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乌鸦要来了，这流言已经在领事馆里传了好几个月了，从顶楼办公室流出，被翻译们带到楼下，继而被无线电发报员们截获，在他们那狭窄杂乱的小房间里蛰伏了几天，终于在餐厅里像痢疾一样传播开来。领事为此大发雷霆，但如果有什么是领事和上帝都做不到的话，那就是收回传出去的流言。

美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无线电发报处原本有三个雇员，一个仿佛和无线电本身一样古老，另一个似乎还没读完十年级，夹在中间的是莱昂·克里斯滕，这是个尴尬的名字，他自己也这么认为。法国人怀疑他是德国人，要不就是比利时东部乡下挤奶工的儿子。而德国人，在听到他的教名时，往往会假设他能说阿尔萨斯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他那个当牧师的舅舅起的，用于纪念莱昂从未见过的外祖父。他的同僚们采取了一种并不恰当的折中方法，叫他克里斯，天长日久，人们便彻底忘记了莱昂·克里斯滕，只剩下发报处的克里斯。

年长的译码员是圣诞节前一周离开的，临行派对在餐厅里举行，没有音乐，倒是有一锅黏糊糊的甘蓝汤和略微烤焦的果仁小饼干，气氛就像曾祖母的葬礼一样愉快。领事本人并未出席，文化参赞提前走了，声称自己有紧急事务，莱昂怀疑这“紧急事务”和参赞的裤裆密切相关；剩下的人在发报员冗长的道别致辞结束时惊醒，困惑地鼓掌，送他坐上开往火车站的车，各自松了口气。

自此之后，发报处只剩下莱昂和那个长着痘疤的男孩。

“那么，”男孩问，他叫汤姆，他的父母想必很希望他融入人群中，消失不见，“谁是乌鸦？”

莱昂并不知道，但他新近成为了无线电部门最年长的雇员，一种崭新的权威感给了他一种必须回答的压力，“我们不公开谈论他，”他抽出一支削尖的铅笔，假装在抄录凌晨从华盛顿来的电文，“你知道领事昨天是怎么说的。”

“你见过他吗？”

“不，我没有。你为什么不坐下来，做点有用的事呢，托马斯？”

男孩张开嘴，但在他来得及说什么之前，门开了，戴维探头进来，冲莱昂打了个响指，“领事要见你。”

莱昂站起来，把困惑的男孩留在发报室里。领事一般不和他们有什么交集，向华盛顿发月度报告的时候也宁可亲自动手，决不让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无线电发报员摸到神圣的报告，哪怕里面只有酒类报销单。戴维走在他后面，像驱赶羊群的柯利犬。所有新雇员都会迅速发现，副领事戴维·帕克是这里的实际掌权人，已经服务过两任领事。有传言说他曾经在东柏林当过卧底，但传言，像领事馆的其他一切，真假未明，不予置评。

领事正在打电话，竖起一根手指，示意他还需要时间。莱昂站在门边，听着领事和电话线另一头的人讨价还价。办公室里有两张桌子，戴维在靠墙那一张后面坐下，戴上眼镜，拧亮台灯。

“克里斯，是吗？”领事终于挂上电话。

“莱昂，先生，莱昂·克里斯滕。”

“当然。在这里工作多久了，莱昂？”

“圣诞节之后就是三年了。”

“能说俄语吗？”

“能，但我的法语和德语更好一些。”

“很好，很好，”领事点着头，虽然发报员并不明白好在哪里，“我们需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先生？”

“戴维会给你一辆车，”领事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看了副领事一眼，得到后者颔首许可才继续，“是的，一辆车，一辆雪铁龙，我想，一辆能胜任长途旅行的车。”

“为什么？”

“显然，斯科特，原定的司机，得了急性肠胃炎——”

“领事的意思是，”戴维温和地说，接过发言权，就像从步履不稳的幼儿手里取走玻璃杯，“你会去一趟贝尔格莱德[1]。”

“无意冒犯，先生，但为什么？”

副领事摘下眼镜，仔细地擦了擦，把它放到电话旁边，“因为你会把‘乌鸦’接回来，克里斯滕先生。”

——

莱昂·克里斯滕绝不是为了成为无线电发报员而跳进外交这个浑浊鱼塘的。

他的母亲，上帝保佑她卫理公会的灵魂，更希望莱昂能当个兽医，这样当牧场里的母牛要生产的时候就不需要到二十公里外把那个喜欢嚼烟草的墨西哥人请来了。当莱昂最后一次从华盛顿回来，宣布自己即将被派往欧洲的时候，克里斯滕太太往装厨余的垃圾桶里吐了一口痰，继续搅拌锅里的马铃薯浓汤。

莱昂在1972年1月23日到达巴黎，坐的是一架C5运输机，和四五十个木箱一起塞在机舱里，木箱上没有任何标签，也许是飞机组件，也许是冻干保存的苏联间谍。没有人在机场接他，莱昂拎着从舅舅那里借来的小手提箱，在机场等了一个小时，觉得自己像个战争孤儿。领事馆显然指望这位初来乍到的外交官独自征服法国国铁令人迷惑的庞大系统。

奇迹般地，他做到了。

戴维·帕克把这个从康涅狄格州来的年轻人带到译码员利亚姆面前，就像随手把捡来的小狗丢给鼻子发白的老狗。教他这玩意是怎么运作的，副领事说，必要时也可以让他做些别的。“这玩意”指的是无线电发报机。“做些别的”指的是打扫茶水间和定期喂饲在围墙里徘徊的几只流浪猫。最肥壮的那只斑纹公猫名叫基辛格，其余的没有名字。

“他们向华盛顿申请人手，”老译码员解释道，把一本翻得破破烂烂的手册扔在他面前，再放下三四支末端被咬过的铅笔，“结果华盛顿把你送来了。仍然得物尽其用，你明白吗？”

这只是暂时的，莱昂告诉自己，过几个月，外交官生活的有趣部分就会显现出来了。然而三年过去了，他仍然在那个碗橱里收发电报，外交生涯最有趣的部分不过是利亚姆在办公室午睡时吞进了一只苍蝇。

这就是你在等的一刻，他想，发动了汽车，引擎发出令人愉悦的低鸣，一个秘密任务，到南斯拉夫接一个货真价实的间谍。副领事敲了敲玻璃，莱昂摇下车窗。

“别做多余的事，”牧羊犬警告他，“也别说多余的话。”

“是的，先生，我是说，我不会的，先生。”

“除非事态紧急，否则不要用你的外交护照，不要提到领事馆，最好做梦也不要想到。记住新护照上的名字，到贝尔格莱德之前一切都得靠你自己，明白吗，克里斯滕先生？”

“是的。”

“祝你好运。”

