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老艾哈迈迪糟糕透顶的旅馆”正式的名称是河景旅馆，虽然周围既没有河，更没有值得一谈的景致。大门原本该在的地方只剩下两道蚀进墙壁的钉痕，走廊是个漆黑的洞穴，散发着垃圾腐坏的酸臭味。一个男孩蹲在唯一亮着灯的房间前，套着脏兮兮的罩衫，像只瘦弱的老鼠。安东踩上了碎玻璃，咔嚓一响，陷在一堆坐垫里的胖门房并没有抬起头，“二十里拉一晚，先付钱再拿钥匙。”
“我在找人。”
门房的目光短暂地从色情杂志上挪开，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找不到任何表明他是警察的蛛丝马迹，“滚。”
“我在找的住客很可能称呼自己‘麦卡伦’或者‘亚历克斯’，应该还带着一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有印象吗？”
“没见过这样的人。”
门口又传来碎玻璃的响动，穿着罩衫的男孩跑上楼去，把木楼梯踩得咚咚作响。安东关上门，走近了沙发。察觉到什么不对，门房像头肥胖的海象一样在坐垫里扭动，试图站起来。安东对着他的脸来了一拳，他摔下沙发，撞翻了茶几，滚到污渍斑斑的地毯上。
“现在有印象了吗？”
带血的唾沫流到胖门房的下巴上，是的，他记起来了，确实有那么一位先生，付了三倍价钱，叮嘱他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一个字。河景旅馆接待过不少这种鬼祟的客人，因此麦卡伦先生并没有特别引起门房的注意。是的，一起来的还有麦卡伦先生的侄子，他们在三楼，不，先生，我们这里没有房号，三楼走廊，从左边数起第五个房间。
穿罩衫的男孩不见踪影，也许这里有别的出口。楼梯和走廊散发出强烈的霉味，不管他多么小心，受潮的木板还是在鞋底嘎吱作响。争吵声穿透墙壁，一个孩子在某处高声哭嚎。安东攥紧了枪柄，手心湿漉漉的，仿佛这是他第一次出外勤。那时候他二十二岁，刚刚离开列宁格勒到莫斯科来。任务本身相当直观，到这个地址去，爬一道围栏，撬开这个和那个档案柜，把这些和那些文件拍下来。他拿相机的手很稳，冷汗却浸湿了后背。
门卡住了，安东不得不踢了两次，举起那把托卡列夫33。然而他要找的人手上并没有武器，枪放在写字台上，太远了，海因斯也没有靠近它的意思。浴室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海因斯向他走近一步，停住了，离枪口不到半米，“塔米娅把我卖给你了，是吗？”
安东假装没有听到，“钥匙在哪里？”
“我不知道。”
“那个发报员？”
“你可以继续问五个小时，我还是不知道。”
“我没有时间玩游戏。”
“没人说过这是个游戏。”
“告诉我那个男孩在哪里，我并不想——”
“不想对我开枪？”海因斯看着他，“帮我个忙，这次瞄准一些。”
他仍然没有放下枪，这个姿态此刻显得异常愚蠢，一个空洞的威胁。
“‘索科洛夫有一种拳击选手的沉默，易怒，但并不鲁莽行事’，”海因斯说，“这是我交给波恩小乐团的第一份报告，关于你。他们很喜欢，说读起来就像报纸每周末刊登的连载犯罪小说。罗杰更关心你有没有被策反的可能，我告诉他，算了，我还不如去劝说花园里的栗树叛逃。”
他还是没有回答。海因斯又走近了一步。
“一个问题，安东。”
看在上帝份上，别提华沙。
“你知道那是我，在华沙。”
这不算是个问题。他不知道他能回答什么，我别无选择，或者我很抱歉，也可能是不，我并不抱歉，这就是我们所有错误决定的累加结果。“是的。”他放下枪，移开目光，“他们说你死了。”
我不能继续打猎了，从华沙回来之后，他告诉彼得，我需要点时间。彼得问这是不是和早前去世的奥尔加姨妈有关，无意中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借口。是的，彼得，我想回列宁格勒，是的，为了亲爱的奥尔加姨妈，我想亲眼看看她的坟墓。安东在一个冰冷的二月早晨回到了农场，没有到房子里去，独自一人穿过霜冻的田野，走向沼泽和远处被冻雾笼罩的森林。我杀了他，他告诉奥尔加姨妈，墓碑沉默无语。
彼得给了他一个月，安东五天之后就回到了莫斯科，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没有角色需要扮演。
海因斯没有再说什么。安东又看见了他们之间的那堵墙，那上面偶尔会出现些裂缝，允许他们看对方一眼，然而当他们之中哪一个想靠近的时候又把他们推回去。他想碰碰海因斯，确认他活着，但就像许多个波恩的夜晚那样，他今天也无法跨过那堵墙。
“走。”安东说。
海因斯看着他，皱起眉。
“我追踪斯特拉斯堡的发报员到这里，发现他并不是独自一人，短暂的驳火，”安东往墙上开了两枪，巨大的声响惊起了尖叫和混乱的脚步声，“他们逃往不同的方向，我继续追发报员，顾不上另外一个。”
海因斯不需要更多解释了，安东看着他迟疑地走了几步，然后像惊醒一样跑了起来，消失在走廊尽头。没有谢谢，也没有再见，因为这也不是他们关系的一部分。脏兮兮的阳光照亮了空房间，卢比扬卡的孩子原本靠在墙上，随后滑到满是灰尘的地板上，闭上眼睛。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你看你干了什么。
——
听见枪响的时候，人们仰头四处打量，寻找枪声的来源，不安地互相推挤。莱昂艰难地在人群里穿行，往旅店的大致方向挪动，半途又改变了主意，挤出了小巷，继续往码头跑去。你帮不上忙，不如赶快离开。
没有克格勃杀手从人群里冒出来追赶他，但安全起见，莱昂还是在靠近港口的一间简陋咖啡摊里等到傍晚。那是个四处漏风的棚子，带缺口的杯子上有擦不掉的棕色污渍。莱昂把自己藏在发黄的塑料防水布后面，每隔几分钟就紧张不安地看一眼通往码头的路。
海因斯死了，一个细小的声音在他脑海里说，不然早就该出现了。一群码头搬运工爆发出粗野的大笑，把莱昂吓了一跳。一辆货车驶上匝道，轮子把碎石碾得喀喀作响，它拐了个弯，往仓库区去了。再等十分钟，他安慰自己，把手探进口袋里，握住那个小木盒。
路灯逐一亮起的时候，他终于离开了咖啡摊，在仓库和集装箱的阴影里走向海关办公室。最后一个开着灯的柜台正要关闭，但在莱昂摸出钞票的时候殷勤地重新营业了。注册在塞浦路斯的货船有十几艘，其中两艘的船主都是希腊人，但只有派翠西亚号目前停靠在伊斯坦布尔。
莱昂问他派翠西亚号在哪个码头，关员板起脸，开始怀疑他的动机，要求他出示证件，在莱昂递给他第二张钞票的时候迅速遗忘了证件的事。五十五号码头，他告诉莱昂，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先生？
暂时没有了，谢谢。
派翠西亚号的跳板只有五十公分宽，黑色的海水拍打着水泥，发出令人不安的哗啦声。莱昂快步跑过跳板，甲板上空无一人，引擎室里亮着灯，他循着灯光走去，敲了敲钢制舱门。
他打断了一个牌局，四个水手围坐在一个木箱旁边，木箱上堆着酒瓶、油腻腻的扑克牌和一盘只剩下碎渣的烤肉。莱昂清了清喉咙，询问应该去哪里找船长。一个蓄着络腮胡的男人问他有何贵干。
“我是麦卡伦先生的朋友，卢克·麦卡伦，我需要一个下层舱位。”
“那你叫什么名字？”
“泰勒。”
“跟我来。”
他们离开引擎室，顺着一道焊接在墙上的铁梯爬入货船昏暗的腹部。头上的管道时不时发出嘶嘶声，狭窄的过道散发出机油和脏衣服的气味。络腮胡掏出一串钥匙，就着微弱的灯光找了半天，打开了舱门。“你的船舱。”他冲一张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单人床扬了扬手，“我们明天出发。不是免费航程，你要工作，厨房，甲板，能用得上你的地方，听懂了？”
莱昂保证自己听懂了，并礼貌地问对方的名字。
“你会叫我‘船长’。”络腮胡说，把钥匙拆下来，塞进他手里，转身走了，靴子踏在钢板上，咣咣作响。
莱昂原地站了一会，把灯打开，又关上，爬到床上蜷缩起来。他不记得自己曾经睡着过，但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引擎在船舱深处隆隆运转，阳光被舷窗切割成一块椭圆形的光斑。他坐起来，凑到舷窗旁边，伊斯坦布尔已经消失了，只剩下茫茫无尽的大海，在毫无遮蔽的蓝天下闪闪发亮。
12.
