两天来一次,但事实上一次也没有来过。罗杰周末拜访,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带着太太和儿子,送他们去买袜子、蜡笔套装、儿童球拍和一个五岁男孩需要别的什么玩意。

“一个小小的问题,小,但是稍微有点烫手,姑且这么说,等等。”第一瓶啤酒喝到一半的时候,罗杰说,在公文包里摸索着什么,海因斯原本以为是一封信,等他抚平了纸张,才看出那是张照片,一个黑白的安东·索科洛夫严厉地看着他们两个,“这是那个把你抬上直升机的好朋友,不是吗?那个不乐意给伤口消毒的白痴,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助理,在签证处工作,我听说。”

海因斯没有回答。这是个周六下午,屋后的草地上有群小孩在踢球,发出兴奋的尖叫。

“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海因斯拨弄着啤酒瓶盖,“他是彼得的其中一个孩子,我想,我们在伯尔尼见过。我不知道他会在贝鲁特,纯属意外。”

“仅仅是‘工作关系’,我们能这么说吗,康纳?”

他把瓶盖弹到草丛里,“我们能这么说。”

罗杰审视着他,好一会,然后把照片揉成一团,塞回衣袋里。海因斯拿起啤酒瓶,碰了碰他的。

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早上往往被枯燥无味的外交电文占满,下午则用于归档签证处送来的文件。每周一次,他步行去市政厅参加例会,纯粹是为了咖啡和那些切成拇指大小的柠檬蛋糕。在外交金字塔底端摄食的助理、秘书和通讯员们在这里聚集,听从柏林来的这个或那个官员念大同小异的讲稿,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是自愿出席的。

海因斯总是坐在最靠近出口的位置,一般是最后一排,如果那里已经有人了,他就挪到紧邻走道的座位上去。在他第六次走进这个令人压抑的大厅时,安东·索科洛夫就坐在那里,笔记本摊开在大腿上。他又打了一条灰色的领带,外套搭在椅背上,戴着一顶难看的毡帽,需要遮住脑后的伤口,海因斯想。安东侧过身,目光落在海因斯身上,“早上好。”

海因斯点了点头。一个他见过几次面的法国人叼着还没点燃的烟走进来,坐在前排。安东略微提高了声音,像是故意要让周围的人听见。

“他们准备调整煤炭的出口限额,我猜你已经听说了。”

他没有。“当然。”

发言人敲了敲麦克风,它发出刺耳的电流声,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对话自然而然地终止,没有谈论天气,也没有“很高兴看见你还活着”,毕竟在任何正式记录里,他们都从未踏足过黎巴嫩。人们应该和一个委婉地威胁要像放倒病马一样处决你的苏联人说些什么?煤炭出口限额,显然。

到午餐时间,人们像躲避空袭一样迅速撤离。他们并肩走到走廊上,互相询问对方关于餐厅的意见,直到和其他外交动物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他们才握了握手,敷衍了几句客套话,朝相反方向走去。

8.

安东远远地就看见了那个美国人。

彼得会说“他能当个棒极了的小偷”,在他的词典里,这是一种赞美,意味着他也能当一个棒极了的间谍。“从来不需要一个隐形人,”彼得会接着说,把烟丝卷紧,“我们需要的是每个人都看见了,却没有留意到的人。”

没有人会多看海因斯一眼,廉价的灰色风衣,没有熨平的长裤和穿旧了的皮鞋,没什么值得留意的。他只有在扮演亚历克斯的时候才打领带,半温莎结。他今天戴着眼镜,就安东所知,他的视力并没有问题,也许这两片玻璃是一个提醒:你现在是个百无聊赖的使馆雇员,不是别人。海因斯在楼梯平台上停下来,瞥了一眼手表。安东知道他发现自己了,但还是假装没有留意。一个幼稚的游戏,谁首先打招呼就输了。安东坐在原处没动,等他过来。

“你再没有别的领带了,是吗?”