他关上车窗，警卫打开了大门，蒙蒙细雨落在阿尔萨斯大街[2]上，极有可能在深夜变成小雪。穿过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钻进共产主义的蚌壳里找一颗沙子，他想，沾在挡风玻璃上的水珠被雨刷刮去，能有多难呢？

——

戴维·帕克回到楼上的时候，他的上司正在窗边，看着那辆雪铁龙驶出领事馆。

“你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吗？”

“我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先生，”副领事再次拧亮他的台灯，拿起刚才放在电话旁边的眼镜，戴上，“斯科特的身份都已经暴露了，派恩在东柏林，我们不能冒险调动他。”

“可是，一个无线电发报员。”

“出乎苏联人的意料，你不这么认为吗？”

“但愿如此，”领事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车已经从视野中消失了，伊尔河犹如一条灰色缎带，从成排的枯树下流过，“否则这可怜的男孩在外面活不过两个小时。”

“他不在任何人的雷达上，我们给他编了个记者的身份，假如事情出错，我们又能把责任推到过分热心的报纸身上了。”

领事把手帕揉成一团，塞进口袋里，转过身来，“假如大使问起——”

“假如巴黎那边问起，”戴维·帕克说，“我们回答，‘我们派出了最好的人手’，先生。”

2.

安东·索科洛夫坐在长椅上。

这里不是莫斯科，因此安东也不叫安东，他在柏林的名字是本杰明·里克特，一个纺织品推销员，能一眼看出土耳其挂毯的质量高下，会弹钢琴，声称很喜欢狗，却从来没有养过。假如他的肩膀比一般的推销员更宽一些，更像一个橄榄球员，那大概可以归因于他的晨跑习惯。里克特有一双士兵的手，那种让人们马上联想起武器的手，满是老茧和细小的伤疤，如果被问起，他必定会说这是搬布料造成的，谁能想到一捆细格子棉布会有这么重呢；要是继续追问，他会提起他那子虚乌有的、在录音带加工厂里度过的青年时代。从口音上听不出里克特来自哪里，但反正不会是比波兰更往东的地方，他的浅色头发和眼睛——说不准到底是蓝色还是绿色——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帮助。也许在他再年轻些的时候，斯拉夫血统的笔触会更明显，但现在，因为眼角的细纹和一种后天获得的冷漠，里克特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疲于生活的东柏林人。

这是个适宜谋杀的晴天，他的老朋友会这么说，适宜谋杀，却不适合放风筝。风彻底停止了，像是有人按了个什么开关。子弹离开狙击枪之后能画出一条美妙的弧线，击碎两公里外的血肉和骨头。

他的老朋友有一种过分戏剧化的倾向，但现在并不是陷入回忆的好时机。里克特看了一眼手表，三点钟刚刚过去，河堤上出现了一个骑着单车的人影，但那只是个年轻姑娘，脸颊和耳朵被冻得通红，并没有多看他一眼。

三点过十分，一个拄着拐杖的人颤颤巍巍地穿过马路，到河岸这一边来。

里克特看着他走近，拄着拐杖的老人并不着急，时不时停下来整理一下脏兮兮的灰蓝色围巾，或者用手帕擦一擦鼻子。河里的野鸭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长及脚踝的大衣里翻了半天，掏出一小块发霉的硬面包，抛给那些满怀希望的水鸟。里克特移开视线，直到老人在旁边坐下，他仍然看看工业区林立的烟囱。

“迷人的阳光，在一月份里很少见。”

里克特回答说的确是的。

老人把拐杖靠在长椅扶手上，“孩子们周末去观鸟了。”

“有点太冷了，不是吗？”

“孩子们能应付的。”

“看见什么稀有的种类了吗？”

“还是常见的那些，老实说，孩子们都有点失望，不怕人的小麻雀，杜鹃，聒噪的乌鸦。”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一艘笨重的运沙船吃力地逆流而上，汽笛拉响。码头上的工人使劲挥舞信号旗。

“换作以前，乌鸦在这个季节里都到更暖和的地方过冬去了。”

“总有些例外。”拄着拐杖的老人伸展双腿，轻轻捶打膝盖，他的皮鞋磨损得厉害，沾满泥点，虽然最近几天并没有下雨，里克特看着那双布满老人斑的手，等待下文，“孩子们还听到一些风声，四天前，斯特拉斯堡告诉巴黎，他们‘派出了最好的人手’。”

“斯科特？”

“不，他留在了马厩里。孩子们还指望你能解开这个谜题。”老人取出一个棕色牛皮纸信封，放到长椅上。里克特交抱起双臂，注视着运沙船，它正在靠岸，一只庞大的、不识水性的有角甲虫，几条缆绳抛到岸上。

“我老了，彼得，不再适合外出打猎。”

彼得站起来，拐杖敲了敲开裂的水泥地，“贝尔格莱德，今晚的火车。”

老人走了，里克特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看着河水。一只瘦巴巴的鸽子落在脚边，发出咕咕的叫声。为了不让鸟儿失望，里克特搜索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却只找到了些碎成粉末的烟丝。“抱歉，你得到别的地方去碰运气了。”

鸽子飞走了，安东·索科洛夫拿起棕色信封，离开长椅，低着头，以躲避从桥洞里刮来的刺骨冷风。

——

他的手在发抖，莱昂把车停到路边，对着挡风玻璃和缺乏修缮的马路深呼吸。

一切都好，他告诉自己，只需要像个正常人一样开过检查站。但话又说回来，一个“正常人”未必需要驾车驶过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境。他想起康涅狄格老家农场里的公羊奥利，这头有角的偶蹄动物在他七岁的脑海里投下了长久的恐惧阴影。他的姐姐荷莉要求他每天把奥利领到草场上，小狮子，她说，把格子衬衫系到腰上，你难道不应该比一头公羊更勇敢吗？虽然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莱昂被公羊撵到树上，但还是有所教益的。

他重新发动了汽车，驶向边检站。

以边境检查站的标准而言，这一个并不特别起眼，只是泥路上的一处岗哨。排在他前面的是一辆运载肉牛的农场卡车，那些庞大的草食动物盯着莱昂，平静地反刍。车队缓慢地移动，卡车过去了，路障移开，重新落下。莱昂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取出护照。替他们做这些小玩意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德州人，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和准确职位是什么，但大家都叫他“铜匠”。莱昂手里的护照磨损得恰到好处，零星几个海关印戳显示护照持有人曾经到访过捷克和古巴。挎着步枪的士兵敲了敲车窗，莱昂把护照和通行许可递了过去。

“泰勒·霍普？”

“是的。”

“目的地？”

“贝尔格莱德。”

“为什么？”