他挣扎着扮演“泰勒”，常常忘记自己的新角色，大副叫他好几声才反应过来。水手们一开始对他视而不见，但扑克牌提供的娱乐终究是有限的，很快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向新来的乘客。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莱昂反刍着自己匆忙编织的故事，用凭空捏造的细节填满坑洞和裂缝，祈祷它们的破绽并不那么明显。他思忖着海因斯是怎么做到的，像马戏团杂耍演员那样轮流抛掷三四个身份，稳稳地接住每一个，也许是练习。
他每天早上在厨房里工作，削马铃薯皮，洗刷水槽里的脏碗碟。厨房的前后两扇门总是开着，但即使是海风也吹不走那种渗透一切的古怪气味，闻起来像发酸的牛奶。厨师是个法国人，祖辈都是圣米歇尔湾的养蚝人，直到那些拥有大型加工厂和货车车队的水产公司把他们赶出了这个行当。“不想在工场里给巴黎人清洗蚝壳，”他有一张渔夫的脸，粗糙，凿着布列塔尼半岛多变天气的刻度，当他和莱昂说起像瘤子一样长在海边的加工厂时，脸就会皱起来，好像吞下了一整个柠檬，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危机都是巴黎人造成的，“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里工作，他们本来是可以拥有一个养蚝场的。”他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烟，“等我回去之后。”
对话往往在这里终止，他从来没有说过回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会单枪匹马地把加工厂砸碎，也许会和其他人一样在那里找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记者，是吗，泰勒？”他问，“这会是个好故事吗？你会写我的故事吗？”
“是的，”莱昂把马铃薯皮倒进垃圾桶里，“很不错，洛朗。”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大概是他十二三岁的时候，莱昂幻想着离开农场，沿着铁路走向西海岸，就像他在漫画里看到过的那样。画面里的天空永远辽阔，午夜的火车车厢里永远有善良的陌生人和温暖的煤油灯。漫画都是弗兰克舅舅带回来的，“流浪汉弗兰克”，父亲这么称呼他，但从来不敢在母亲面前这么说。这位卫理公会牧师和他那辆撞得坑坑洼洼的福特雷鸟总是在路上，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重新出现，又迅速消失。莱昂在谷仓后面的橡树下翻来覆去地看这些漫画，它们给了他一种错误的印象，仿佛旅途本身是一种积分游戏，路标清晰，奖赏明确，只要主角走得足够远，问题全都会神秘地自行解决。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旅途，莱昂想，双手撑着钢制水槽，防备着下一次呕吐。派翠西亚号在斯基罗斯岛东南二十海里的风暴里颠簸，水手们用西班牙语互相呼喊，大浪拍打着舷窗，发出令人不安的轰鸣。墙壁仿佛在他周围晃动，莱昂抓紧了水槽边缘，闭着眼睛，看在上帝份上，我只是个发报员。
他时不时梦见木工商店前的狭长街道，出于某种蛮横的潜意识逻辑，他不能离开乌鸦的无头尸体，雪下得很大，如果仔细去看就会变成半透明的灰烬，天空泛出一种病态的猩红。脚步声清晰可闻，但除了变幻莫测的影子，他什么都没有看见。莱昂冷汗淋漓地在货船的小舱室里醒来，伸手去摸用胶带粘在床板背面的枪，确认它的存在。
假如他曾经希望过海因斯会奇迹般地在希腊等他，那这希望也在派翠西亚号到达佩特雷港的时候彻底破灭了。货船会在这里停泊一周，船长告诉他，如果他想到岸上去“看一看”，没有人会阻止他的。莱昂现在最不想做的就是在陌生城市里游荡，因此留在了船上，参与水手们没完没了的牌局，从洛朗手里赢来了半瓶白兰地，下一盘就把它输给了轮机长，水手们哄然大笑，有人使劲拍莱昂的后背。他们不是你的朋友，是泰勒的，他脑海里的细小声音提醒道，海因斯不会再出现了，你只能靠自己。
也许他在热那亚，莱昂和那个声音争辩道，不能太早下结论。
蠢小子，那个听起来很像母亲的声音叹息道。
——
普利斯科特已经十五分钟没有说过话了。
这十五分钟是从电报送进来之后算起的，一张普通的纸片，攥在秘书手里，像只逃不掉的幼鸟。“鞭子”看完之后划了根火柴把它点着，继而用燃烧的纸片点燃了香烟，大概是为了增加戏剧性，普利斯科特热爱戏剧性。办公室没有窗户，通风管嗡嗡作响，空气闻起来像陈旧的马尼拉纸文件袋。桌子上摆了四部电话，传言说其中一部直通兰利，领事想知道是哪一部。他在座位里挪动了一下，掏出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额头。
“不舒服吗，萨姆？”
“不是。”
“你一直。”区域调度员做了一个擦拭额头的动作。
“只是个习惯动作。”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习惯？”
“不知道，活跃的新陈代谢，我猜。”
“压力，”普利斯科特用拿着烟的手点了一下桌子，像是要把这个单词钉到上面，“外交官和赌徒的区别只在于赌注，你们要价更高，而且要靠无线电来告诉你轮盘转出了什么颜色和数字。”
“这我可不太确定，米切尔。”
普利斯科特又不说话了，专心致志地抽着烟。领事思忖着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还不能回斯特拉斯堡。每次他踏出大使馆分配的临时寓所，总会有假殷勤的“助理”用种种理由请他回去，假如领事坚持外出，那么“助理”会很乐意全程陪同。领事不能确定这群小豺狗听的是谁的指令，中情局还是大使馆的，恐怕没什么区别。
“鞭子”摁熄了烟头。“土耳其那边有些有趣的消息，萨姆，一家藏污纳垢的小旅馆发生了没有受害者的枪击案，你得注意，在这种旅馆里，枪击不是最令人震惊的，没有尸体这个事实才是。一般而言我们不会留意到这种小争执，但鉴于我们正在‘打猎’，当地联络处还是派人盘问了门房，你能想象他们发现了什么吗？”
不，领事温顺地回答，他不能想象。
“他们接待过一位麦卡伦先生，还有他年轻的侄子。”
领事又想用手帕擦脸，但这次他忍住了。
“你已经猜到了，传出枪声的自然是麦卡伦先生的客房，我接着得问合理的问题，不是吗，‘克里斯滕在哪里’，‘见鬼的海因斯在哪里’，还有最重要的，‘他妈的钥匙在哪里’，完全合理的问题，不是吗？‘我不知道，长官’，我的探员们翻来覆去只会说这一句话，‘我不知道，长官’，我还不如养一笼鹦鹉。”他又点了一支烟，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领事的视线紧跟着他，就像人们本能地盯紧一条眼镜蛇那样，“‘我给你们想了一个新办法’，我告诉他们，‘既然你们自己嗅不出猎物，那就跟在克格勃屁股后面跑，从今天开始，盯着索科洛夫，七天二十四小时，电话记录，照片记录，一整套流程，直到他把你们引到海因斯和克里斯滕那里’。”
领事舔了舔嘴唇，它们在经过过滤的干燥空气中皲裂，“然后？”
“然后我们让索科洛夫消失，把我们的男孩带回来。”
“这也许不是个好主意，他毕竟是苏联使馆雇员，这会引起——”
“这不是你该担心的部分，萨姆，我们有不下五十种方法把谋杀布置成意外，相信我，这是我们的众多特长之一。”他忽然靠近了领事，后者下意识地后仰，试图拉开距离，“要是你一开始就把这件事交给大人们处理，你今天就能舒舒服服地待在斯特拉斯堡，消磨你平庸的外交生涯。我之所以把这一切告诉你，是因为你在这件事结束之前都不能离开巴黎，我会盯紧你的。”
你没有这个权力，领事想这么抗议，但就像以往许多次一样，不敢开口。
13.