“没有预算,”安东替他拉开椅子,“你来早了。”

“显然还不够早。”海因斯把脚搭到前面的椅子上,“又一天,嗯?”

安东盯着墙上的一块光斑,“我不太确定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被困在波恩,直到我们变得衰老、迟钝和肥胖。你从没这么想过吗?”

“从没。”

“你太无趣了,安东·安德烈耶维奇。”

空无一人的议会大厅里,一个瘦小的影子在扫地,像某种勤恳的带翅昆虫,在柱子规整的阴影之间缓缓挪动。

“我有一个疯狂的主意。”海因斯说。

安东等着。那个佝偻着的影子消失在走廊里,一扇门砰然关上,回声不绝。

“我的西班牙家庭女教师,我是说,罗杰,今天到捷克去了,又或者是波兰,我没在认真听他说话。这意味着鸟笼的门开了,我能跑到山坡上唱歌,又或者请新朋友喝一杯。我们可以谈谈,你知道,贸易。”海因斯侧过身,看了一眼大门,走廊仍然空荡荡的,“如果我们现在就走,没有人会发现我们来过。”

说不,他想象中的彼得严厉地说,使劲用拐杖敲打桌腿,拒绝他

自离开莫斯科以来的第一次,安东没有听从这个声音。

——

“鸟屋”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没有窃听器。因为不是安全屋,自然也没有值班特工和街对面看似忙碌,实则负责监视的肉店老板。没有人看见本应出席听证会的贸易助理提前回来了,也没有人看见他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客人。

“帮我个忙,别到客厅里去,好吗?”海因斯摸出两只玻璃杯,“如果你不小心看见了什么本应保密的表格,我可能需要把你勒死,埋在后院里。”

“所有美国人都这么友善,还是说只有你是这样?”

“我们,索科洛夫,复数,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坐下。”

逼仄的厨房里只有一张小方桌和两把不成对的椅子。靠墙放着一张婴儿用的高脚椅,漆成一种欢快的橙色。“来自《邮报》的首席驻外记者和夫人,在这里住了两年,秋千也是他们搭起来的。”

除了栗树层层叠叠的阴影,安东什么也没有看见。他问海因斯是否认识这位记者。

“只认识他迷人的太太,她的丈夫威胁说要是我再踏进这里一步,就用猎枪招呼我。”海因斯把酒杯递给他,“冰块?”

“不,谢谢。”

船正式驶入了危险的陌生水域,安东喝了一口酒,纯粹是为了避免说话,他已经后悔自己问了个蠢问题。酒有种深重的烟熏气味,像咬下一块淋了蜂蜜的焦炭。海因斯倚在桌子旁,观察着他。

“如果你想问我什么,现在就是好时机。”

“你不是邀请我来喝酒的。”

“看,莫斯科来的侦探解开了第一个谜题。”

“这是个糟糕的决定。”

“这是个合理的安排。”海因斯伸手解开他的领带,“这并不代表什么,离开这栋房子之后一切照常。”

仍然是个糟糕的决定。这是安东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是,他的眼睛确实是绿色的

——

安东在伊斯坦布尔的清晨醒来,过了好一会才意识到是什么吵醒了他。电话,桌子右上角。他睡在一叠摊开的档案上,肩膀和脖子感觉像被火车碾过。他拿起听筒。

“水警刚刚捞起了一辆车,长官,”一个尖细的声音说,安东花了几秒才把它和那个留着可笑胡子的使馆雇员对上号,“但牌照被拆了,而且——”

“而且车架编号也被凿掉了?”

短暂的迟疑,“是的,长官。孩子们还需要留在港口吗?”