这是个哲学问题，莱昂想。“我是个记者，准备报道访问南斯拉夫的英国儿童合唱团。”

“下来，”士兵命令道，“打开行李厢。”

他照做了，绕到这辆墨绿色雪铁龙后面，揭开行李厢盖，里面放着一个备用轮胎和换轮胎用的工具。士兵把他的通行证递给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后者瞥了一眼，不耐烦地挥挥手，示意他过去。

驶出差不多两公里之后，莱昂才觉得自己的心跳恢复了正常。

离贝尔格莱德还有最后五小时车程，如果他不停下来休息的话，天黑之前就能到达目的地。木工商店，他一遍遍地回忆着副领事在镶着铅板的隔音室里告诉他的，问他们要一盒螺丝，十六英寸木板，一个扳手，按这个顺序问。乌鸦就在那里，把车给他，把第二本护照给他，做他让你做的事，别问问题。

一点也不难，小狮子，他脑海里那个听起来很像荷莉的声音欢快地说，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

布里格达大街二十三号的木工商店在这里开了十多年了，是个满是尘埃和木屑的灰暗洞穴，大概是迫于租金压力，还卖起了香烟和糖果。颜色过分鲜艳的柠檬糖装在脏兮兮的宽口玻璃罐里，看上去更像是陪葬品。如果推开柜台后面的低矮木门，走下长长的、咽喉般的楼梯，地下室的一摞木箱挡住了一堵砖墙，看上去和别的砖墙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更破旧一些。墙的另一边是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台发报机，以及别的足以让人在西伯利亚度过余生的东西，那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被秘密处决的话。

店主马尔克斯太太是个不好惹的角色：问问街上的任何一个小混混和每一只妄图偷吃的流浪猫，他们都会为此作证。这位寡妇熟悉每一种木工工具和建筑绘图技巧，还很乐意为别人的人生提供修改意见。

马尔克斯太太并不特别喜欢星期天傍晚，周末已经结束，没有人愿意出门，即使出来了，也都半梦不醒，绝不会进来买一把好用的螺丝刀。一般而言，马尔克斯太太会希望在星期天歇业，但考虑到她的另一些顾客，她并不能这么做。

比如在六点过一刻进来的这一位。

“下午好。”她说。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还没亮起，恐怕过不了几个小时，雪就要下了。

“下午好。”年轻人用俄语回答，他的口音很有趣，就像整齐往一边倾侧的木栅栏，“我需要一盒螺丝，十六英寸的木板和一个扳手。”

“木板不好找，”马尔克斯太太说，“稍等。”

她绕过柜台，挂出停止营业的牌子，锁上大门。店主和顾客一前一后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年轻人在马尔克斯太太的指挥下挪开散发着霉味的木箱，打开另一扇更矮的门，钻进被一盏台灯照亮的小房间里。

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站起来，审视着不速之客，他的贝雷帽只差半个指节就会擦到天花板。有那么几分钟，年轻人似乎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放下手提箱，清了清喉咙。

“我叫莱昂·克里斯滕，先生，我从领事馆来。”

——

安东在火车靠站的时候醒来。

雪已经下了好一会了，月台铺上了薄薄的一层，在煤气灯的光线下看起来是灰蓝色的。哨子吹响，火车最后抽搐了一下，彻底停了下来。安东活动了一下肩膀，戴上帽子。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班车，乘客陆续离开之后，站厅的灯光也逐一熄灭了。深夜的贝尔格莱德像坟墓一样安静，安东·索科洛夫在空无一人的街角停下来，点了支烟，拍掉落在袖口的雪。

在他右前方，萨瓦河在黑暗中淙淙流淌。

3.

莱昂站在靠近木门的墙边，双手放到背后，又放下来，交抱在胸前，再放下来。地下室比外面更冷，他快要感觉不到自己的脚了。假如说“乌鸦”对他的自我介绍有任何想法的话，那他也没有表达出来。事实上，在确认莱昂仅仅是个无线电发报员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和这位年轻的领馆雇员说过话。此刻“乌鸦”正和马尔克斯太太争论着什么，每个单词都像一颗子弹。一幅地图摊开在桌子上，四角用图钉固定，木头桌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小孔洞。

午夜过后另一个人来了，大衣落满了雪，卷曲的灰白头发像泡沫一样从毛线帽盖不住的地方溢出。三人陷入了更漫长的讨论，没有人问莱昂的意见，但也没有人赶他走。莱昂将一把椅子拖到角落，坐在那里，不时睡着，又被偶发的激烈辩论惊醒，如此往复。

马尔克斯太太把他摇醒的时候，半夜来的人已经不见了。“乌鸦”在桌边抽烟，审视着面前的一个小木盒。他至少有六英尺三英寸高，折叠在那张仿佛儿童手工课作品的椅子里，本身就像某种讽刺漫画。烟雾聚集在他的贝雷帽周围，就像思绪烧尽后的惨淡残留物。地图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硬邦邦的烤面包片和装在搪瓷杯里的咖啡，看起来像工业废水，尝起来也像。

他们需要莱昂去做几件事，木工商店的女主人告诉他，说得很慢，仿佛莱昂是个迟钝的学生，或者一只达尔马提亚犬，到这个那个地方，见这个那个人，给他们送去这样或那样的一个文件夹，一个手提包，乃至一颗柠檬糖，是的，一小颗鲜艳的黄色糖果，警告他们“天气变冷了，马上离开”，别问问题，发报员。不，当然不要开那辆雪铁龙，用单车。

雪后的空气冰冷刺骨，莱昂把单车推到积雪的人行道上，揉搓着双手。踏板和链条保养得很好，踩起来没有一点多余的声响。无线电发报员穿过仍然深陷在阴影之中的街道，拨弄着车铃，赶跑那些因为寒冷而蓬起羽毛、不怎么乐意挪动的鸽子。

——

安东等在阁楼里。

楼下是一家旧书店，阁楼里堆满了被人遗忘的年刊和诗集，还有些可疑的俄语出版物，封面被盖上了巨大的“待销毁”印戳。一扇狭长的方形窗户俯瞰着大街，书店对面是一家木工店，出于安东所不能理解的原因，柜台上放着一罐糖果，即使被困在脏兮兮的玻璃罐里，仍然非常鲜亮，像一小罐火种。

书店主人是一对年老的夫妇，塞尔维亚人，两只瑟瑟发抖的麻雀。安东把他们铐在卧室的暖气片上，留了水和一点饼干，承诺“等一切结束之后会有人把他们放出去”，要是他们向警察提起“一个克格勃”的话，上述克格勃会回到这里来，拧断他们细瘦的脖子。