伊斯坦布尔的子午线酒店，在十年前要是自称本地最佳，不会收到任何异议。经理赌咒发誓他们接待过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政要，而且他们都对顶楼客房赞不绝口。在三次易手和一次翻修之后，今天的子午线酒店看上去依然令人愉悦，不过这是一种类似旧毯子的愉悦，那些习惯它的人不愿舍弃，另外一些人不愿意多看它一眼。这种酒店——以及它那显出疲态的庞大舞厅，式样陈旧的吊灯和灰暗的天顶画——不管是开在卢旺达、贝鲁特、布拉格还是伊斯坦布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情报机构的附生物聚集在大堂酒吧里，就像冬日的鸟儿聚集在电线上，披着鲜艳的羽毛：外国通讯记者，贸易特使，还有其他拗口的头衔。
门童是新来的，第一次见识酒店举行宴会的盛况，但为了不被资历更深的同事嘲笑，他假装毫不在意，甚至有些厌倦，仿佛已经见三十种比这隆重得多的排场。再过四个小时，警察前来盘问的时候，门童会扭着双手，小声说他真的不知道嫌犯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来往的人太多了，先生，您总不能指望我记住每一张脸吧。他说的是实话，这一整晚，他只是勤恳地做着本职工作，开关车门，搬运宾客的行李，捡起不慎落在地上的钥匙、唇膏、玩偶和襟花。
公平而论，子午线酒店里没有一个人留意到嫌疑犯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即使留意到了，也没有多想。像这样繁忙的夜晚，酒店时常雇佣按小时计薪的临时员工过来顶班，许多不该开的门都开着，以便让菜肴和饮品更迅速地流转。警察很快得出结论，嫌犯是从洗衣房进来的，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被打昏的洗衣工，一套西装不翼而飞，这套西装属于住在八楼的一位奥地利眼科医生，但相比起今晚被盗的其他财物，这套衣服算不上什么。警察自然而然地继续推断，这位把赃物穿到身上的嫌犯大约在九点到九点半之间混入宴会之中，那时候议长冗长的演说刚刚结束，香槟像水一样流淌，社交动物们开始互相嗅闻。十点左右，经理往警察局打了第一个焦虑的电话，不到五分钟之后打了第二个。至少九位沮丧的宾客要求警察“用最快速度”找回他们丢失的钱包和珠宝，否则就要找这个或那个政府要员，让官僚主义的怒火降临在警察头上了。他们都承认和一位陌生的银行家谈过话，没有察觉异常，至少当时没有。
这位银行家，焦头烂额的警官询问，他有名字吗？
六个受害人说不记得，另外三个说，亚历克斯。
几轮令人疲惫的盘问下来，警察勉强凑到了一把碎片，这位亚历克斯，没有姓氏，很可能是瑞士人，深色头发，应该是棕色或者黑色，如果仔细回忆的话，也可能是非常暗的金色。身高分别是“不记得”、“不清楚”和“大概比我高一些”。绿色眼睛，这是宾客们能够达成共识的一点。他说的是一种带有法语口音的德语，又或者是带有德国口音的俄语，不，警官，他不会说土耳其语。
这样的一个人，警察们继续盘问门童，你见过吗？
安拉在上，门童坐直了些，把汗淋淋的手心搓在一起，他确实见过这个人，这位亚历克斯从旋转门里出来时，门童以为他是个需要新鲜空气的宾客，于是上前问他是不是要找子午线酒店著名的花园，如果是的话，前面左转，从小路过去。但亚历克斯摇摇头，把停车票递给他，请他把车开过来。
你相信他了？警察不耐烦地追问，没有想过一秒这张停车票可能是偷来的？
当然不，门童提高了声音，一种突如其来的怒火让他耳朵发烫，我们怎么敢质疑一个住客，尤其是当他还穿着昂贵西装的时候？
无论如何，损害已经造成了，议长心爱的座驾就这样被可鄙的小偷在所有人眼皮底下开走了。酒店犹如被踢翻的蜂窝，经理一脸凝重，在参加一个想象中的葬礼，死者是他自己的职业生涯。酒店的实际持股人也被从床上吵起来，匆匆赶到，四处扑灭晚宴宾客们间歇喷发的怒火。门童午夜之后才回到他的岗位上，挺直背，肃立在子午线酒店的旋转门旁，守着它最后的尊严。
——
差不多就在第一批警察到达子午线酒店的时候，亚历克斯，又或者用他更喜欢的名字，海因斯，把偷来的捷豹停到一座乌灯黑火的犹太教堂后面。
这是加拉太区一个暮气沉沉的小角落，被打碎的街灯没有及时维修，留下许多深坑般的阴影。土耳其的犹太人口早在四十年前就开始缓慢而稳定地流失，这些涓流在战后变成了洪水，涌入新生的以色列，街上这些大门紧锁的空房子就是潮水退去之后遗留下来的浮木和贝壳。海因斯拉开仪表板旁边的小置物箱，里面有一双手套、一个手电筒和几颗薄荷糖。他下了车，打开行李箱，借着电筒的光线寻找工具袋。
他选了一辆停在教堂后门栏杆旁边的红色小车，它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移动过了，一个前轮漏了气，车窗上的灰尘被雨水多次冲刷，又多次重新聚集，呈现出一种层叠的纹路。他拆掉车牌，换到捷豹上，他真的该偷一辆没那么显眼的，不过这种拙劣的障眼法应该足够对付伊斯坦布尔警察。他思忖着如果父亲看到他此刻在做什么，会有什么感想。父亲想要的是政客，得到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外交官和业余偷车贼。海因斯回到车里，解开领结，就这么坐了一会。他现在有权退出游戏了，往西北去，消失在动荡不安的捷克斯诺伐克，换一个名字，再没有国务院、中情局和安东·索科洛夫。
他允许自己在这画面里沉浸了几秒，然后发动了汽车。他和热那亚之间还隔着超过一千七百公里的山地、平原和狭长海洋。
——