安东揉了揉鼻梁,“不,让他们走吧。我去拜访一下魔术师。”

他没等对方回答就挂上了电话。

路灯刚刚熄灭,微弱的天光还不足以照亮街道,伊斯坦布尔深陷在一种难以说清楚是属于清晨还是薄暮的灰蓝光线里。风不太友好,安东试了三次才划亮火柴,点上了烟。塔米娅的烟馆在西南方向,二十分钟,如果走过去的话。

他花了十一分钟。

红色粗布帘后面的木门锁上了,安东踩灭烟头,用拳头捶门,直到铁链当啷一响,一张浮肿的脸出现在门缝里为止。在那张脸来得及开口之前,安东踹开了门,踏进散发着刺鼻烟草气味的黑暗里,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安东挣脱了,抓住那只手,用力一拧,尖叫声一路跟着他走上店堂后面的旋梯。

一个肥壮的大个子挡在走廊里,像堵砖墙,枪挂在他松垮垮的腰带上,“现在不是营业时间。”

“我来见塔米娅。”

胖子的手按在枪柄上,“她不接受没有预约的访客。”

“告诉她这是本杰明·里克特。”

“就算你叫凯末尔[6],我也不——”

胖子背后的门开了,他惊讶地回头看着他的女主人,塔米娅看上去就像一副裹在丝绸里的鸟类骸骨,“礼貌点,贾拉,”一只装点着戒指和手镯的爪子冲安东挥了挥,“进来,里克特,我的小火药桶,你快要把整个伊斯坦布尔吵醒了。”

“烟?”门关上之后,塔米娅问,指了指整齐码放在一起的水烟枪。

“我在找海因斯。”

“从来不懂说话的艺术,不是吗,我亲爱的?”

“他来找过你了。”

塔米娅耸耸肩,躺在长沙发上,点了一支烟,手镯互相碰撞,叮当作响,“也许我不出卖朋友。”

“你没有朋友,只要价钱适合,你什么都卖。”

塔米娅盯着他,尖而长的鼻子仿佛鸟喙,“那就开个价。”

“下次你的人在基辅做小小的麻醉剂生意时,卢比扬卡的孩子们会假装看不见,这听起来怎么样?”

烟馆女主人冲他露出笑容,把烟放到唇边,“他应该还没有离开伊斯坦布尔,没有提到什么交通方式,”她呼出烟雾,“试试老艾哈迈迪糟糕透顶的旅馆,也许会在一群毒虫里翻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祝你好运,我的小士兵。”

——

在滞留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小段仿佛无限延长的时间里,莱昂看着海因斯建立了一个——使用“谍报网”这个词无疑是极其不合适的,比起网,那更像是几条松散地泡在水里的绳子。他用巧克力条和零钱逐一买下了那些游荡在大街上的小孩,让这群脏兮兮的小动物留意有谁在打探“麦卡伦先生”和他年轻的侄子。假如听到了什么有趣的风声,也可以告诉“麦卡伦先生”,有机会得到一包饼干,甚至十个里拉的酬劳,取决于他们听到的是什么。铃铛,海因斯这么称呼他们,一旦有一个响起来就该走了。

莱昂从他的角落里抬起头来,“假如它们一直不响?”

“没人在找你,”海因斯回答,“或者,有人用更高的价钱买走了你的铃铛,让它们保持安静。”

“见鬼,就像你做什么都不对一样。”

海因斯从镜框上方看了他一眼,没有评论。莱昂发现他只有在读报纸和清洗枪械的时候会戴眼镜,这让他的脸变得比平常更难读懂。窗帘始终紧闭,在灯泡虚弱的光线里,海因斯鬓角的灰白头发看起来柔和了一些。莱昂无法想象他曾经年轻过,很可能就是这么带着皱纹和枪出生的。

“你杀过人吗?”他脱口而出。

“官方记录说我没有。”

“但事实上?”

海因斯摘下眼镜,放到一边。两把枪躺在写字台上,他拿起那把从塔米娅的保险柜里来的,握住枪管,枪柄朝前,“过来,克里斯滕。”莱昂走到他面前,“拿着。”

莱昂接过枪。

“你懂得怎么用这玩意,对吗?”