书店一片死寂，安东猜想这是二手书店应有的状态，毕竟这里是出版物的临终关怀病房，它们来这里等候遗忘，又或者说死亡，对书籍而言这是同一回事。幸运的那些能得到第二次机会，但大多数会屈服于时间和蛀虫。这听起来像是他的老朋友会说的话，但现在依然不是想起老朋友的时候。

他仔细地涂油，用切刀卸下一小块玻璃，只比狙击枪口稍宽一些。冷风灌进来，他随手拿起两本旧书，挡住缺口，重新戴上羊皮手套。他必须保持双手温暖，击毙乌鸦的机会只有一次。SVD狙击步枪架在地板上，瞄准镜护盖还没有打开，不到最后一刻不能冒险让目标发现透镜的反光。

一个年轻人已经在木工商店进出好几次了，臃肿的毛衣外面披着灰色外套，骑着一辆黑色自行车，看起来并不属于商店，甚至不属于巴尔干半岛。也许是个新来的木工学徒。有什么东西蹭了蹭他的裤腿，书店的猫，安东弯腰把这只柔软的动物捞起来，送出门外，落锁。

乌鸦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午饭时间刚过，有人拉响了书店的门铃，在得不到应答之后就走了，没有停留。积雪全部融化了，以至于下午比早上还要冷，污水横流，那些提早挂出的圣诞装饰物变得软塌塌的，有气无力地耷拉着。他没有看到穿灰色外套的木工学徒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但一辆深绿色的雪铁龙在木工商店门口停下，从驾驶室出来的正是那个不属于巴尔干半岛的年轻人。一个戴着贝雷帽的高个子从洞穴般的店堂里出现，安东认得他的脸，这张脸反复出现在彼得给他的文件里。

他挪开挡住缺口的两本书，摘下手套，打开瞄准镜护盖。

被雪水浸湿的圣诞装饰在风里左右摇摆，一辆车在远处使劲按着喇叭。

斯特拉斯堡的乌鸦出现在十字准星中央，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安东·索科洛夫深吸了一口气，缓慢呼出。

扣下扳机。

等尖叫声四起，惊恐的人群四散奔逃的时候，书店阁楼的狭长窗户后面已经空无一人，一只孤零零的虎斑猫蹲坐在窗台上，被新鲜的噪音和气味所吸引，好奇地把鼻子凑到玻璃缺口旁。

——

当莱昂回忆起来的时候，这件事仿佛是在几秒之内加速发生的。

关于目的地的讨论已经结束——乌鸦和他的内阁成员原本在“往北穿过奥地利”和“经由的里雅斯特走海路”之间举棋不定——莱昂，从斯特拉斯堡来的荣誉司机，将会把他的乘客送到意大利边境。乌鸦悄声对马尔克斯太太说了些什么，伸手准备拉开车门。

一辆车在远处鸣喇叭。

然后是飞溅的血、脑浆和碎骨。

尸体往前倒去，先撞到了车门，再滑到肮脏的积水里。莱昂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抬手抹掉溅到脸上的血。人们发出的惊恐叫声仿佛是从水下传来的，含糊而扭曲。尖利的哨声刺穿了这片混乱，巡警穿过慌不择路的人群，向木工商店跑来。

马尔克斯太太蹲下来，扯开尸体的外套，从内袋里掏出一个小木盒，塞进莱昂手里。“跑。”她简短地命令道，用力推了他一下，“跑！”

他差点摔倒在路中央，鞋底在薄冰上打滑。人群又发出惊呼，莱昂回过头，一个浅色头发的高个子毫无疑问正向他冲来，一路推开碍事的路人。发报员撞翻了一个报纸摊，爬起来，拐进一条窄巷，紧紧攥着木盒，它就像一个没有装饰的戒指盒，滑溜溜的。不知名的追逐者越来越近了，莱昂发誓自己能听到他的呼吸声。钟楼塔尖在建筑物的空隙之间一闪而过，他在巷子分岔的地方往左拐，跳下几级石阶，刚好躲过呼啸而来的电车，冲进贝尔格莱德火车站广场的稀疏人群里。

他停下来喘气，顾不上周围的目光。电车开过去了，那个戴着手套的高个子就在路轨旁边，目光扫过人群，落在莱昂身上。

真他妈的见鬼了，他脑海中那个听起来很像妈妈的声音咒骂道。

他跑过站厅，每一次呼吸都像砂纸一样擦过喉咙。一个警卫冲他喊叫，往前跨了一步，准备拦住他。莱昂把他撞到一边，跑到月台上。一个肥胖的列车员戏剧性地指着他，两个猩猩般的搬运工跳下货厢，加入了捕捉闯入者的行列。莱昂翻过一道摇摇晃晃的围栏，跑进了铺着碎石的仓库区。枪声炸响，子弹打在不远处的车厢上，火星四溅。二十米开外，一列载货火车缓缓开动，莱昂把小木盒塞进衣袋里，跑过两道铁轨，双手抓住焊在车门旁边的把手，攀上了那节逐渐加速的货厢。

汽笛鸣响。

安东·索科洛夫停下脚步，看着火车加速驶离站台。

——

领事把报纸扔在戴维·帕克面前。

副领事先看了他一眼，再把目光转向头版的俄文标题，继而翻到内页，琢磨里面的内容，皱着眉，就像军医评估一个溃烂的伤口。挂钟滴答作响，整整三天以来，阿尔萨斯大街15号都被一种厄运将至的忧愁笼罩着，打字员和翻译们在楼下的办公室里窃窃私语，像一群受到了雷声的惊吓，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小型啮齿动物。

戴维摘下眼镜，“我会去见大使。”

“不，我会去见大使，”领事强调了“我”这个字，回到办公桌后面，重重地坐下，“贝尔格莱德这个蜂窝被捅了之后，他们想要的是把我的头放进一个盒子里，寄给见鬼的国务院——我们的人找到克里斯了吗？”

假如副领事留意到了姓名的轻微谬误，那他也没有纠正，“没有，先生。”

“也没有尸体？”

“也没有尸体。”

“耶稣、玛利亚和约瑟，”领事用手帕擦了擦脸，“三天了，一个见鬼的发报员能逃到哪里去呢？”

像是要回答他的问题，戴维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副领事看了上司一眼，后者打了个手势，示意他接听。戴维拿起了听筒：“这是帕克。”

他沉默地听了好一会，以一句简短的“好的”作结，挂上电话。

他转向领事，后者挑起眉毛。

“显然，发报处的托马斯刚刚接到了伊斯坦布尔联络站的电报，”他停顿了一下，像是被词语堵住了喉咙，“来自莱昂·克里斯滕。”

——

美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发报处那碗橱般的办公室最多只能容纳三个人，但领事的尺寸抵得上两个人。脸上有痘疤的托马斯被挤到墙角，像往常那样半张着嘴，惊奇地看着领事和副领事围在他谦卑的小办公桌前，一个戴着耳机，另一个攥着铅笔。