在负责监视的两个日班探员看来，这个苏联领馆雇员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无趣的目标，甚至超过了他们去年夏天在安卡拉盯梢过的社会学教授。A. A. 索科洛夫，档案上这么写，受雇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再往下几行，跳过毫无用处的外交通讯录摘抄，还有人用绿色墨水装模作样地标注了一句极度危险。
然而索科洛夫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极度危险”的地方，以这两位探员的经验看来，“极度危险”的目标们往往平凡无奇，仿佛这是他们天生的伪装。两位探员都同意，索科洛夫看起来比照片要憔悴得多，这档案想必很久没有更新过了。他的生活如此规律，就像在跟踪一个钟摆：六点半从公寓里出来，不论晴雨都穿着满是折痕的旧风衣，从不打伞。六点四十五到五十之间到达领事馆，和门卫打招呼，消失，直到下午六点半才会重新出现，返回公寓。探员们的小货车停在街角，车门和货厢都漆着土耳其邮政的标记，每隔一小时移动一次，缓缓绕着领馆转出一道不怎么规整的圆形轨迹。晚上会有另一辆车来接班，屏息静气地缩在路边的阴影里，像某种长有复眼的昆虫，盯着那个挂着棕色窗帘的窗户。
只有三次例外，第一次是参加大使馆举办的小型交响乐会，探员们紧跟着他，在安卡拉待了两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索科洛夫对音乐会的态度和其他外交人员一样，既不显得厌倦，也不显得过分感兴趣；第二次是烟馆，其中一个探员换下了邮递员肥大的外套，穿上油渍斑斑的工装裤和衬衫，跟了进去，像任何一个好穆斯林那样点了苹果汁。他和索科洛夫之间只隔了两张椅子，假如有接头人出现，探员也能看清楚这个人的长相，然而索科洛夫只是买了一杯伏特加，和酒保说了两句无关紧要的话，把酒喝完，离开了这个烟雾弥漫的史前洞穴。第三次是港口，日班探员们看着他走进海关办公室，十分钟不到就出来了，径直返回领事馆，他们尽职尽责地拍了些照片，与其说发现了什么线索，还不如说是为了向普利斯科特交差。
事态急剧恶化的那天和别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日班探员像以往一样把邮政小货车开到索科洛夫的公寓对面，夜班探员的车还在原处，一动不动，这不太对劲，他们理应立即离开。两位日班探员对视了一眼，决定再等两分钟。
十分钟过去了，索科洛夫并没有如常从公寓里出现，车也依然僵在原处。日班探员们下了车，小心翼翼地接近那辆小小的阿尔法罗密欧。
车里空无一人，方向盘和皮座椅上沾着血迹，挡泥板和人行道上也有。两个探员像西班牙水猎犬一样循着血迹找去，在小巷里发现了他们不幸的同僚，两个都昏迷不醒，双手绑在背后。
没有人想回忆接下来的混乱，本地中情局联络站的负责人被叫来了，一封加密电报也送到大使手里，打电话给警察局里的朋友，那个朋友再打给另外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再打给海关里的朋友，又被转接给机场的朋友。询问从昨日凌晨到今早六点之间所有出港航班，询问可能的目击者，询问不耐烦的塔台调度员。
“一架注册在波兰的飞机，”调度员的回答混杂着电流噪声，“凌晨两点起飞，只有一个乘客。”
“目的地？”探员们追问。
“热那亚。”
“意大利的热那亚？”一个探员反问，几乎喊叫起来，好像暗自希望土耳其境内偷偷藏着一个热那亚似的。
“当然是意大利的热那亚，先生。”
探员们挂上电话，开始激烈争辩谁应该去面对普利斯科特的怒火。
14.
派翠西亚号缓缓靠近热那亚的圆形港口。
先出现的是山丘，在一月份里，它显现出一种冷漠的棕褐色。假如这是个没有风的晴天，人们能看见烟从隐藏在枯树里的房屋里袅袅升起，装点干燥无云的天空，但今天不是这样的日子。今天潮湿而晦暗，深冬的灰色云层悬垂在海面上，像湿透的舞台幕布。接着出现的是防波堤，从这里开始，水手们已经可以闻到海港的气味，垃圾，人群，湿木头，淤泥和泄漏的柴油。当派翠西亚号放下船锚的时候，残余的日光彻底消失了，热那亚显露出她深浅不一的阴影，被海风吹得发黑的建筑外立面，乞丐和妓女，目光呆滞的搬运工。没有人留意从货船上下来的年轻人。
“美国人。”关员瞥了他一眼，粗短泛红的手指一页页地翻着护照。
莱昂不确定这是问句还是陈述句，于是露出他能力范围内最殷勤的笑容，点了点头。关员用意大利语问了句什么，冲莱昂的黑色帆布包扬了扬下巴，美国人四处张望了一下，才把目光转到上述帆布包上，“抱歉，我不会意大利语。”
关员转过头，冲身后的办公室喊叫了一句什么，也许是个名字，里面有人大声回答，每个单词都像一颗飞溅的碎石。胖墩墩的海关官员转了回来，换上了一种黏稠的英语，“这是全部行李？”
“是的。”外套应该刚好能遮住枪柄，莱昂祈祷它能。
“打开。”关员甩出一个词，双手做了个拉扯的动作。
莱昂打开布包，按照关员的指示一一取出里面的物件，钱包，揉皱的票据，铅笔，线圈便笺本，一条卷起来的围巾，一个没有装饰的小木盒。关员伸手拿起木盒，晃了晃，它发出喀嗒喀嗒的声音。
“别碰它。”莱昂脱口而出。
关员眯起眼睛，额头堆起层层皱褶，“为什么，霍普先生？”
“这是，”他结巴起来，于是清了清喉咙，“我不想看见它。这是我祖母的订婚戒指，两年前我把它送给我的未婚妻，一个在克里特岛出生的姑娘，先生，我是个外国通讯记者，经常旅行，过于经常了，在她看来。”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关员的脸色，“一个月前她把戒指还给我了。我不想再看到它，我还没准备好。”
“为什么来热那亚？”
“我不知道，我只想离开希腊，选了最早开出的一班船。”
对方的脸色柔和下来，“她叫什么名字？”
莱昂一把抓住跳进脑海的第一个名字，“安娜。”