“我明白它的原理。”

“你明白它的原理,好极了。”海因斯把发报员的手腕往下压,让枪口指向地板,“不禁让人思考我们的外交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你该把它拿回去,我很可能会射穿自己的脚。”

“你需要有用的建议吗?”

“是的,先生。”

“别打到自己的脚。”

莱昂想笑,或者大声抗议,但敲门声打断了他。就像海因斯和孩子们约好的那样,用力敲两下,再轻轻敲一下。莱昂收起枪,打开了门,站在外面的男孩套着一件像马铃薯麻袋似的罩衫,“我来告诉麦卡伦先生,”他用破碎的俄语说,“有人在找他,就在楼下。”

9.

领事需要他的手帕,但外套挂在门外,手帕塞在左边口袋里。他能感觉到汗水在脖子周围聚集,渗进衣领里。房间里很冷,“就像个地下冷藏室,”许多天之后,等这一切结束,他会这么向副领事帕克描述,“你看,戴维,我坐在大使和米切尔·普利斯科特对面,锤子和鞭子,再没有更合适的绰号了。你记得米切尔吗?中情局的区域调度员,听听这个头衔,戴维,‘调度员’!像是一份巴士上的工作。米切尔盯着我,一点都没有分神。”

米切尔·普利斯科特冲领事微笑,和绰号相反,他看起来亲切极了,有一张诚恳的、传教士般的脸,从眼神到笑容都在鼓励人们把所有秘密都摆到他脚下,随后他会亲自牵着你的手把你送上天堂。领事在桌子下擦了擦布满冷汗的手心,坐直了些,“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说了。”

“当然是的,萨姆,从没怀疑过一秒,”米切尔安抚道,领事在椅子里挪动了一下,只有他的妻子会叫他萨姆,从“鞭子”嘴里听到这名字有种不现实的感觉,仿佛这冷冰冰的房间里应该有另外一个萨姆。“我来做个剧情总结,好吗?确保我们都在说同一件事?”他两手一拍,“第一幕,外勤特工保罗·尼尔森,代号‘乌鸦’,在贝尔格莱德遭到枪击,当场死亡;贝尔格莱德联络员,一位马尔克斯太太,当晚被拘捕,下落不明。转折,本应接应‘乌鸦’的领馆发报员,带着‘货物’逃出南斯拉夫,最后已知地点是伊斯坦布尔。第二幕,我们的好萨姆引入一个新角色,”他看了领事一眼,后者又在椅子里不安地挪动起来,“确切地说,一个旧角色,一个被除名的演员。”

领事看着大使,后者交抱着手臂,盯着桌子中央的玻璃咖啡壶。

“我当时不知道,”领事清了清喉咙,“而且时间——”

米切尔挥了挥手,赶开他有气无力的辩解,“萨姆,好伙计,我并不质疑你的判断力,不过从目前看来,难道你不想我们帮你把这件事从背上卸下来吗?”

不想。领事没敢这么回答。

“有趣的是,你并不讨厌他,”在他后来的陈述里,领事接着对帕克说,“即使米切尔在会议室里把你撕成碎片,你也会告诉自己,可怜的家伙,他只是在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大使说他需要和所有人谈谈,‘所有人’里不包括我,显然。秘书把我带到一个侧厅,我在那里等着,两个小时,然后是五个小时。”

“九点前后,大使邀请我吃晚饭。”

“我们是坐车去的,那种没有显眼标记的外交车辆,第一个左转路口在翻修,我们绕了点路,开往河边。我原本以为我们要去剧院附近,但车过桥之后就停下来了,那里有两盏路灯被砸坏了,阴影里什么都看不见。司机和保镖下了车,大使和我留在后座,你知道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吗,戴维?我在想见鬼,没有晚饭,我他妈的快要饿死了。”