“感谢上帝，”领事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像个迷信的乌克兰农妇，“感谢上帝——看在基督份上，你怎么还在这里？”他瞪着托马斯，后者含糊地道歉，溜出办公室，关上了门。

“他说乌鸦的‘遗物’在他手上，”戴维在“遗物”这个词下面画了两条横线，发报机吐出了一张新的纸条。

“仁慈的基督啊。”领事回答。

“有人试图杀他，苏联人，我想，克格勃，”副领事换了一张新的草稿纸，“他说他需要帮助。”

“他当然需要了。”领事坐下来，椅子发出危险的嘎吱声，“伊斯坦布尔，我们在那附近有朋友吗？”

“我们没有权限，先生。”

领事掏出了手帕，却没有拿来擦脸，只是攥在手里，“有那么一个人。”

发报机继续嘀嗒作响，但戴维的注意力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盯着领事的脸看了好一会，寻找开玩笑的痕迹，没有找到。“绝对不能，先生。”

“我会给巴黎打电话。”

“你需要给华盛顿打电话，先生，再给兰利[3]打电话，在你来得及说完‘土耳其’之前，我们都会被发配到坦桑尼亚，我听说那里的办事处甚至没有厕所。”

“或者，在事情解决之前，华盛顿都不需要知道这件事。”领事慢吞吞地说，像是在测试每个词的发音，“想想看，戴维，他曾经是我们最好的人手，见鬼，我打赌现在也还是。‘乌鸦’已经把最困难的部分做完了，他只需要把货物运到铁幕这一边来。我们——”

“你在进行政治自杀。”戴维指出。

“也许，也许不，要是我们解决了这件事，就能像国王一样返回华盛顿，”领事用手帕擦擦下巴，“想加入吗？”

副领事盯着发报机，它安静了下来，仿佛也在屏息等待。电缆另一头是莱昂·克里斯滕，农场主的儿子，缺乏训练的领馆雇员，对外交的精妙部分一无所知。

“我们到隔音室里谈。”他提议道。

——

六个小时后，莱昂猛然惊醒。

在伊斯坦布尔的深夜里，发报机发出了漫长沉寂之后的第一声鸣叫，有条不紊地吐出了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

4.

前两个水龙头都是坏的，莱昂拧开第三个，俯身洗了洗脸，水滴到衣领上，他还穿着那件旧毛衣，夜班发报员借给他一件外套，换下那件从火车上偷来的，沾着血迹的那件早在火车通过土耳其边境之前就扔掉了。

电话响了起来，六个里的其中一个，许久，无人接听。声音在走廊、前厅和四个壁橱大小的办公室里回荡。伊斯坦布尔联络站的伪装是一家旅行社，挂在门口的铜牌这么宣称，而镶在相框里的褪色风景照片和杂志架上快要满溢出来的打折套餐小册子进一步说服意外闯入的人们，铜牌确实没有撒谎。旅行社有一辆小型巴士，雇佣了一个当地司机，自然是为了接待游客，决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有人敲了敲洗手间的门，莱昂抹了抹脸上的水，拨开了锁。夜班发报员，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点燃的烟，一个黑色帆布包挂在手臂上。

“司机到了，”他告诉莱昂，“下楼，转右，第二个街口再转右，你会看见一个停车场，我相信你知道一辆巴士长什么样。”

莱昂说他应该知道。

“别和司机说话，不过说也无妨，他不会英语。我们告诉他你是个摄影师，”黑色帆布包塞到他手上，“你记得地址吗？”

莱昂从外套口袋里摸出写着姓名和地址的半张纸里，对方摇摇头：“当我说‘记得’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就算有人把你的头按进水里，你还能拼写出街道名。”

“我记得。”

值班发报员取走那张纸，掏出打火机，点燃。

远处，宣礼塔的喇叭响了起来，呼唤人们参加今天的第一次祈祷。

——

雪盖住了被烟熏黑的屋顶。

莫斯科似乎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永恒的雪，清晨的冻雾，低垂的太阳，空旷的街道和广场。空气本身像是长了倒刺，在呼吸的时候刮破上颚和喉咙。安东上一次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奥尔加姨妈还活着，对那颗悄然生长并最终杀了她的肿瘤一无所知。在最后那个痛苦的星期里，尼古拉姨父向管理农场的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普利瓦洛夫借了卡车，把她送到列宁格勒，然后又送到莫斯科，她在那里死去，又被同一辆卡车运回农场，下葬，泥土被冻得如此坚硬，铁铲像是敲在钢板上。这一切都是彼得转告给他的，七个月之后，在华沙一家咖啡馆里，阳光晒暖了他的后背。

安东不记得他的父母，奥尔加姨妈坚持说他们都是病死的，刚开始的版本是霍乱，后来又变成了肺炎，但时间是肯定的，1939年，许多父母都在这几年间“病死”[4]。当安东问起墓碑在哪里的时候，她会佯装发怒，开始用“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来称呼他，命令他滚出厨房。

他的童年是霜冻的沼泽，当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带着一种贫乏的、预科学校毕业生的想象力，问他这是不是一个比喻，不是。奥尔加姨妈家在沼泽边上，农场最偏远的角落，往西走。尼古拉姨父照顾马匹，两个表兄像驮马一样工作，并不怎么和他说话。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索科洛夫，年幼的局外人，独自在旷野里玩耍，用弹弓打田鼠和偶尔出现的狐狸。学校是日久失修的教堂，每周两次，他在长凳上抄写西里尔字母表，弯着腰，壁画里缺了一只眼睛的圣徒严厉地俯视着他。

路灯熄灭，太阳还没有出来，捷尔任斯基广场[5]阴影幢幢，这似乎也是它一直以来的样子。人们不得不路过这里的时候都低着头，像独自穿过峡谷的牧民，屏着呼吸，生怕被狼群察觉。安东按紧帽子，走进阴影里。

克格勃寄生的这栋建筑物内部由深浅不一的棕色、黑色和米黄色构成。彼得的办公室是其中一个稍微比其他地方更阴暗一些的角落。他不常在这里出现，彼得是那种喜欢巡视蛛网每一个角落的蜘蛛，只会在风暴快来的时候回到蛛网中央，用细瘦的、布满斑点的节肢拨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丝线。

“火车，”彼得开口，皱起眉头，像是突然之间忘记了哪一班火车，“终点站是伊斯坦布尔。”

我知道，安东想，并没有说出来。

彼得点了一支烟，把烟灰缸拨到桌子正中央。房间里没有窗户，灯泡浸泡在烟雾里。彼得就只是彼得，没有父称，没有姓氏，也没有解释，从安东还是个军校生的时候开始就是如此。行动处处长有着蜘蛛般的耐心和不容外人干扰的节奏，安东等待着。