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关员摸了摸心口，表示同意。他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那不勒斯姑娘，愿意把心和眼睛一起挖出来送给她。当地会计师的小女儿，世界上最迷人的姑娘，非常虔诚，每年圣诞节在施粥棚做义工，唯一的问题是她和一个推销员结婚了。关员把木盒还给他，“你可以走了，霍普先生。”
莱昂用上了所有的意志力才没有撒腿狂奔。
广场静默而空旷，喷泉排干了水，只剩一堆灰暗的花岗岩，池底堆着风干的泥和被风刮来的落叶。“麦卡伦先生以前来过热那亚吗？”他问过船长，那时候货船离港口只剩一天航程。
“两三次。”
“他提到过热那亚的朋友吗？”莱昂追问，跟着他走进引擎室。
“麦卡伦不谈论自己。”船长潦草地在一本缺了封面的笔记上写着什么，当他不耐烦的时候，口音就特别模糊，“不过他每次都会去同一家酒吧，跟他去过一次，每个人都在打桌球，我不喜欢桌球。”
“酒吧叫什么名字？”
叫“船锚与猎狗”，关着门，挂在把手上的木牌宣布这家爱尔兰酒吧晚上十点才开始营业。莱昂坐在喷泉冰冷的石头基座上，抱紧了帆布袋。一群醉鬼拐过街角，脚步踉跄，声嘶力竭地唱着歌。
他就是这个时候留意到另一个人的，在一家打烊的餐厅前面，几乎和门洞的阴影融在一起。莱昂一开始以为那是个孩子，当那人站起来的时候，这个错觉就消失了。他矮而消瘦，似乎营养不良，树枝般的四肢给人一种昆虫的印象。他攥着一顶绒线帽，察觉到莱昂的目光之后，陌生人把帽子套到头发稀疏的脑袋上，走开了，双手插在裤袋里。
莱昂快步离开了广场——这地方忽然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狩猎场——钻进狭窄的小巷里，时不时回头看一眼空荡荡的街道。没有人跟上来，他继续往前跑了一会才停下，靠在石墙上喘气。
微弱的小提琴声，来自远处一扇打开的窗户。一只狗吠叫起来，两个人在悄声交谈，听不出来自什么地方，声音在石墙之间回荡，一个女人在笑，门砰然关上。脚步声，逐渐靠近。
莱昂看着一个影子走到路灯下。
他在贝尔格莱德见过这个人，同样的风衣，同样的黑色手套。莱昂下意识地转身逃跑，但那个戴着绒线帽的矮个子悄无声息地出现，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非常难找，克里斯滕先生。”苏联人说，用的是一种棱角分明的英语，莱昂能看见他手里金属枪管的微弱反光，“我相信我们还没有互相介绍过，我叫索科洛夫。”
发报员想起了武器，但索科洛夫比他快得多，枪柄重重地砸中了他的脑袋，莱昂在摔倒之前就已经昏过去了。
——
天亮之后不久，一辆溅满泥点的黑色汽车在“船锚与猎狗”酒吧前停下。
酒吧的主人，一位亚瑟·格里夫斯先生——五十二岁，整个脑袋只有耳朵旁边还有些稀疏的白发——在二楼窗户旁看着这辆汽车。司机没有走向大门，而是绕了路，按响了侧门的门铃。格里夫斯松手让窗帘落回原处，看着围在电话旁边的两个探员。
“是海因斯。”
“谁是海因斯？”年轻一些的那个问。
“下去开门。”年长的那个简洁地说。
他没有阐明谁该下去开门，年轻的探员和格里夫斯面面相觑了一会，后者先动身了。木楼梯在他的室内软拖鞋下嘎吱作响，厨房还残留着烤肉和发酵麦芽的气味，格里夫斯拨开两个插销，拉开了门。不速之客冲他露出笑容，看起来已经好几天没刮胡子了。
“早上好，亚瑟。”
酒吧老板侧过身让他进来，重新锁上门，把插销推回原处。“并不是说我不乐意见到你，”他开口，“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鞭子’把你——”
“是的。”海因斯脱掉外套，搭在手臂上，大步穿过厨房，“有人在楼上吗？”
格里夫斯匆匆跟上，拖鞋在瓷砖上打滑，“两个从罗马来的蠢货，凌晨到的，普利斯科特的人，不是使馆的。”
“我需要你帮忙，我在找一个男孩。”
“他们也是。”
“看在上帝份上。”
“还有一个克格勃，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把他跟丢了。”
海因斯猛地停下脚步，木楼梯叽嘎一响，格里夫斯差点撞上他，“一个克格勃？”
“差点把负责监视的特工打死，我听说，抢先一步到这里来了，只比楼上那两个早几个小时。那个男孩比他们都早，十三个小时前过了海关。普利斯科特在和意大利人跳探戈，一团糟，SID[1]非常不高兴。而你，”格里夫斯喘了口气，“你是怎么回事？我听过三十个版本的流言，有人说你回来了，另外一些说你叛变了。”
“我们以后再谈这个，亚瑟。”
海因斯跨过最后几级楼梯，推开门，两个探员都站了起来，年长的那个抬起手又放下来，似乎想去摸枪，半途又改变了主意。“把你们知道的都告诉我。”海因斯开口。
年轻的探员本能地对指令作出反应，“有些初步的线索指出克里斯滕可能在苏联人手里，波恩站截获了一些电报，还在破译，不过莫斯科——”
“闭嘴。”他年长的同僚打断了他，年轻人瑟缩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这是我们的案子。我相信海因斯需要赶回伊斯坦布尔，做他的本职工作，而不是把手伸到别人的任务里。”
“你连自己的手指在哪里都找不到，韦斯，更别提找一个人了。”海因斯转向格里夫斯，后者仍然站在门口，像只犹豫不决的土拔鼠，“‘教授’还活着吗？那个码头流浪汉？”
“是的，上星期来这里讨要了一个鲣鱼三文治。”
“去和他谈谈，多给他几个里拉，让他留意我们的男孩。至于你，”海因斯指了指年轻的探员，后者站直了些，“盯着飞机和火车，尤其是那些去法国和德国的，先往西再往东，索科洛夫的路线常常是这样。”
韦斯抓住他的手肘，“你不能在这里发号施令。”
“你可以打电话向普利斯科特抱怨，叫他多派几只小狗来把我赶走。”海因斯挣脱了他的手，“在此之前，这里我说了算。”
15.