“‘我实话实说,萨姆,你搞砸了’,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普利斯科特要接手这件事’,让你的人停止行动。”

“那不是我的人,我跟他澄清,我甚至没办法联络上他们。”

“‘你知道为什么海因斯是个坏主意吗,萨姆?’他问,我怀疑他根本没听到我刚才说了什么。我当然说我不知道。”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听说过卢克·麦卡伦,我也说没有。”

“‘卢克·麦卡伦是海因斯在波兰的工作名,你必须知道安东·索科洛夫对他做了什么。’大使说,我甚至看不见他的脸,河岸对面的灯都亮起来了,但那辆该死的车里漆黑一片。”

——

海因斯叫他“坏客人”,因为安东总是半夜之后才来,天亮之前就走。海因斯觉得好笑,假如有不怀好意的眼睛在关注他们,那什么时候来敲门其实无关紧要。他的苏维埃朋友总是醒得比他早,在黑暗之中窸窣摸索地上的衣服。

他爬起来,裹着毛毯,推开了窗户,寒风一路从被夜色吞没的山峰上刮来,途中沾上了河水的湿气。太冷了,对九月份而言。他想抽烟,但火柴丢失在黑暗中某处,他不想去找。再过一小时,疲乏的太阳会从雾中浮起。这将是个灰暗寒冷的早晨,换句话说,波恩一切如常。

没有道别,这不是他们关系的一部分。海因斯甚至没有留意到门是什么时候关上的。

安东从波恩消失了超过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发生了三件事,只有一件是意外。星期五早上,罗杰的黑色大众九点刚过就停在门外。中央情报局在波恩的联络站藏在一家肉店里,绕过柜台,往右走进储藏室,从吊在天花板上的冰冻肉牛尸骸之间穿过,推开第二扇门。医生在那里等着他,两个医生,一个量了他的血压和体温,另一个检查他精神上的弹孔——至少他尝试这么做了。文件被盖上了应该盖的章,签上了应该签的名字,宣布他能够继续服役,医生向他表示祝贺,海因斯认为他选错了动词。

狗是个意外,他们都同意这一点。海因斯拿着枪冲进客厅的时候,小狗仍然弓着背,冲安东龇起牙齿。他收起枪,抓住项圈,试图把那只顽固的动物拉开。不是我的狗,他解释,罗杰的儿子捡回来的,他和他的父母对宠物有不同的见解。你想要威士忌吗?你看起来很需要。

安东拒绝了酒精,他脖子上有一道丑陋的伤口,几乎从下巴划到锁骨。海因斯移开目光,假装没有留意到,这不是他们关系的一部分,不管这关系是什么。

她有名字吗?安东蹲下来,黑褐色的杂种小狗仔细地嗅他的手。

海因斯陷进沙发里,承认自己在此之前根本没有留意到这是个“她”,没有名字,狗不会在这里待很久,他不喜欢狗。

我养过一只类似的,安东碰了碰小狗右眼上方的一撮浅褐色毛发,会猎兔子和田鼠,我会走路的时候她已经十岁了,放马的时候尼古拉姨父也会带上这只狗,我们叫她阿尼卡。

“后来?”

“她死在马厩里,没什么征兆,只是老了,那是个很冷的冬天。搭了个柴堆把她烧了,没办法挖开冻土。”

小狗蜷缩起来睡着了。壁钟滴答作响,把沉默衬得更加庞大。安东把大衣丢到沙发上,那上面沾着细小的水珠,在唯一一盏灯下闪闪发亮。外面在下雨,也许是大雪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场了。

海因斯问他是否乐意现在到楼上去。

是的,他很乐意。

而第三件事,是以区域调度员米切尔·普利斯科特的形式出现的。在市政厅对面的咖啡馆里,“鞭子”把至少三块方糖溺死在咖啡里。“康纳,好伙计,”他对着杯子微笑,“你能去一趟华沙吗?”