“去年十月，一位尤里亚诺夫上尉叛逃到美国，在他随身带着的礼物里，有一份五十六页的名单，克格勃的谍报网，不是全部，但也足够把孩子们从地窖里拖出来，撕成碎片，”彼得磕了磕烟灰，“问题：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被撕成碎片？”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安东继续等待着。

“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找到钥匙，直到‘乌鸦’把它偷走。”拿着烟的手晃了晃，“我们不能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你明白的，他们当中有些人走得太远。所有人都背上了死刑判决，没有人知道行刑时间，两小时后，一个月。”

烟被摁熄了。

安东看着灰烬，“我会去伊斯坦布尔。”

彼得像是没听见他的话，就算听见了，也不感兴趣，“如果我那个死在克里米亚的父亲曾经教会我什么的话，那就是一，怎样凿一个完美的冰洞；二，出发前检查你的猎枪。我认为这是十分正当的行前建议。”

这就是你把我召回莫斯科的原因？检查你的猎枪？“确实是的。”安东回答。

彼得着手卷一支新的烟，“莫斯科还是你记得的样子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很不幸，是的’，还是‘感谢上帝，是的’？”

“各有一些，我想。”

一根火柴被擦亮，硫磺的气味，火光短暂地照亮了彼得骷髅般的脸，“走吧，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有人会送你去机场的。”

——

车在一条街外停下，一道斜坡的底部。莱昂下了车，开始攀爬，一路核对门牌号码。空气里满是豆蔻、潲水和咖啡的气味，两个男孩骑着自行车，像炮弹一样冲下斜坡，冲莱昂喊叫了一句什么，在他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就消失了。

他要找的房子平凡无奇，夹在另外两栋相似的住宅之间，只有一小段石阶和钉在墙上的蓝色信箱把它们区别开来。莱昂按了按门铃，没有应答，他退后一步，抬头看二楼的窗户。窗帘紧闭，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一只狗冲他吠叫，莱昂转过身，狗主人拍了拍那只黑褐色杂种狗的头，让它安静。他戴着毡帽，大衣外面搭着一条格纹围巾，看起来更应该出现在格林威治，而不是远离伊斯坦布尔中心的窄巷里，“在找什么人吗？”

“记错门牌号码了，”莱昂回答，“我现在就走。”

戴着毡帽的人往旁边迈了一步，挡住了他的去路，“我在这附近住了很长时间了，也许能帮你。”狗又吠起来，龇起牙齿，“安静，阿尼卡。”他训斥道，这名字的最后两个音节之间有小小的空隙，就像下楼梯时不慎踩空的那一级。

“我在找一位海因斯先生。”

“多么巧合，这就是他的房子，”戴着毡帽的人指了指那间有蓝色信箱的房子，“试过门铃了吗？”

“好几次。”

“老混蛋不在里面？”

“他没有来开门，如果这是你的意思的话。”

“最好进去确认一下，不是吗？”牵着狗的陌生人走上前门台阶，拧了拧门把手，“锁着，但没有理由担心，我碰巧带着钥匙，海因斯先生时不时请我帮他给盆栽浇水。”

“我还是更乐意在外面等海因斯先生回来，谢谢。”

“我就是海因斯，我感谢你的礼貌。”戴着毡帽的人推开门，莱昂终于看见了他的枪，惊讶于自己为什么没有更早察觉，也许是因为狗，或者那件大衣，“闭上嘴，进去。”

——

狗趴在软垫上喘气，莱昂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想离它再远些。枪放在桌子上，他的黑色帆布包躺在旁边，像头被开膛破肚的动物，海因斯逐一检查里面的物件，护照，铅笔，线圈记事本，少许现金，一个小木盒。他打开了木盒，嵌在软垫里的是薄薄一片金属，末端是近似钥匙的圆形把手。

“再说一次你是从哪里来的？”

“美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先生。”

“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你的？”

“副领事帕克，先生。”

“他应该知道我早就退休了。”海因斯拔掉台灯插头，把它从茶几转移到餐桌上，拧亮，琢磨着金属片上纵横的电路。

莱昂清了清喉咙，“那是什么？”

“这，”海因斯把金属片放回原处，合上盖子，“是一个特别烫手的马铃薯。”

“用简单的话来说？”

“用简单的话来说，”一把椅子被拖了过来，海因斯在莱昂对面坐下，他已经脱掉了大衣，衬衫外面套了一件鸡心领毛线背心，看上去就像莱昂的十年级自然科学老师，“假设你要把你的小秘密锁起来，比如说，心爱的餐馆列表，种植兰花的窍门，或者一份外勤特工名单，先加密，是吗？然后你把它锁在一个漂亮的箱子里。这还不够，锁可以被撬开，箱子可以被砸坏，于是你在箱子里加了一个聪明的装置，在箱子打开的时候自动销毁里面的信息，除非，”他打量着莱昂，看他能不能跟上，“除非你有一条特制的钥匙，按特定的次数和方向旋转，箱子打开，里面的猫咪是活着的。”

莱昂的目光移到小木盒上，再转回来，“那是一条钥匙。”

“那确实是一条上述的钥匙。”

“副领事希望你把它送到墙的另一面。”

“副领事需要另作打算，”海因斯回到餐桌边，一一把零散的东西收回帆布包里，“我和我的好姑娘阿尼卡哪里也不去。”

狗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竖起耳朵。

“我会死在半路上，先生，我知道这一点。”

海因斯把帆布包丢给他，“我会为你祈祷。”

刺耳的喇叭声响起，三下，莱昂走到窗边，刚好来得及看见那辆印着旅行社商标的小型巴士开走。从另一个方向开来的是两辆警车，并排停在斜坡底部，穿着制服的警员下了车，向钉着蓝色信箱的房子走来。“见鬼，”海因斯说，把发报员从窗边拉开，“后门，现在。阿尼卡，跟上。”

一辆车停在后门，狗跳进副驾驶座，莱昂钻进后排。车倒退着驶出了窄巷，拐了个弯，冲下斜坡。一个警察发现了他们，站到路中央，举起手臂，示意停车。海因斯踩下油门，警察跳开了，高声喊叫着什么。

“我们要去哪里？”莱昂问，车冲过电车轨道，扎进马路另一边的车流里，喇叭声四起。

“去确认一件事。”海因斯回答。

——

“狗不能进去，”秘书重复道，“你也不能，没有权限，这个是谁？。”

“拿起内线电话，”海因斯温和地建议，用脚挡住发报处快要关上的门，“告诉领事，麦卡伦先生需要借用发报机，卢克·麦卡伦，带有一个‘a’。”