那是个很小的房间，滞闷，有一种潮湿的矿物气味。窗户用砖头封死了，又或者这是个地下室，本来就没有窗户，莱昂不知道哪个可能性更糟糕一些。他的手被铐在背后，疼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已经麻木了，头上被枪柄砸过的地方还是隐隐作痛。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灯，正对着莱昂的脸。当审讯者说话的时候，那声音仿佛来自眩目的光线中央。
“你希望我把手铐解开吗？”
还是那种棱角分明的口音，仿佛每个辅音都用剃刀削尖了，问得很仔细，甚至有些担忧，莱昂几乎要相信他真的关心自己的意见。为了躲开刺眼的灯光，莱昂只能盯着地面。阴影移动起来，他与其说看到，不如说是感觉到索科洛夫绕到背后，打开了手铐。他下意识地抬手挡住灯光，但仍然什么也看不清，椅子嘎吱一响，审讯者坐下了。
“在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工作多久了，克里斯滕先生？”
莱昂吞咽了一下，喉咙干得像砂纸。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反审讯训练，国务院只给他提供了两个星期的语言浸入课程，有趣的措辞，“浸入”，像是给流水线上的半成品喷漆，再打包送走。“三年。”他小声回答，放下手，揉着手腕上的勒痕，灯光毫不退让地聚焦在他脸上，一只严厉的独眼。
“不短的时间。”
“我猜是的。”
“你为中情局工作的时间也差不多吗？”
莱昂抬起头，想看看审讯人的脸，但面前只有白光和黑暗，“我从来不是中情局雇员。”
“克里斯滕先生，”索科洛夫的声音往下降了一个音阶，像是在责备一只屡教不改、坚持在地毯上撒尿的狗，“钥匙已经回到我们手上，你再没有什么任务需要顾虑了，不如为你和我都节约一点时间。”
“我没法告诉你我不知道的东西。”
“你在贝尔格莱德接应‘乌鸦’，然后带着钥匙到土耳其和已知的中情局特工接头，再逃到这里，现在你想说服我你只是一个发报员。普利斯科特的人通常不会把故事编得这么糟糕，普利斯科特是你的招募人，对吗？”
“从没听过这个名字。我只是，”他的喉咙像是被石子堵住了，莱昂咳嗽了一下，“我只是按领事的指令做。”
“哪一个领事？”
“斯特拉斯堡的领事。”
“关于我们在西欧的情报网，中情局知道了多少？”
“我发誓我不知道，我只是个发报员。”
“我也只是个签证处助理，从档案上看的话。”停顿，火光一闪，莱昂闻到烟草的气味，“你抽烟吗，克里斯滕？”
“不。”
“聪明的决定。”
中场休息，索科洛夫转而问起了康涅狄格，想知道那是不是一个气候温和的好地方，然后又问他是否喜欢斯特拉斯堡，以及它的阴郁天气和木板筋房。莱昂尽可能简短地答话，越发不安，想不明白审讯的节奏。
“为什么是热那亚，为什么不是其他地方？”他最后问道，更像是自言自语，而不是讯问，“海因斯的决定，还是你的决定？”
“他的。”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他的手开始发抖，莱昂把手交握在一起，试图制止这种颤抖。他的大脑费劲地运转着，给他展示一系列可怕的景象：海因斯的尸体，随后是他自己的尸体，倒在某栋旧房子的地下室里，额头有一个弹孔。“他死了，不是吗？你杀了他？”
长久的沉默，莱昂盯着黑暗中那点火光，直到它落在地上，被鞋跟碾灭。“回答问题，克里斯滕先生，你们原本的计划是什么？借道法国，把钥匙送到军情六处的表兄弟手上，我想。别不作声，我没有兴趣把一条小鱼带回莫斯科，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把你放回水里，简单的交易。”
“我不——”
他挨了一拳，血腥味在嘴里炸开，震惊和疼痛一样尖锐；第二拳打在胃部，莱昂弯下腰，发不出声音。索科洛夫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几乎双脚离地。“你有一个小时可以考虑我的提议，克里斯滕先生，我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提供一些有用的答案了。”
苏联人松了手，莱昂滑到地上，蜷缩起来。灯熄灭了，门打开又关上，把他留在凝滞的黑暗里。
——
海因斯推开门。
热那亚已经彻底醒来了，贩卖甜食的推车、卖唱者和乞丐占据了广场上惯常的位置。雾气散去了，如果角度合适，能从建筑物的缝隙里看见港口林立的桅杆和船帆。格里夫斯跟在后面出来了，提着野餐篮，软拖鞋换成了一双深棕色的麂皮鞋。
如果有人恰好留意到他们，多半会认为这两位先生是去海钓的。这毕竟是个晴朗无云的日子，风浪有些，但并不足以构成问题。他们沿着坡度和缓的窄巷走向码头，一个有趣的组合，一个高而瘦削，看上去像只脾气不好的鱼鹰；另一个圆胖壮实，所剩不多的白发像棉絮一样装饰着耳朵。就海因斯记忆所及，这位偏爱彩色毛线背心的爱尔兰人一直都是意大利谍报网的一部分，六三年到六七年在罗马，六八年搬到这个西北港口城市，再没有离开。
“要是手头没钱，‘教授’会待在码头上，能晒到太阳的地方。只要有点零钱，他会在‘三角帆’咖啡厅里躲着，‘避风’，他是这么说的，‘我的腿疼得厉害’，只要有人听，他会没完没了地——哦，好极了，看，他在码头上，这可怜人最近恐怕运气不好。”
流浪汉看着他们靠近，假如他有什么表情的话，都藏在蓬乱纠结的胡子和头发下面了。格里夫斯在他旁边坐下，打开野餐篮，逐一取出威士忌、乳酪、苹果、面包卷和裹在锡纸里的火腿。“教授”大笑起来，听着像兴奋的狗吠，伸手拿起酒瓶，塞进鼓鼓囊囊的大衣里，对格里夫斯说了什么。
“至少我们知道烈酒让他高兴。”海因斯说。
“他问我们是不是又在找人。”
“跟他说说我们的男孩。”
流浪汉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飞快地说着话，伴着夸张的手势，格里夫斯时不时回答一句sì[2]，催促他说下去。海因斯倚在路灯灯柱上，等这场雪崩般的独白结束。
“他说他从不忘记一张脸，好记忆是他的谋生手段，”格里夫斯开始翻译，“这个叫克里斯滕的男孩，他见过照片，大概两三天前，有人像我们一样在找他，很大方，承诺给他五十里拉[3]，一个他不认识的波兰人，但他大概知道这个人为谁工作。”
“谁？”
格里夫斯犹豫了一下，“他想先要五十里拉。”
海因斯点点头，酒吧老板摸出几张钞票，看着它们消失在流浪汉脏兮兮的大衣里。“教授”撕开锡纸，把火腿塞进嘴里，说了一个名字。
“伊戈·卡扎斯基，”格里夫斯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一只码头老鼠，矮个子，总是戴着绒线帽。他说他不知道伊戈住在哪里，但我们可以问问救世军商店的人，他妹妹在那里工作。”
救世军商店是个逼仄的洞穴，堆满待售的捐赠物，看店的是个穿着救世军制服的老太太，听见卡扎斯基这个名字就皱起鼻子，像是闻到了死鱼的气味。“如果这又是因为赌债。”她开口。
海因斯冲她微笑，向她保证这和赌债无关，声称自己是个从布鲁塞尔来的人权律师，为一个慈善项目工作，正在为战争受害者们寻找失散的家人，卡扎斯基先生和他的妹妹很可能有一个在华沙的叔叔，他十分需要和他们谈一谈。
“但是这不可能，”店员惊讶地挑起眉毛，“卡扎斯基一家是从乌克兰来的。”
您当然是对的，海因斯温和地让步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见一见卡扎斯基先生，以便彻底排除这个可能性，毕竟这关系到一大笔遗产。
半小时之后他们站在了一栋破旧的公寓外面，门前扔着几个长满杂草的花盆，一辆生锈的单车靠在墙边，前轮已经不见了。挂锁形同虚设，海因斯踢开了门，走进昏暗的起居室。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格里夫斯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紧接着是响亮的哐啷一声，他碰翻了垃圾桶。
一张孤零零的沙发摆在吊灯下面，茶几上堆着空啤酒罐和捏扁的烟盒。“现在，亚瑟，”海因斯挪开装着毛线和棒针的篮子，在沙发上坐下来，“我们等着。”
——
外面很安静，仿佛也在屏息等待。偶尔出现的脚步声也匆匆忙忙，急于离开。从落满灰尘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逐渐倾斜，拉长了影子。在黑暗之中，旧房子的各种声响变得异常明显，木板的嘎吱，老鼠磨牙的声音，水管在砖墙里的轻微颤动。
远处有人在哼歌，完全走调了，听不出来是什么。门锁咔嗒一响，没上油的铰链摩擦出干涩的声音。站在门口的影子如此瘦小，像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伊戈·卡扎斯基打开了灯，愣住半秒，转身逃跑。格里夫斯伸腿把他绊倒，海因斯抓住他的手臂，扭到背后。膝盖压着他的后腰。
“幸会，”他用俄语说，“卡扎斯基先生，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关于你的克格勃雇主。”
小个子挣扎着，脸涨得通红，灰色绒线帽落到一边，“你们是谁？”
“游客。”海因斯回答，“我知道你在为索科洛夫工作。”
“没听说过这人。”
海因斯用力一拧他的手腕，小个子尖叫起来，“想清楚一些，卡扎斯基先生。”
“我只是收了钱！”卡扎斯基叫道，声音发颤，“让赌场守门人转交给我的，一百二十里拉，我敢肯定那条脏狗私吞了至少一百里拉，条件是我和我的小扒手们盯紧码头，帮他们抓一个美国人。”
“‘他们’是谁？”
“苏联人！见鬼。”
“索科洛夫在哪里？”
一家倒闭已久的地中海餐厅，那里有个酒窖，他们把美国人关在酒窖里，其余的他都不知道了，审讯不合他的胃口，而且现在也没什么可以做的了。瘦弱的乌克兰人半边脸被压在地板上，像鱼一样张合着嘴，“苏联人今晚离开热那亚，飞机还有一小时就起飞了。”
16.