——

“卢克·麦卡伦在1969年12月2日到达华沙,”大使说得很慢,仿佛在仔细掂量每一个细节,“协助一位苏联情报官叛逃,护送他到使馆里。计划挑不出什么错,普利斯科特和东欧站的人花了整整一年筹划这件事。目标的身份是贸易代表,随同乌克兰商团来和法国人谈判,比水泥还硬的理由,况且这件事表面上也和我们没有牵连。”

领事用手帕擦了擦下巴,“但是?”

“莫斯科派来了一个狙击手。”

“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

他想必是等在屋顶上,后来的弹道分析也确认了这一点。有人泄露了麦卡伦和目标人物的行踪。狙击手应该是最后手段,大使解释道,因为三个克格勃特工首先尝试活捉目标,但麦卡伦射杀了一个,打昏了另外两个。他们开始向大使馆狂奔,狙击手理应早就看到了他们,但出于某种原因,一直等到两人快要到达大门才有所行动。

“目标当场死亡,海因斯幸运一些,使馆警卫声称他中了第二枪之后还能继续往前跑,但是,”大使打了个含糊的手势,“普利斯科特没等他在医院醒来就把他踢进退役名单里,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他。”

“为什么?”

“最常见的理论是他在波恩的时候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和一个克格勃特工频繁接触,专案组从没找到证据,所以从来没有正式定罪,但是你明白他们那一行的气候,被怀疑和被定罪没有什么区别。1970年初我们因为罗杰·坎普尔的事忙得发昏,我相信你听说过这个名字?那个被苏联人击落的倒霉鬼。‘鞭子’放弃追查,把海因斯调到了土耳其,你能猜到他提出要从波恩带走些什么吗,萨姆?”

“不。”

“一只狗,你能想象吗?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外勤都是些荒谬的人。”

是的,领事谨慎地表示同意,他们似乎是这样的

10.

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米切尔·普利斯科特向海因斯复述了罗杰的葬礼。那时候他们坐在“金丝雀喷泉”餐厅最靠近花园的桌子旁,两个探员远远地坐在吧台那边,就是专案组调查期间负责看守海因斯的那两个,海因斯称呼他们蛤蟆和睡鼠,因为他至今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普利斯科特没有看菜单,告诉领班他要“当日特餐,不管它是什么”,谢绝了酒和甜点的提议,因此海因斯猜想这顿午餐是他自己付账的。花园比一张餐巾大不了多少,无花果树投下精心修剪过的阴影,但喷泉正好接住了阳光,颤动的光线触发了隐藏在眼球深处的疼痛,海因斯移开目光。

那是个星期五,普利斯科特说,没说明是多久之前的星期五,也没提地点。一场没有遗体的葬礼,侦察机还没有落地就被炸成碎片,想想看,康纳,它还带着两个副油箱。至少现在苏联人是不能在一堆破烂里琢磨出什么来的,这一切我们当然都没有告诉坎普尔太太。遗孀坚持选了一个超出中情局财政预算的棺木——胡桃木和雕花铆钉,谁会想到有雕花铆钉这种玩意呢——你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拨款吗,康纳?在最坏情况发生的时候,为你们这样的好伙计买一个体面的木盒子?

“不,”他回答,拿起玻璃杯,水里漂浮着一片柠檬,切得那么薄,看上去是半透明的,蛤蟆和睡鼠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我不知道。”

“你们以前是不错的朋友,不是吗?你和罗杰。”

海因斯回答他们只能算作比较常见面的同事,而且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不下二十次了。

普利斯科特并不满意,他是个刚刚偷了一根针的小男孩,不把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刺出血来是不会罢休的。“还有罗杰的小男孩,查理,是吗?可怜的小东西,我都不敢向我老婆提起,我的莉莉安是个很敏感的人,她会花上一个星期为这孩子伤心。你该不会碰巧是这个男孩的教父吧,康纳?”