秘书怀疑地看了他一眼，回到办公室里去了。装着栅格的窗户对着领馆区空荡荡的街道，莱昂的视线不停地溜向路口，防备着始终没有出现的警车。

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发报处的门重新打开了，同一个秘书，看起来比刚才更困惑，“你们可以进去了，麦卡伦先生。”

发报处是个繁忙的蜂巢，电话响个不停，夹杂着打字机不间断的咔哒声。狗抖着耳朵，像是要甩掉噪音。海因斯赶走了一个惊讶的译码员，把莱昂按到椅子上，“给苏联大使馆发一封电报。”

莱昂戴上耳机，又摘下来，“哪里？”

“苏联使馆，”海因斯告诉他，“内容是‘阿尼卡向父亲致以问候’，明文。”

“无意冒犯，海因斯先生，我认为我们应该离开——”

“把电报发出去，克里斯滕先生。”

回复是在四十分钟后来的，只有一行字。莱昂抽出纸条，“‘退休生活如何’，逗号，‘康纳’，问号。”他放下铅笔，“谁是康纳？”

“我。”康纳·海因斯回答，“莫斯科把索科洛夫派来了。”

“谁？”

“一个老朋友，”海因斯把他拽起来，“现在我们该走了。这种适宜谋杀的天气，最好不要待在户外。”

从斯特拉斯堡来的发报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于是没有作声。

5.

阿尔萨斯大街15号的隔音室里，领事在进行最后一轮彩排。

“假如大使提出召集特殊事件处理委员会，要求把兰利和华盛顿都拖进来？”戴维·帕克问，面前的玻璃杯也许一开始是用来装冰水的，现在塞满了烟头，泡在半英寸深的脏水里。

“我会提醒他这个任务去年就已经得到授权，我们不能在意外发生之后等华盛顿慢吞吞地花上六个月玩官僚主义弹子球，我们没有时间，更别提这会让大使显得像个束手无策的巨婴。”

“强调巨婴，大使痛恨别人暗示他没有主见。”

“完美。”领事咕哝道，抓起放在托盘里的酒瓶，检查了液面高度，往杯子里添了一点威士忌。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起用一个退役特工’。”

“我不知道他退役了，肯定是因为备忘录没有更新，我敢打赌克格勃比我更早知道外勤的人事调动。”

“最后一句别在大使面前说。上述特工为什么退役？”

“从没听过这首歌。”

“卢克·麦卡伦。”

“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帕克用铅笔在废弃不用的信纸上写着什么，“假如中情局坚持接手？”

“表示感激和欢迎，但拒绝提供细节。对不起，联络不上他们；对不起，我只是个领事。”

副领事似乎问完了问题，陷入沉默。他们分坐在桌子两边，一个盯着铅笔，另一个旋转着酒杯。领事额头上布满汗珠，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手帕。墙上的挂钟指着十点二十五分，自从情报处的人把它拆开，检查里面有没有窃听器之后，它就再没走动过。

“不管怎样，大使还是会召集委员会的，是吗？”领事开口。

“恐怕是的。”

“中情局也会把这件事揽过去。”

“多半是的，先生。”

“我们要倒霉了。”

“我们不这样说，先生，按国务院认可的表述方式，我们‘仍然有不可忽视的成功机率’。”

“斯科特已经准备好车了吗？”

“就在楼下，先生。大使和夫人邀请你共进晚餐，最好换一条领带。”

领事把杯底残余的威士忌和融化成小颗粒的冰块一起喝下去，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祝我好运，戴维。”

“祝你好运，先生。”

这是副领事在他漫长而曲折的职业生涯里第一次说了实话。

——

“你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吗？”莱昂问。

在过去的十五分钟里，车一直在山羊肠道般小巷里艰难穿行，勉强躲开神出鬼没的手推车和像霉菌一样平铺生长的香料摊。副驾驶座那一侧的车窗关着，狗把鼻子顶在上面，呼出了一大团湿漉漉的雾气。莱昂缩在后排座位，看着灰暗的土黄色墙壁在窗外掠过。

“取决于‘他们’是谁。”海因斯说。

“你知道的，特工处，情报办公室，‘特殊应对小组’，或者近期流行的别的什么专有名词。”

车挤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在石阶上重重地颠簸了几下。“我父亲是个木匠，从没离开过怀俄明，妈妈在我还没到五岁的时候就死了，肺结核。我爸积攒了一小笔钱，想买下琼斯兄弟即将倒闭的伐木场，大琼斯把他嘲笑了一番，我爸扇了他一巴掌，小琼斯抄起一根带钉子的木棒，打中了我爸，这里，”他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当场就死了，来不及发出一点声音。社工一个星期后就把我带走了，那是1955年，我能去的地方只有福利院，能离开福利院的方式只有参军。”

“我很遗憾。”

“不必，因为那不是真的。我在查尔斯顿长大，祖父和父亲都是西弗吉尼亚州议员，再过两年，我哥哥也会加入这个派对，我出色的母亲和妹妹主持着一间教会医院。‘康纳应该在国务院里谋求一个职位’，这是我父亲的判决，为此我必须在欧洲服刑，‘外交经验’，他们说，‘弥补康纳从未参军的缺陷’。”车在一扇挂着红色粗布帘的门前停下来，海因斯转过身来，看着莱昂，“或许这也是编造的，你永远不能确定。我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无关紧要。下车，克里斯滕，我们要去见魔术师。”

莱昂的眼睛过了半分钟才适应烟馆里的黑暗。为了盖过刺耳的音乐声，所有人都在高声喊叫，像一群求偶季节的野鹅。烟雾如此浓厚，几乎能用黄油刀切开，海因斯掀起又一道布帘，旋梯把他们引向另一扇门，守在外面的大个子显然认得海因斯，冲他点了点头，推开了门。

楼下的音乐声减弱成低沉的搏动，仿佛地板下面埋着一颗心脏。阿尼卡径直跑向堆满坐垫的长沙发，斜靠在上面的人伸出一只装点着戒指和镯子的手，揉了揉狗的耳朵。矮胖的蜡烛占据着茶几一角，被凝固的烛泪连在一起，像高低起伏的山脉。一个圆形浅口盘里装着些说不清是白垩还是骨头的玩意，旁边是用小碗装着的核桃、葡萄干和成卷的薄片火腿。在莱昂看来，就像是有人把康涅狄格乡下周日集市的算命师帐篷连根拔起，移栽到这里。

“塔米娅，”海因斯俯身吻了吻她的脸颊，左边，右边，“像往常一样迷人。”