总共有三组审讯官，莱昂得出结论，索科洛夫每次都是一个人来的，其余的都是两两组合，频繁地更换搭档，让他记不清上一次来的是谁。他们重复一模一样的问题，得不到答案之后就离开。莱昂沿着墙壁摸索，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再走回来，纯粹是为了避免在黑暗中发疯。椅子是固定的，不管他怎么拉拽都一动不动。门这一边的把手被凿掉了，钥匙孔本该在的地方是一块焊死的金属。墙上嵌着某种木架子，莱昂摸到了被磨得光滑的凹痕，也许是用来存放葡萄酒的。一个地下室，他想，棒极了。
他不知道时间，每次审讯的间隔越来越长，拷打更加频繁，莱昂在这四面沉默的墙之间转圈，手指擦过凹凸不平的砖墙，酒架光滑的木头，一颗突出的钉子，冰冷的铁门，然后又是砖块。再后来他没有站起来的力气了，缩在墙角，舌头轻轻顶着被打松的一颗臼齿。他想象着一辆车停在农场前，面无表情的秘书走下车来，帽子拿在手里，很遗憾，克里斯滕太太，你的儿子去世了。他思忖着后勤处会选一个怎样的理由，车祸，急病，劫案，滑雪意外，很可能是车祸，车祸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惨不忍睹的尸体。他继续想象母亲常去的那个会众寥寥的卫理公会教堂，他们会在那里哭泣和祈祷，对热那亚一无所知。
灯光在门再次打开的时候涌进来，异常明亮，犹如一场小型爆炸。莱昂紧闭着眼睛，扭头躲避光源。两双手抓住了他，重新给他戴上手铐，押上一段楼梯。窗户上钉着木板，他短暂地从缝隙里瞥见了即将熄灭的夕阳，随后眼睛就被蒙上了，布条绑得很紧，把他肿胀的左眼压得生疼。两个沉默寡言的监禁者把他推上车，门重重关上。
他不知道车开了多久，也许是四十分钟，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没有人说过话，两双手自始至终攥紧他的手臂，好像他有办法从高速移动的汽车里逃跑似的。车里有股清洁剂和腐肉混合的难闻气味，好像有人不久前才把染血的座椅统统拆出来，使劲擦洗过一遍。轮胎碾上碎石，喀喀作响，他们拐了个弯，停了一会，有什么人下了车，过了一会又回来了，继续往前开。一下重重的颠簸，车子重新驶上平整的路面，停了下来，不再动了。车门打开，一双手把他推了下去，带咸味的风迎面扑来，码头，莱昂想。
随后他听见了喷气式引擎低沉的轰鸣，没有船能发出这种声音。莱昂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监禁者一左一右地把他架起来，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不，他意识到，这念头像冰水一样让他浑身发冷，这是个机场。
——
时针指着六点，但区域调度员那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永远是深夜。电话响了起来，左手边第一个，领事起身准备出去，普利斯科特打了个手势，让他留在原处。
“什么飞机？”沉默地听了许久之后，他问了第一个问题，直接把烟头摁熄在木头桌面上，“韦斯，让他指挥这件事，虽然我不乐意这么说，但海因斯比你在行。我会和意大利人谈谈，看看他们能做什么。听着，”他站了起来，电话线绷紧了，“别让索科洛夫登上那架该死的飞机，哪怕把机场炸平。不要留活口，免得让莫斯科拿糖果来把这只害虫换回去——不，人质恐怕不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只是个见鬼的发报员罢了。还有一件事，韦斯。”
普利斯科特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重新点了一支烟。
“等这场闹剧结束，逮捕海因斯，把他送到巴黎，不要耽误，我会确保他在牢里关上几年。别搞砸了。”
他用力把听筒砸回原处，深吸了一口烟，看了领事一眼，皱起眉，好像已经忘了有这么个人坐在对面。“萨姆，萨姆，萨姆，”他像唱歌一样哼着这个名字，掸落烟灰，又换上了那副温和的、告解神父般的神色，“你和我会不会被发配到世界尽头，就看今晚了。”
——
日光正在迅速消失。
酒吧的小货车在碎石路上颠簸，驾驶室那一侧的车门上画着一只睡在船锚旁边的狗。这车平常是用来运送饮料和蔬果的，装啤酒的塑料箱子还堆在货厢里，互相碰撞，砰砰作响。开车的是海因斯，年轻的探员坐在后排，瞪着前方，好像被什么别人都看不见的东西吓呆了。他年长的同僚在副驾驶座上摆弄枪支，把弹匣退出来，又退回去，不停地咔嗒作响。
一排快要被灌木吞噬的围栏出现在右侧，上面挂着的警告牌在风吹日晒之下已经模糊不清，车向左拐了个弯，碎石路被铁栅栏切断了，一扇铁门挡在他们和停机坪之间。“我们该联络机场，”年轻的探员说，“让他们——”
海因斯一脚把油门踩到底，碎石飞溅，小货车的引擎发出愤怒的低鸣，撞向铁门，金属合页断裂开来，栅栏歪向一边，门整扇倒了下来，砸在砂砾里。一个后视镜被撞掉了，货车冲上了平整的柏油路，径直驶向远处的跑道。一架双引擎客机匍匐在那里，像只等待喂食的鸽子，舷梯还没有收起来，荒芜的草地上停着一辆吉普车，车灯开着，光线刺向逐渐聚拢的暮色。
“五个目标，”韦斯说，“十一点位置三个，两点钟位置两个。”
我知道，海因斯想。第一颗子弹擦过车身，第二颗击碎了挡风玻璃，碎片像带倒刺的冰雹一样洒落。更多人加入了派对，子弹击打着金属，发出沉闷的声响。韦斯开枪还击，又咒骂着躲了回来，缩在仪表板下面。货车没有减速，继续向前冲，重重地从侧面撞上了吉普，把它掀翻了。冲力掀开了货车的前盖，金属像纸一样起皱撕裂，海因斯踹开车门，一个穿着皮夹克的人拖着血肉模糊的右腿，爬向落在地上的枪，海因斯踩住他的手，往他脑后开了一枪。副驾驶座的门开着，韦斯不见踪迹，后座的车门卡住了，海因斯用力把它拽开，年轻的探员歪倒在那里，额头上有一个弹孔，座位上溅满了血。
该死，他转身向飞机跑去。
夕阳染红了海水。阴影更深了，飞机只剩下轮廓，印在纸板一样的天空上，有人在大声喊叫，声音淹没在引擎低沉的轰鸣里。流弹击中了飞机引擎，进气口的轮叶旋转着，发出可怕的声音，就像许多钢齿互相咬啮。他看见韦斯一瘸一拐地跑向舷梯，举起枪，脸上露出胜利的神色，枪口对准了索科洛夫，海因斯看着他扣动了扳机。
不，他想。
然后突如其来的火光吞没了一切。
——
爆炸的气浪把莱昂甩了出去，再摔到地上，他翻滚着，仿佛被卷进洪水，肋骨重重撞上柏油跑道，然后是肩膀和后脑。灼热的碎片像雨一样落下。他过了许久才意识到自己趴在地上，满嘴都是血和灰烬的味道。手铐还扣在他的手腕上，莱昂爬起来，拉下蒙着眼睛的布条。