“不是。”

普利斯科特点点头,海因斯想象他拉开脑海里的六层文件柜,把这个信息放进去,上锁,“有孩子吗,康纳?有人在乡村小路尽头等你吗?”

“不像你那么幸运,先生。”

炖肉送上来了,一盘热气腾腾的暗红色糊状物,普利斯科特小声哼唱着《罗宾逊太太》[7],撕下一块面包。海因斯向蛤蟆和睡鼠的大致方向看了一眼,他们面前各自放着一杯冰水,没有食物。“鞭子”丢弃了葬礼的话题,转而谈论波恩。喷泉把晃动的光线投射到遮阳棚上,三四只麻雀焦躁地上下蹦跳,垂涎面包屑,但又惧怕桌边的巨型生物。

海因斯问他这是不是一场审讯。

“当然是,”普利斯科特皱起眉,仿佛在指责海因斯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提出这个完全正当的问题,“我在做我的工作,决定你要去哪里,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你的敌人。”

海因斯想指出自己正是被“不是敌人”软禁了七个月,但沙拉选在这个时候上桌了,他移开目光,看向花园,等侍应走开。“鞭子”专心致志地用面包刮下盘子边缘的肉汁,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我这份工作,”普利斯科特拍掉手上的碎屑,“让我见识了很多可怜的灵魂,我老婆说这糟糕透顶,我跟她说,‘莉莉安,亲爱的,这些人在打一场看不见的仗,这可是需要勇气和一定程度的愚蠢的。看久了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些共同的特征,我给你分类好了,第一种’”他竖起食指,“‘狂热者,继承父辈衣钵的麦卡锡主义者,像苍蝇一样被战争吸引,等不及要亲手干掉几个苏联佬;第二种,忧郁的爱国者。第三种是投机客,为想象中的牙医保险和退休金而来。第四种,理想主义者,每一个都假装自己早就把心换成了石头,要是你足够小心地接近他们,肯定会发现他们还有颗货真价实的心,敏感得像猫咪’。我问我老婆对这个分类法有什么见解,她说,‘米切尔,你怎么不去写诗呢?’”

他停下来,等海因斯问问题,但后者没有让他如愿。普利斯科特清了清嗓子。

“‘椋鸟’告诉你那天晚上在华沙大使馆门前开枪的是谁了吗?”

椋鸟是东欧联络站的负责人,“不。”海因斯回答。

普利斯科特观察着他,“一位本杰明·里克特先生,你们见过,不是吗?”

“在伯尔尼,就一次。”

普利斯科特揉皱餐巾,放到盘子旁边,侍应以为这是让他过来收拾的信号,但“鞭子”扬手让他走开。“在我下决定之前——”

“无意冒犯,先生,我并不关心你的决定,”海因斯站起来,蛤蟆和睡鼠跟着跳起,像两个被狠拽了一把的牵线木偶,“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去看审讯记录,我敢肯定它已经足够详细。”

也许他的档案会被写上“暴躁、粗鲁而且不合作”,但海因斯离开餐厅的时候只觉得宽慰,仿佛有什么事悬而未决很久,此刻终于有了着落。“看见球滚到哪里去了”,用罗杰的话来说就是这样。大概是出于礼貌,蛤蟆和睡鼠始终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出于同样的礼貌,海因斯假装没有留意到他们。

——

就流放地点而言,伊斯坦布尔绝不是最糟糕的。使馆和与之有牵连的几个可疑的“办事处”暮气沉沉,仿佛这里的人和事都卡在永久的暂存状态里,等待着某个遥不可及的幸运日,被释放出来,领到水草更丰美的牧场去。