“迷人”并不是莱昂会用的形容词，除非你觉得一只裹在彩色涡旋纹棉布里的白化病麻雀非常迷人。狗舔着火腿片，发出湿润的吧嗒声。海因斯坐在沙发扶手上，一只手被握在塔米娅挂满金属饰品的鸟爪里，“公事，我想？”她问。

“我需要我的登山工具。”

“惹上麻烦了？”

“我什么时候不在麻烦里？”

“确实，”老太太说，一绺蜷曲的白发随着她点头的动作而晃动，“确实，我的小士兵。这位年轻人是谁？”

“我的侄子泰勒。泰勒，这是塔米娅。”

莱昂握了握她的手，戒指冰凉。老太太看起来并不相信海因斯说的任何一个字，但并没有继续追问。她穿过铺了地毯的房间，像猫一样无声无息，把几本书从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上取下来，摸索着一个莱昂看不见的锁，一声咔嗒，然后是保险箱密码盘转动的轻微声音。莱昂看了海因斯一眼，后者看着被窗帘遮挡着的窗户。

塔米娅把一盒子弹放到桌子上，第二盒，第三盒；一把手枪，护照，远远不止一本；一个皮夹，一张日内瓦核发的通行证，上面用德语和法语写着“红十字会运输车辆”。她有条不紊地搬运着这些东西，像松鼠清空过冬的存粮。海因斯翻了翻皮夹，里面有些现金，各自折成一小叠，法郎，马克，英镑。

“替我照顾阿尼卡。”

塔米娅树枝般的双手撑在胡桃木桌面上，“我应该告诉她你什么时候回来？”

“一般而言我不推荐人们和狗交谈。”海因斯把皮夹放进口袋里，冲莱昂打了个手势，让他收好剩下的，“你也许还需要处理一辆车，推进河里，撞毁在山路上，方式不限。”

“不是喜欢退休的类型，我从第一天就这么说过。”

海因斯推开了门，“再见，塔米娅。”

——

留着一撮可笑胡子的使馆雇员放下电话。

“警方拒绝设置路障和检查站，”他解释，安东思忖着这个人的声音是本来就这么尖细，还是因为此刻非常紧张，“除非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找这辆车，而且他们希望我们通过常规外交途径沟通，而不是，我引用他的原话：‘编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浪费他们的人力’。”

也不再需要找这辆车了，安东想这么说，但并没有开口，也许水警两个月后会在港口捞起一辆车，外观完全符合苏联使馆的描述，只是缺了牌照和司机。他们第一次交手的时候，彼得的孩子们花了大半个月才在山谷里找回被丢弃的卡车。那是以色列向叙利亚和埃及宣战的那一年[6]，伯尔尼[7]的冬天尤其恶劣，白天仿佛只持续短短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匆忙让位给寒风呼啸的夜晚。酒店里挤满了情绪低落的滑雪者，在大堂酒吧裹着墨绿绒布的沙发上心不在焉地玩纸牌，安东藏在他们之间，等一个借道维也纳来的英国建筑师，以及他随身带着的坎布里亚浓缩铀工厂蓝图。大雪压塌了一段电线，火车比预计中迟了一周，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不妥。

在这些栖息在酒吧的候鸟中，安东认得一家意大利人，主要是三个吵闹不堪的孩子，父亲永远在看报纸，母亲总是点一杯橙汁和一杯伏特加，一点点地把它们混在一起；两个阴郁的德国人，从不和对方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一群骑术学校的学生和他们肥胖的督导；还有一个总是坐在吧台最右边的影子，如果安东有机会猜三次的话，他会说银行家，图书馆员或诈骗犯。

火车宣布再次停运的那天晚上，安东比平常更迟下楼，餐厅里已经相当拥挤。纯粹是为了躲避那三个互相投掷黄芥末的那不勒斯小恶魔，他坐到了银行家、图书馆员或诈骗犯旁边。后者起先并没有理会他的意思，直到酒保把马丁尼放到安东面前，他才侧了侧头，“该试试他们的威士忌。”

“马丁尼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只是给你推荐更好的选项。第一次来伯尔尼？”

银行家，安东敲定了一个印象。“第二次，事实上，只是路过，如果不是因为火车。”他打了个手势。

银行家拿起酒杯，铜袖扣在吊灯下闪闪发亮，他的眼睛是绿色的，“敬瑞士铁路。”

“敬瑞士铁路。”

他们各自喝了一口酒。挂在酒柜旁边的壁钟走到了九点，在他们身后，乐队奏响了第一个疲倦的音符。没有人跳舞，雪抽打着高耸的窗户。

“名字是亚历克斯，顺带一提。”

亚历克斯看上去并没有握手的意向，安东也没有动，“本杰明。”

“现在你想试试威士忌了吗，本杰明？”

他想。乐队换了一首曲子，慢悠悠的小提琴。他们聊天，接下来两晚都是这样，亚历克斯谈论去世一年的妻子，安东谈论自己不存在的女儿。身份毕竟只是些手套，戴这一双来取出烤盘，戴另一双来擦墙上的血迹。

建筑师在铁路恢复运营当晚抵达伯尔尼，住进了酒店仅剩的一间顶楼套房。按照计划，他应该在九点一刻到酒吧来，假装惊喜地撞见久未见面的朋友本杰明·里克特，蓝图的缩微胶卷藏在他的钢笔里，本杰明会带走这支钢笔。八点四十五分，安东点了一杯威士忌，亚历克斯向他借了打火机，宣布要到花园里抽烟。

亚历克斯再也没有回来。九点过十分，安东搭电梯到顶楼，径直走向转角处的客房，门关着，但并没有锁，一拧把手就开了。他先看见了翻倒的写字台，然后是昏迷不醒的线人，钢笔和手表都不知所踪，皮鞋鞋底也被割开了。前台并不清楚亚历克斯到哪里去了，他在登记表上填的地址如此潦草，完全无法辨认。门童一口咬定亚历克斯没有离开酒店，至少不是从大门走的，不过早些时候确实有一辆运送食材的卡车开走了，这并不寻常，毕竟卡车一般是清早来的。

留着胡子的使馆雇员清了清喉咙。走廊对面的办公室里，一部电话响了起来。

“不需要找那辆车，”安东告诉他，“他会选择步行，也想尽快出境，他只有一个选择。”

对方茫然地看着他。

“港口，”安东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让孩子们去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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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1918年起为南斯拉夫首都，直至2006年南斯拉夫解体

[2] 美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位于阿尔萨斯大街15号（15, Avenue d’Alsace 67082 Strasbourg）

[3] Langley，位于弗吉尼亚州，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

[4] 斯大林大清洗期间

[5]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所在地，捷尔任斯基广场11号（1990年代恢复原名卢比扬卡广场）

[6] 1968年，这场战争延续到1973年

[7] 瑞士首都，位于西北部