火光照亮了满地的残骸，奇形怪状的影子跳动着，像是活的一样。左眼已经肿得睁不开了，他摸索着爬向不远处的一具尸体，掰开他的手指，拿走了枪，拍打他身上的每一个口袋。钥匙，感谢上帝，他的手抖得厉害，那枚小小的金属物从他僵硬的手指间滑落，他恐慌地在满地碎玻璃里翻找，把它捡了回来，打开了手铐。远处传来尖厉的警报声，救我，他想这么说，却发不出声音。莱昂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向在浓烟中时隐时现的几个人影走去。
——
警报声敲打着他本来就疼痛不已的神经。四五公尺开外，韦斯挪动了一下，发出呻吟声，试图爬起来。海因斯捡起一段焦黑扭曲的钢条，对准他的头砸了下去，探员发出一声闷哼，趴在地上，不再动了。海因斯丢掉钢条，擦掉流进眼睛里的血，脚步不稳地走完了最后几步，在安东旁边跪下来。
血在摇晃不定的火光里看起来是像粘稠的黑色沥青，子弹打在肩膀上，另一颗瞄准了头部，但最终只是在耳边撕开了一道深而长的创口。海因斯脱掉外套，捡了一块边缘锋利的铁片，割下布条，绑紧伤口。安东抓住了他的手腕，认出了他是谁，于是攥得更紧些，“康纳。”
“是我。”
对方闭上眼睛，似乎短暂地迷失在痛楚里。海因斯扶起他，让他靠在自己身上，“你能走吗？我得带你离开这里。”
安东点点头。
“别动。”
他们抬起头，看向莱昂·克里斯滕。发报员走出阴影，枪口颤抖着，先对准了安东，然后瞄准了海因斯，“你不能放他走。”
海因斯举起手，掌心张开，像是要安抚一只狂躁的动物，“克里斯滕，听我说。”
“他杀了‘乌鸦’，差点杀了我，”莱昂的声音沙哑粗糙，听起来不像他自己的，“我以为他还杀了你。”
“放下枪。”
“不。”
“莱昂。”
“他是你的任务，不是吗？你要处决他，你应该处决他。”
“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海因斯只是看着他，没有回答。警报声仍然响个不停，现在他们都能看清楚迅速靠近的人影了。
莱昂的喉咙堵住了，他费劲地吞咽了一下，“你是个叛徒。”
“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是什么。”海因斯说，语气和缓，仿佛对方是个易怒的幼童，“现在我只希望我的朋友活下去，你能明白吗？”
莱昂并不明白，他继续举着那把偷来的、血迹斑斑的武器，觉得自己像聚光灯下不知所措的丑角。海因斯把安东的手臂搭到自己肩上，两人慢慢地穿过散落着碎片和尸体的跑道。残余的日光终于熄灭了，风转了向，把烟迎面吹来，很快，除了血红的火光和烟雾，莱昂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17 – Epilogue
下雨了，刺骨地冷，河水和天空都泛出一种不透明的灰色，犹如被烟熏黑了的玻璃。一月快要过去了，但还是有些圣诞装饰忘了拆下，被斯特拉斯堡冬天的冷雨和偶发的冰雹击打得褪色了，无精打采地耷拉着。
领事最不喜欢的就是雨天，但他抱着装满私人物品的纸箱离开领馆时，雪粒开始混杂在小雨里飘落，来送他的人只有副领事帕克一个，两人在阿尔萨斯大街15号门口握了握手，说了些门面话。随后那位落魄的外交官钻进了车里，最后一次驶往斯特拉斯堡火车站，从那里，九点二十分发往东站的列车会把他送到巴黎，再然后就是华盛顿凶险的政治水域了。打字员和翻译们后来回忆道，副领事撑着一把黑伞，在雨夹雪里站了十五分钟，才回到领馆里，让所有人到一楼门厅里来。新任领事六天后会到达斯特拉斯堡，他们必须做好准备。每个人都近乎虔敬地听着，心里明白不管顶楼办公室坐的是谁，领事馆的实际掌权人是不会变的。
没有人知道发报处的克里斯滕到哪里去了，过了一段时间，除了发报处年轻的汤姆，再没有人记得这个名字了。
——
访客来的时候是四点过一刻，伊斯坦布尔最昏昏欲睡的时候。是狗先察觉到的，从带流苏的软垫上跳了起来，挠着门，汪汪地叫起来。有人在门外轻声交谈，然后门打开了，塔米娅把烟头丢进了茶杯里，它熄灭了，嗞的一声。
“我的小士兵！”她假装惊讶地叫道，摸了摸访客额角那一道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你对自己的脸干了什么？”
“攀岩，出了点小意外。”
“我敢打赌是的。苹果甜茶？”
“不，谢谢，我不能留很久，有人在等着，他的耐心不是很好。”
“总是在惹麻烦，是吗，我亲爱的？”
“恐怕是的。”访客重新把帽子戴上，“阿尼卡，好姑娘，我们该走了。”
——
“这天气，”年长的男人评论道，从河面上吹来的潮湿冷风拉扯着他的大衣，协和桥[4]上几乎空无一人，今天没再下雨，但起雾了，“这就是我不喜欢欧洲的原因，雨太多，阴天太多，你明白的。你看起来很紧张，完全没必要，我是普利斯科特，区域调度员，叫我米切尔就行，不怎么喜欢等级制度。”
不，莱昂说，他并不紧张。
“我听说了许多关于你的事，勇敢的年轻人，像只野马一样跑了大半个欧洲，没有人能把你放倒，原谅我这个比喻。你是个发报员，对吗，在斯特拉斯堡领事馆？”
是的，莱昂尽职尽责地回答，三年。
他们停在桥中间，河岸在冻雾里隐现，这里一抹砖石的灰色，那里一抹枯树的褐色。“我读过你的报告，读了三次，事实上，”普利斯科特露出微笑，那种特定的微笑，只属于政客、推销员和间谍，“你介意我问一些细节吗？”
莱昂不介意。
“我不禁留意到你没有把海因斯和索科洛夫的下落交代清楚。”
记不清楚了，他重申，那时候他刚刚受过讯问拷打，一个飞机引擎还在离他不到十米的地方爆炸了，他差点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当然了。”普利斯科特说，仍然微笑着。
他们看着河水，一艘船缓缓滑过，不是带玻璃顶棚的游船，是那种行将消失的平底木船，它顺水漂进桥底的阴影里，消失不见。他们继续往前走，一辆车飞驰而过，溅起了水花。
“自然，现在的问题是，”普利斯科特重新开口，没有铺垫，好像忽然从自己的思绪里冒出头来，“我们需要一只新的乌鸦，不只是斯特拉斯堡，整个东欧。你有兴趣为中情局工作吗，克里斯滕先生？” 全文完。
[1] 意大利军事情报局，1977年被拆分为SISDE（国内安全事务，由内务部管辖）和SISMI（军事情报事务，由国防部管辖）两个独立情报机关
[2] 意大利语，“是的”
[3] 意大利货币单位，1861年开始流通，至2002年被欧元取代
[4] 位于巴黎，连接着协和广场和奥赛码头
葡萄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