一个美国商团在他到任之后第二周到达伊斯坦布尔,这群贩卖轴承的加州人在喝醉酒之后给领事馆打了电话,口齿不清地询问应该去哪里找“夜间娱乐”,海因斯捂住话筒,把问题向值班秘书重复了一遍,然后听到了塔米娅的名字。“最好跟着他们去,盯紧一些,”秘书并没有从报纸上抬起头来,“我是绝对不乐意因为这些蠢货和别的蠢货打架,就半夜到警察局去的。”

是她先接近海因斯的,一只苍白的麻雀,裹在印着棕红色涡旋纹样的长袍里。“和他们是一伙的吗?”她问,指了指喧闹不堪的人群。烟在他眼前蒙了一层绉纱,一盏接触不良的灯一直眨动,像只患病的眼睛。

“是的,”他想了想,“不是。”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思考什么时候才能走。”

“我的意思是,你在伊斯坦布尔干什么?”

“答案是一样的。”

她同情地拍了拍他的手背,问他想不想再要一杯酒,海因斯同意了。三个小时后,等他穿过凌晨的街道回到住处时,才意识到那位裹着彩色棉布的当地掮客应该早就知道了他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狗等在门边,尾巴兴奋地抽打着地板。我们叫她阿尼卡,把她烧了,因为挖不开冻土。酒精把他困在一种疲劳然而清醒的状态里,非但没有帮他入睡,反而带起许多沉渣。深夜的日内瓦机场,候机室大门紧锁,乌灯黑火。停机坪周围荒芜的草地结了冰,原本漆黑一片,午夜过后云层散去,月光把它映成通透的银白色。他们一个在等华盛顿来的审查官,一个在等莫斯科来的贸易代表,像两个机械钟零件一样沿着跑道来回走动,免得冻僵。海因斯忘了安东说了些什么,大概是一个关于情报官员和鼻涕虫的笑话,他们都笑了起来,百分之二十是因为鼻涕虫,百分之八十是因为这个笑话多么无聊。一个光点出现在山脉上方,海因斯碰了碰安东的手臂,来打个赌,大个子,你觉得那是一架麦道,还是图-114

那是架安-24,他们都输给对方五马克,并且发誓永远不再假装自己是民用航空器专家。

他思忖着自己处于普利斯科特的哪个分类条目下。调度员把他踢出了中情局雇员名单,康纳·海因斯现在是个初级领馆雇员,有一份三年期合同和干净的档案,一头被漂白的黑羊。他闭上眼睛,巴特戈德堡的暴雨击打着倾斜的窗户,从花园里拿上来接雨水的镀锌铁桶已经满溢出来了。他只去过安东的阁楼一次,天快亮的时候才冒雨离开,淋得透湿,在打字员惊异的目光下走进办公室。

他终于睡着了,狗守在沙发旁边,右眼上方的一撮浅色毛发就像小小的火焰。

两天之后,一张手写的卡片出现在蓝色信箱里,邀请他再次拜访烟馆。塔米娅崇拜互惠互利原则,海因斯并不反对,他或许有也或许没有参与了几次走私活动,而对方或许有也或许没有替他取得“登山工具”:伪造的护照,非法枪支。

“还有一艘船,”他告诉莱昂,推开窗户,示意他爬出去,“注册在塞浦路斯,船主是希腊人,告诉他你认识麦卡伦先生,而且需要一个下层舱位。它会先停靠佩特雷港,然后再从那里去热那亚。把钥匙带上,在你手上比在我手上安全得多。”

莱昂抱紧了水管,枪柄顶着他的腰侧,“你呢?” 有人在砰砰地踢门,“我会追上来的。”海因斯说,关上了窗。


[1] Bonn,1949-1990年间为联邦德国首都

[2] 代指位于卢比扬卡(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总部

[3] Bad Godesberg,位于波恩近郊,1949-1990年间大多数外国驻德使领馆均设在此

[4] Beirut,黎巴嫩首都

[5] Tripoli,黎巴嫩北部城市

[6] 土耳其国父

[7] Simon & Garfunkel双人组合的作品,《毕业生》插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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